• 《财经》4月荐书

    本刊4月荐书

      总第209期 出版日期:2008-04-14  共有 0 条点评

    新经典

    《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著,梁培宽、梁培恕辑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梁漱溟先生的读书笔记,往往被冠以“勉仁斋读书录”。“勉仁斋”最初出现于1925年,指他那时在清华西院的借住之处。当时及其后,他也以“勉仁斋”称谓与师友同处共学之处——这又要追溯到1921年,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曾提出“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即聚合一些朋友,同处同学,恰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这一想法后来得到了响应与实践。勉仁斋几经迁徙,熊十力先生参与甚深,此外还有一位德国人“卫中”先生——梁漱溟曾专文介绍过他的生平与思想(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梁先生的长子和次子此次合力整理的读书笔记,是1993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之“勉仁斋读书录”的扩增版,由原来的36篇扩为现在的61篇。

      梁先生学识、经历和见地卓越,其读书笔记处处透出真精神,令人不能掩卷。最后一页关于“改革官办教育”的论述,更是发人深省。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汪丁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本书由作者多年讲授“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大量讲义精选而成,它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对全部经济学予以反思,在这一跨学科的层面上重新阐述和思考经济学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均衡”、“货币”等核心概念,并且努力将经济学基本问题与现实世界里的个人及社会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考察了诸如“善与幸福”、“情感与心灵”、“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等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

      与以往的讲义不同,这里每章都以一幅“心智地图”开篇,使全章内容和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知识与情趣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张朋园著,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月第一版

      作者多年研究民国初期的立宪政治,于80岁高龄发表这部专著。如汉学家黎安友所说,“论述发人深省,是历史和政治学界不可或缺的开创巨著。”张先生的研究,着眼于政治精英与政治形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精英们信奉的政治理念对中国的民主生活及其制度成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全书500多页,附录表格占了大部分,正文不过200多页,足见作者于基础资料与文献所下的功夫。

      这一研究报告的初衷,据作者自序,源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看法——“有选票就有民主,无选票则无民主。”那么,当选票普遍地可交易时,民主生活极易蜕变为政治的腐败。若要扫除政治腐败时,选票又极易成为可有可无的了。在张先生的透视下,中国精英分子自身的素质使然,“民主政治的标杆虽在,却是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经济史》

    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作者毕生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且发表的著作也都是思想史方面的。惟独这一部作品,是经济史而不是思想史,难怪成为作者“平生写作时间最长,而且最费心思的一本书”。

      此书写作始于1987年,成于1997年。估计侯先生或许在思想史研究中始终有经济史的问题而不能破解,不得不对经济史考察一番。这一推测的根据是,侯先生在序言中提到,“在杭州寓所小住,读书与冥思,思及留澳期间所创的一般化劳动平均生产力(GAPL)应是人类发展经济的追求目标,……当初,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量)’,似有GAPL的涵义……”。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侯先生这部作品是接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路而阐发生产函数理论,这当然会遇见不能破解的经济史问题。

    《尼科洛的微笑:马基雅维里传》

    (意)毛里齐奥·维罗利著,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

      对于《君主论》这样的作品,每一个时代都有争论。引发无穷无尽争论的原因之一,也许是读者对作者身世与经历的不同理解。这部传记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解读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并且,与目前普遍很差的译笔相比,这一作品的中译本十分流畅。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里的性生活犹如那个时代一样混乱、荒唐、自由,堪与他的手抄本《君主论》在当时引发的情感相提并论。

      本刊学术组

    2008-05-01
  • 田地及租佃问题—民国时期川西农村经济个案研究

    田地及租佃问题

    —民国时期川西农村经济个案研究

    曹芬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刘文彩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依据

    历史档案及有关资料,考察刘文彩及其家族发家A产的历程.统计其田产数顿及分布情况,通过分

    析其田地租佃关系,进一步了解并解释近代封建土地制度和民国川西地区农村生产关系问题.

    关键词租佃;军阀;官僚地主;集中;分散

    中图分类号x'3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一342(2000)04一34一05

    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

    这种大土地所有制是通过土地买卖或特权进行兼并而形成的大规模土地私有,并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

    以众多个体家庭租种小块土地为经营方式的结合休.因共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农

    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周期性危机之中.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封建性的土地兼并并未减

    弱,相反还有所加剧.如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末能实现土地归"皇上帝","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理想,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更无从谈起.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结局不是乡村土地田产的重新治理和繁荣,

    而是旧秩序的恢复和军阀大地主的兴起.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统治,但封建土地制度丝毫未

    动摇.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军人阶层队伍的扩大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军阀地主更加兴盛.新兴的大大

    小小的军阀占有大量土地,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新兴的地主购买了大全田地后,仍采用招佃耕种,

    实行封建的地租剥削,而土地耕作者,在沉重的地租剥削下缺乏劳动兴趣,更缺乏再生产能力.20世纪上

    半叶,中国农村已处于极端贫困,落后甚至崩溃的边缘.

    可以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完全进人了失序期,战争连绵不断,农耕生产水平极度低下,构成了中国社

    会最大的特色.而民国初年的四川,更是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川从1912年的"成都

    兵变"至1932年的习二刘大战"止,共发生了470多次军阀混战①战争儿乎平均一月两次,为全国之冠.

    本世纪初年,四川大邑刘文彩家族尚未发达,直到1920年刘文彩之父刘公赞去世时,刘家田产总数仍未超

    过100亩.而在此后的20-30年中,由于家族中刘湘(曾任川军总司令,省长,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

    刘文辉(曾任四川,西康省长,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先后成为大军阀,家族众多成员得到提携,刘氏家

    族随之急剧暴发,占有田地激增千倍,成为当时中国新兴军阀地主的典 L代表.

    1922年,年己35岁的刘文彩只身来叙府(今宜宾,时为刘文辉川军第一棍成旅的防区),开始了他青云

    直上的军阀官僚生涯.在宜宾的十年中,随着刘文辉势力的日趋增大,由旅(长)而师(长)而军(长),刘文

    彩也步步荣升,先后担任烟酒专卖局局长,船捐局局长,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川南捐税

    万方数据

    总办,叙南清乡司令等军政要职.在任职24军叙南清乡司令时,刘文彩实际掌握一个旅的兵力,并总揽其

    驻防区数县的全部权力.刘在任职川南税捐办时,统管理24军防区近80余县的税收(当时全省共146

    县)a

    "二刘大战"爆发后,随着刘文辉的军事失利,刘文彩携大量资产退回了大邑老家,成为下野官僚.由

    此也拉开了他大兴土木营建庄园和大肆购置田产的序幕.这时,中国农村」地集中程度已相当严重,据

    1928年春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土地的调查》②综合制表(1928年中国农村各阶层人数及土地

    调查统计表)可以看出,有地农村约占农民总数45%,无地的农民则占55%.而有地的农民中也有极贫极

    富的差别,占全国农民人数仅13.4%的地主富农,占地达69%,广大贫农占地仅为全国土地总数的19%,

    这充分看出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情形.另据陶直夫先生的估计,地主富农人数占10%,占地达68%,

    广大贫农雇农占地17%③.这两种数据虽有不尽一致之处,但估计是基本正确的.

    同时期四川土地兼并程度亦相当严重,名列全国前矛.而兼并土地者,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军阀.资料

    显示:"最大的地主有达三万亩以上者,普通由一,二下亩至四,五千亩"不等④.这样的趋势,引起了四川

    地主阶级内部显著的新旧更替,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以下是1935年四川十县新旧地主对比的

    调查统计⑤.

    表一:四川十县新旧地主对比调查统计表

    类别占地主户数百分比占全部地主田地百分比

    1.新地主58.5%87.29%

    A军阀地主2.53%27.14%

    B官僚地主13.929618.45%

    2.旧地主40.34%4.27%

    刘文彩所在的大邑县较以上统计数字更加突出.据对民国25年灌县,崇庆,大邑等地的调查,三县

    新兴地主共占地主户数71.8%,占地主」地87.3%e新兴地主中.军阀地主占地主户数2.1%,却占有全

    部地主土地48%,官僚地主占地主户数24%,占地主土地19.796.同时期,大邑新地主户数为全部地主

    户数87.9%,占有全部地主田地的99%a其中军闷地主户数只占新兴地主户数的2.9%,却占有全部地主

    田地的66%.这样就可以看出,土地主要集中于军阀地主手里.军阀混乱,不仅给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灾

    难,也迫使广大贫农,下中农日益破产,被迫出卖田产.而且,由于军阀混战中出现大量新兴军阀和官僚争

    购田产,也沉重地打击了一部分中小地主.JE如资料记载:四川防区制时代(1918-1933年,作者注),因苛

    捐杂税悉出自土地,故中小地上极端没落.且大小军阀争置田产,政客,商人亦起而效尤,各县收成可靠之

    音胶沃土,一时颇有集中之趋势⑦.

    由于民国时期政怡动荡,战事不止,土地关系变动剧烈,地价也随之时起时落很不稳定,这a为以军

    阀,官僚身分购置,占有土地的新兴地主提供了机会.这恰恰为刘文彩这样的地主出身的下野官僚创造了

    极好的机会.从资料记载来看,刘文彩大量购置土地正是在1932-1938年部分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破产

    万方数据

    变卖田产,地价较低的这个时期.刘文彩所占的土地大部分在大邑,其余分布情况按顺序是崇庆,温江,华

    阳,成都,双流.郸县,新繁,新津和邓睐口

    关于刘文彩田产总额的统计,笔者所知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数据差异较大,显然是由于对文献资料占

    有多寡不同造成的统计不准.第一个数据是8091.43亩,这个数字为1992年版《大邑县志》所公布.因统

    计不全而,实际上这个数仅相近于刘文彩在大邑一地的田亩数.与此比较相同的意见是1966年2月刘文

    彩帐房总管薛畔久的p述材料"刘文彩有旧地八千多亩"⑨,这也有谬误.第二个数据是12530亩,最早

    出自《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联合编写组,1978年),此统计接近实

    际,但亦有所枯计.与此相近的一个数据为12036,载刘氏庄园档案(既卷).第三个数据,即15488.131

    亩,出自(大邑地主庄园馆志》(1982年出版),与此相近的提法还有"约1.5万亩"(1992年,文物出版社《大

    邑刘文彩庄园》),田亩数过高的原因在于估计而非有文献依据的统士民'第四个数据是20473亩,出自1958

    年筹建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资料整理材料(见刘氏庄园档案D6卷).此数字在12000余亩统计的基础

    上,又加上了刘文彩原在叙府(6787亩),雅安(约1650亩)两地的田产.而实际情况是,刘文彩自1932年

    从川南去职回到大邑后,己逐步结束了在宜宾等地的全部经营和财产(包括田产),后刘文彩购置川地全部

    在川西地区.薛畴久也明确表示:"宜宾和雅安没有田地"⑩.

    那么,刘文彩II1地总额竟是多少呢 根据1950-195)年四川省档案馆第63-66号卷宗(成都,华阳,

    双流,温江,邺县,新繁,新都七县农民协会驻蓉办事处(成都第二区刘文彩业主自报出租田地押金登记

    表)》(由刘文彩二儿子刘元华作为填表具结人),笔者作重新计算并制表统计如下:

    表二:刘文彩在大邑各乡田亩统计表

    乡镇名龙风沙渠蔡场安仁敦义1安唐场合计

    田亩数236.461117.891456.896834.44944.881105.572422.29

    7564.761乡镇名苏家韩场董场元兴三岔王泅

    田亩数273.19935.899783.392379.942962.8211.1

    表三浏文彩在川西土地田亩统计表

    地名温江祟庆华阳双流成都新繁新都郸县邓睐新津合计

    田亩数919.4941447.76275892603502502702501202504876.156

    需要说明的是,表三中双流等后七地的田亩统计为约数(约1750亩),采用了刘氏庄园筹建时所作统

    计,笔者认为这些枯计墓本符合实际.即使有一些小的出人,不会对刘文彩全部田地的统计结论产生影

    响.以上表二,表三合计数相加应为12440.917亩,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刘文彩的全部田产数.但笔者相信

    还有遗漏,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若考虑到刘文彩对其管家,亲信所作的赠予,考虑到尚有庄园留耕的少许田

    地以及营建公馆所占的田地等项,刘文彩所占田地总额还会增加百余亩以上.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

    12500余亩的提法最为符合实际.至于刘氏家族全部田地总额统计问题,因资料的不够全面,亦因非木篇

    研究范围1故在此不作探究.

    万方数据

    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兼并大量田地,致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破产的农民一部分流人城市,大部分成

    为佃农,耕种地主的田地并遭受封建地租的剥削.地租是封建地主通过土地出租而获得的收益,.也是地上

    占有农民剩余劳动的一种墓本形式.地主为了实现地租剥削,除必须把占有的土地出租外,还要把那有一

    定的生产工具和资金,并能自由租田的农民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以便持久地向佃农剥削其剩余劳动以至

    必要劳动.民国川西地区地租实现形式主要有纳租金法,纳租谷法,分租法,帮耕分祖法.纳租金法即佃

    户每年纳定额租金给地主,纳租谷法即佃户每年纳定额农产品给地主.民国三卜年后,通货膨胀不断,地

    主都收谷物,不收租金.分租法即佃户每年视农田之丰歉,以产量按成数向地主交租,但这种情况少.帮

    耕分租法即佃户出劳力,所需耕种资本,上地,种子,农具,耕畜,肥料等皆由地主供给.收获后佃户分得规

    定成数的部分产品这种悄况更少.前两种为定额制,后两种为分租制,其中以定额谷物为普遍.实物地

    租率高,一般占总产量50%,高的达80%,佃户交租后再扣除自己的投人,几乎一无所获.因刘文彩田地

    大多在大邑县,以下两表引述《大邑县志》(1992年版)材料:

    表四:民国27年地租额表

    表五:民国30年每亩田,地押金额表

    项目水田早田

    等级上中下上中下

    平均金额12.769.787.587.285.774.43

    押金是佃农租种地主土地预先交付的保证金,其数额随田地肥瘦和当地习惯而定.当佃户欠租时,佃

    上有权以押金抵租,(1H户退回时取押,但押金无息.

    民国时期,地主们采取各种对自己有利的租佃方式和收租收押方法.一般来说,随着居住在城市的大

    地主增多,他们大多采取大片整块出租给富裕中农,富农及"二地主的方式,虽然地租额略低一些,但收租

    省事,并可取得高额押金.居住在农村的地主多采取小块分散出租的方式,以取得高租.城居地主一般收

    取货币钱租:或者"折租"(即按实物地租折收货币),农村地主则多收取实物地租.据大最资料来看,刘文

    彩主要收取定额的实物地租一般按上,中,下田地等级,每亩纳租七斗至一石不等.薛畴久回忆说:"这些

    田说是一亩收一石,有时只能收七,八斗,最多九斗"0.另据刘元龙,刘元华1950年前后向政府自报的田

    亩清册材料,侮亩收租额多在一石左右.按当时的粮食平均产量,佃户向刘文彩所纳正租丁项,已超过土

    万方数据

    地产量的60%以上,因而也超出了大邑地区主佃分租比率平均数(贝左四).

    以上对刘文彩收取地租的方式和数额作了一定的考察.对刘文彩田地租佃问题进行分析所得出的另

    一结论是:土地占有愈来愈集中,使用则愈来愈来分散.根据刘元龙1950年报送的佃户田亩统计表及田

    亩清册制出表六.

    表六:刘文彩在大邑10乡佃户及田亩统计

    乡名苏场王洒1m场禁场韩场安仁龙凤元兴范场三岔合计

    佃户数5034727614716140651542991242

    田亩数11.1184.4161029.532577.417504.944151.74171.02657.94964.754389.634136.775

    原材料还包括佃户的姓名,住址,佃田数目,纳租数额,减租数,应交公粮数,实收租数等项.因报表人

    对当时大规模的减租退押及交公粮运动(减租率25%,押金全退,公粮按50%比例上交)的不同认识,故编

    制的这份田亩清册不是完全与实际相符的,如刘文彩在各乡的田地数目不全,其他项或有遗漏,但佃户佃

    田的数目是正确的.根据表六及其他材料又制表七.

    表七:刘文彩在大邑10乡佃户佃田数,分类表

    佃户数量分类0.21一5亩5.1亩一9.9亩10一18.7亩21.685亩,44.4亩合计

    佃户数量992户203户45户各1户1242

    占佃户百分比率79.871%16.344%3.623%0.161%100%

    由此看出,佃田超过20亩的,只有2户,而绝大部分佃户佃田在5亩以下.一方面,生产力的极端落

    后,使广大佃户连租种5亩以上土地的能力都没有,只有在地主出租的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艰难糊

    口.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证,一旦失去,农民便不可避免地陷人贫困的深渊.而另一方面,伴随土地

    兼井不断加剧,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在极少数军阀地主官僚手中,而土地使用权则分散于广大贫雇农手

    中,土地占有愈集中,使用则愈分散.这一趋势深刻表明旧的封建土地制度矛盾的激化.

    中国的昨天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占全部经济生产的90%,其人数占全国人口80%以上.以上地

    肥沃,物产丰富著称的川西平原地区,则更具有农耕经济的典型特征,其土地高度集中和分散租佃使用的

    旧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得近代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休小农经营在落后的生产方式9础上的矛盾,已成为中国

    近代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根据这样的国悄,可以认为,亿万中国农民在近代社会革命中的参与程度及其

    力量的发挥程度,是决定政治变革和经济现代化成败的关键.这已被半个世纪前的历史所证明.本篇对

    刘文彩庄园经济田地及租佃问题的一些浅识,也旨在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及川西农业生产发展研究提供

    一份历史的典型的个案材料.

    注释:

    ①《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②《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③《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④⑦郭

    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⑤根据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等材料综合制表,十县是大邑,崇庆,灌县,

    重庆,万县,宜宾,酉阳,雅安,苍溪,江油.⑥(大邑县志》(1992年版).⑧转引自《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档

    案1326卷》.⑨⑩⑧《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档案D9卷》

    (曹芬:助理馆员,vv川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611331)

    2007-09-22
  • 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 《历史研究》2005年第1

    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

    ——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939

    黄道炫

      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土地占有/东南/苏区/土地革命/江西/福建

      1930年代,江西、福建等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形成中国最有影响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关于当时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占有状况,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几十年来,有关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由于对资料挖掘、利用、分析的限制,具体、细致的说明尚嫌不足,一些著述对土地占有状况及土地革命成因的描述陈陈相因,缺乏实证性的史实支撑。国外相关论著则由于史料的缺乏及建构体系的冲动导致太过浓烈的假想特征。(注:1949年前全国土地占有状况,中国有关专著几乎众口一词:“人数极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极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无地或少地。”(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2页)具体的占有数字,习惯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这一估计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仍被坚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也有研究专著对此有所修正,认为:“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合并计算,大概占有了全国耕地的60%—70%……而且,在土地肥沃的东南地区,土地所有权更趋集中。”(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早在1970年代前后,国外已有学者提出,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应在50%左右。(Wong John ,Land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ew York:Prager,1973.Lippit Victor,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Evelopment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Press ,1974)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此作出较为客观和深入的研究,章有义提出地主、富农占地的实际比例应在50%—60%(《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认为1949年前地主、富农占地应在50%左右(《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此后,不少著作对华北地区土地分散状况有所涉及。张佩国认为,江南地区“土地占有的集中化是不存在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总体上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呈不断深入的趋势。但这些研究中,从全国范围着眼多,论证也相对细致,而具体的区域研究则尚欠充分,对各地区土地占有状况的具体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要澄清这一长期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判断的重大问题,对众多互为对立的材料的全面引证、分析、清理也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关于土地革命成因,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国外一些学者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等某种程度注意到了这一判断与历史事实间的距离,其“内卷化”理论尝试从农村权力结构变化上解释农民革命的起因,这种尝试的意义和其受到的关注成正比。但面对丰富的历史现象,经过提炼的结构性说明常常不免于以牺牲“微小但却真正重要的细节”为代价。(黄冬娅:《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个案的分析》,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12号))本文悬探索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关系为鹄的,以土地革命中心区东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数省市,(注:由于湖南、湖北在土地革命中也具重要地位,在地理、人文、社会方面与江西、安徽等有相当的关联,因此,也适当使用这些地区的相关资料。)希望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努力呈现与历史资料提供的事实更相契合的解释。

      一

      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土地革命基本区域的土地占有情况,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理论上说,当时所做调查应是最准确的,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关于农村分层,存在阶级分析和阶层划分两套分析系统,本文在概念运用上以前者为基础,同时由于史料使用上的需要,也适当使用后者一些概念。)中共赣东北党对江西乐平的调查显示,该地土豪、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地比例分别是2%、40%、30%、5%、5%.(注:《鄱阳党团工作报告》,1927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8页。)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67页。)

      当时,一些有关机构也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过调查。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注:《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注: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1943年编印,第69—70页。)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注:《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第1页。)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西、福建两省1934年自耕比例为54.9%、60.67%,佃耕比例为45.1%、39.33%.(注:《各省自耕及佃耕经营之面积》,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63页。)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

      南京政府土地专门人员所做的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较多强调土地的分散情况,其对江西新干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干第四区谦益村,自耕农占百分之四一点二一,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六点二一,佃农占百分之八点四九,雇农占百分之三点六四。”(注:丰城、清江、新干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22日。)这一数据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这和福建上杭调查有相似之处,但和江西全省数据有一定差异,不排除其在选样上有偏向自耕农占优势地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调查结论多是:“安远、寻乌、信丰三县,大都聚族而居,各村之土地,为各村民所有者,占大多数”;(注:安远、寻乌、信丰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1月23日。)“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以前均系小农作业之自耕农制,纯粹收租之地主,与贫无立锥之佃农,均占极少数,大地主制尤为稀少。”(注:莲花、永新、宁冈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5日。)其调查结果详见表1.

      从表1看,各地拥有土地的农户达到总数的90%左右,完全无地的农户数量不多,在10%以内或稍高,但拥有5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比例很高,普遍在70%以上,证明农民缺地少地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虽然,这些调查在对象选择和数据统计上可能不无偏颇,如只统计不同土地占有量的户数,却没有对其土地占有数作出说明,有意无意模糊了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但有理由相信,它仍然反映了江西土地占有的部分实况。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当时中共内部有关报告的证实,如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就明确指出:“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江西万安也是“自耕农占全县人口大半”;(注:《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09页。)另方面,还可以把上述调查数据和1950年前后江西、福建土地改革专门机构在农村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加以对比,相互印证。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两者间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如可以发现,在不少地区,1940年代末的土地集中程度略高于抗战前。浙江丽水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地主抗战前占地661.4亩,抗战后达到837.2亩,占有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182页。)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战前地主占有土地(包括公田)达28.72%,1940年代末为30.5%.(注:《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年编印,第124页。)不过,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湖北20个典型乡土地一般集中区战前地主富农占地32.29%,1940年代末为28.95%.(注:《湖北二十个典型乡调查材料之一》,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1951年编印,第3页。)浙江丽水南明乡4个村1939年地主、富农占地高达64.48%,1948年为58.82%.(注:《浙江农村土地关系变化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5—6页。有意思的是,该文一开始就判断在抗战前到1940年代末的十余年间,浙江农村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少数剥削阶层的趋势,但其所举两例一是本例的地主、富农占有率有所减少,另一例地主、富农占有率稍有增加(2.38%),似乎并不足以证明其论点。)

      总起来看,无论是集中或分散,抗战前和1940年代末两个时期偏差不是十分剧烈。由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总体上增减变化应不会很大,1940年代末的数据基本尚能代表1920—1940年代土地占有状况。(注:姜涛在关于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的长时段研究中也认为,1920—1940年代中国乡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比重“只有很小幅度的波动”。见氏著:《人口与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表2、表3所列就是以1950年前后闽、赣两省土地改革专门机构调查结果形成的综合数据。

      资料来源:《闽东北农村土地租佃剥削情况调查》、《后屿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南塘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七保村各阶级(层)田地占有情况表》,《福建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3、22、23、61、69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年编印,第4页。

      说明:*该数字包括雇农。

      注释:

      (19)本文所列凡以阶级划分各表均省略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外的非主流社会阶层,故各表统计总和不一定为100%.

      资料来源:《银坑区土改运动总结》,江西省农协第二工作团,1950年编印,第3页;《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的社会情况调查报告》、《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146、102页;艾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47—49页;《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9页;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

      说明:*该列数字为抗战前数据。

      **公略县为苏区时期由吉安、吉水划属。

      ***江西28村包括12个苏区村、9个游击区村、7个白区村,涉及人口29354人。

      从上述调查材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乡”,(注:《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页。)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土地占有率比较接近,多在20%左右。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注: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有时具体调查和结论本身就相互冲突,如江西宜春一个村的调查显示,该村地主占地18.98%,贫农人口占58.4%,占地45%,贫农占地比例应是较高的,但其结论是“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却无田耕种”。(马成礼:《江西省袁州专区农村情况调查》,《长江日报》1950年7月17日))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惟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注: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其得益者也不尽相同,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尤其是赣南、闽西往往采取轮耕制,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公田的可能性更小。但轮耕制却也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公田不属于任何个体,所以公田在轮耕中地力常被破坏、浪费,农民“实行掠夺地力的经营,使土壤变坏,估计这种族田的收成,要较一般产量低五分之一。”(《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考虑到赣南、闽西公田比例巨大,其所造成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注:其实,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况在当时东南农村如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广泛存在。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注意到当地土地占有“分为两层,即田面和田底”,(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而江苏常熟“全境大都是这样”。且由于地主衰落,使用权出卖后“往往无力赎回,佃农也常藉此刁难地主”(《调查日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3页),所有权权益大幅贬值。1930年代后期及1940年代,使用权价格常常高于所有权,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可信。事实上,土地改革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江西“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注: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稍后江西的调查结果仍显示,1940年代末,地主、富农、公田占地“一般多的可达40%,少的15%至20%(苏区)”,(张日震:《江西土改试点工作情况》,《中南土改简报》第4期,1950年12月)和刘俊秀的结论无实质差距。然而该调查材料一开始就声明:“对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过去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过去估计地主、富农、公田只占土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如上文所示,调查的最终结论实际和这一估计并没有区别。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现的心态,在当时的调查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事实和理论间的落差造成调查者相当程度的困惑和不安。)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较之全国并不算高的。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南均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注:张根生:《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与租佃关系的初步调查》,《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6—28页。1930年代也有调查认为江西“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可证明农场面积之狭小,与土地之过细分割,同时可确知本省绝无土地集中之现象”。(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84984—84985页))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其实还要低于江西。

      二

      闽赣两省调查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占有状况,如果放到更广大的东南地区加以考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关于1920—1940年代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20世纪上半叶有众多的调查资料,其中,阶级划分方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调查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以纯客观的姿态进行,以地主、自耕农、佃农作为中心概念,将农户以占有田亩大小而不是以阶级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他们的调查,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基本状况如表4(括号内为占地百分比)。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印行,附录第13页;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21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9页,由于该书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书名重复,后凡引该书者均在书名后注(农复会本)。

      说明:*包括5亩以下农户。

      **此为20亩以上所有农户数。

      ***该列为占地数据。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闽赣两省的调查结果相比,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即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占农村中的大多数,缺地少地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农户数量很少,土地集中程度有限,自耕农占优势的状况相当明显。事实上,当时关于东南地区自耕农比例的专门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自耕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浙西75村中,自耕农占32.9%,自耕农兼佃农占30.4%,佃农占36.7%.(注:韩德章:《浙西农村之租佃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34年3月。)南京汤山自耕农占61.4%,自耕农兼佃农占29.7%,佃农占8.9%.(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江苏句容自耕农占57.2%,佃农占15.79%,自耕农兼佃农占26.98%.(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20页。)

      以农户占有田亩多少为依据考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虽然避开了阶级这一被当时有些人认为存在主观倾向的概念,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问题。一是普遍没有注意村外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而村外地主在许多地区土地占有中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二是以农户而不是以人口为标准在当时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人均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忽略农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也不能对其与土地的关系作出准确说明。因此,客观地看,1930—1950年代初,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值得重视,尤其是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为配合土地改革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更具全面性、客观性,下列数据基本取自于这样一些调查材料。(注:1950年代前后中共土地改革部门所做调查的可靠性与其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掌握的资源、调动的力量、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共有关部门关于土地问题的大规模调查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在相当严谨的要求下展开,北岳区为进行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查动员人数达到17000余人,3名区级以上干部因进行调查而被敌包围牺牲。(参见郑天翔:《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行程纪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这些确实使其在土地和阶级关系的判断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然,中共这些调查也存在不足,一是对农村生活、农村社会重视不够;二是“对地主占地往往有所夸大”。(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但前者基本不影响本文论述,后者则与本文论点呈反向关系,恰可为本文论证留有余地。)

      资料来源:《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临泉县农村经济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4—5、36—37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人口总数及比例根据第355—363页有关表格计算,土地占有比例见第128—130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78—179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0页,人口数据参照第31页及第202—206页计算(以下引用该书注为《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江阴县农村经济概况》、《无锡县云林乡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29—30、107页。

      说明:*关于这一时期土地占有状况有相当多的数据,为更具代表性,本表选取已经过严格选样、且规模相对较大的调查成果。

      **浙江是村外地主比较多的地区,如果考虑到村外地主的因素,该列数据应和实际占地情况应有一定差距。根据1952年编印的《浙江省农村调查》提供的材料,加上村外地主占地,浙江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常常达到50%左右,但这些统计都在总田亩中忽略了公田的数据,极有可能是将公田算在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内,而浙江是公田发达地区(平均达到16.35%),这使该省有关调查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从上列数据看,地主、富农占地在30%—40%间的乡村占大多数。不过,在土地集中地区,也有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在60%左右,如常熟7村地主、富农占地达59.52%;被认为“可代表徽州专区土地集中的部分地区情况”的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占地56.56%,富农为6.54%,两者占地总数为63.1%.(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集中区,地主、富农占地总量也没有达到8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江南地区普遍存在公田占有制,(注: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福建公堂土地达29.36%,浙江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独立统计的南京、上海分别为8.58%、9.91%.(《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5页)江西也属公田发达地区,该省抽样调查中,公田占总田亩面积的12.8%.(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加上中农阶层在这里发育良好,这两者占地比例一般在40%以上,再加上贫农及农村中其他一些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占地,地主、富农在江南农村普遍占地比例应不超过40%.当然,在具体调查中,地主、富农大比例占地的个案确实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浙江龙游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县为浙江土地集中区(所调查4县中最集中者),在其选样调查的8村305户中,土地占有集中程度十分严重,占户数13.21%的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2.63%.(注:《龙游八村村户所有田亩分配表(B )》,《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0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龙游全县3.3万余户村民的调查,发现有田千亩以上者5户,500—1000亩者20户,200—500亩者约20户;而在选样调查的305户中,有田千亩以上及500—1000亩者各有1户,200—500亩者有4户,选样调查户数不到全县总户数的1%,而大地主户数占到全县13%,显然选样调查中的大地主户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县的比例,这必然要影响到调查的代表性。因为,在同一地区,土地集中情况往往会存在很大差距。同样是浙江龙游,1950年该省土地部门的调查显示,这里既有地主、富农占有田亩高达82.95%的村庄,也有全村554口人中没有地主、仅有富农占地13.22%的村庄。(注:《龙游县农村经济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63—64页。)因此,如果在个案调查中选样出现偏差,很难保证其能代表该地区的实况。因此,集中的、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对正确认识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表6所列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页;《建德专区寿昌、分水、桐庐、遂安四县及建德城关区淳安港口镇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35页。

      说明:*该调查涉及37万多人。

      从表6提供的数据看,其调查规模都比较大,而其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地主、富农占地普遍在35%左右(最高39.87%、最低27.43%);中农占地数量和地主、富农占地数接近,但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前者,一般达到30%左右;贫农人口最多,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占地很少,在15%—20%之间,由于上述数据有广泛调查作背景,且与个案调查中的多数结果可相互印证,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综合多种调查材料看,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土地占有不如学界普遍描绘的那样畸形,(注:东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代表的江南地区向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和租佃率最高的地区,这一判断在近期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仍然得到坚持,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及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均持此种看法,本文无意质疑这一观点本身,但对支持其观点的具体数据不表认同。由于以往对全国土地集中状况普遍高估,江南土地集中状况的估计也往往因而水涨船高。)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有些村落甚至没有地主。上海南汇“整个东祝宅没有一个地主……邻近几个村也没地主批斗”;(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注:王日根:《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注:孙淑芸访问黄易稼记录,江西瑞金,2004年5月31日。应予说明的是,这些无地主村反映的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而不是另一种“无地主村”显示的不在村地主集中占地状况。此外,在东南大部分地区,小地主占绝对多数。江西5个土改重点乡2879户中,被定为大地主的有17户,占地数量仅为百亩以上。而占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地主总数的70.8%.(《五个一类乡调查情况综合》,江西省土委调研科,1952年编印,第1页))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注: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大晚报》1934年10月10日))在被一些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由表7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后者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程度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当然,还有许多地区远远高出这一比例,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人均占地25.21亩,是贫农人均0.28亩的90倍。(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江苏无锡堰桥乡两个村地主人均占地21.59亩,贫农人均0.08亩,地主是贫农的270倍。(注:《无锡县农村经济概况》,《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5页。)浙江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的调查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7.5%,地主人均占地42.33亩,贫农人均0.11亩,前者是后者的384.8倍。这一调查中,甚至地主和富农间人均占地也有很大差异,富农人均占地仅1.85亩,地主是富农的22.88倍。(注:《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77页。)

      资料来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2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75页。

      说明:*为贫雇农综合计算数。

      多种调查材料显示的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东南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1亩,安徽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贫农人均甚至只有0.05亩土地。(注:《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68页。)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口均分土地,当时东南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土地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三

      说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中国农村中,东南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根据江苏句容1930年代的统计,这里3%为富裕农户,23%为小康农户,34%为自给农户,贫穷农户为40%,(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3页。)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户占相当比重。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心的宁冈,中共有关报告也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端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不过从总体看,1920—1940年代东南农村的贫困局面,可以得到许多调查材料的证明,这其中既有中共影响下的调查,也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各种调查。

      在大量关于农民困苦生活状况的材料中,农户普遍的负债情形最能直接显示农民的经济状况。1950年代初调查显示,1940年代末负债农民占据相当比例(见表8)。

      资料来源:《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昆山县太平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155页;《建德县庵口乡顾家村、黄家坪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175页;《宣城县东里村农村调查》、《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51、171—172页;《湖南桂阳县樟市乡解放前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40页;《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8页;《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08页。

      说明:*该列数据为地主,富农等之外普通农民负债数,因地主、富农户数有限,总数据应略低一些,但不会有太大偏离。

      从表8看,农户负债比例在30%—50%者居多,考虑到有些赤贫户丧失了举债能力,有近一半的农户实际处于不得不依靠举债维持生存的状态,(注:1930年代的调查显示的数据和这一结果相近。农复会对浙江的调查报告提到:“浙江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负债的。”(《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0页)江苏句容调查显示,农户借粮户为66.69%,借钱户达72.48%.(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借债用途主要是维持生产和基本生活。上海县马桥乡二村的调查显示,为买肥料、农具、耕牛欠债的约占50%,由于交不起租而由租转债的约占30%,为办理婚丧事借债的约占20%.(《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页))而这一局面又是处于高利压力背景下。江苏句容农户借债月利平均达2.7%,(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浙江嘉兴有60.36%的私人借款月利为2%,(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60页。)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注: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二十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这样的利息水平在当时尚属正常。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注:《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在农村普遍陷于困窘的背景下,负债户涉及农村的各个阶层。浙江兰溪调查的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放款160户,占7.82%.其中,地主兼自耕农负债户数比例较低,但也达到32.52%,佃农最高,为77.8%.(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1935年编印,第128—129页。)包括地主、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佃农等在内的各类农户中只有地主兼自耕农有盈余。(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3页。)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负债户为38.82%,其中地主负债户为36.36%,富农为68.42%,贫农为52.99%.(注:《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这和农民低收入有直接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注:《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15日。)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民也困难重重,苏州一家富农,“五个人的家庭种了30亩田……总计一年胼手胝足的收入是690元。至于支出方面,每天吃米五升,合五角,伙食、零用二角,牛料二角,一年合计324元。田里用的肥料,每亩每年五元,30亩是150元,修理房屋农具船只,每年100元,一起加上去是574元。”(注:俞志远:《苏州的农民》,《益世报》1936年8月15日。)这样一年下来只有百余元剩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用度及缴纳赋税、应付摊派的各种费用。

      从各种数据看,一般农民难以维持温饱状态。以1930年代初的成本核算,江苏常熟一五口之家租入土地20亩,需缴纳地租33元,其他生活生产、捐税等费用73.9元,总计支出106.9元,而收入只有102元,入不敷出4.9元。(注:谢敏道:《江苏省邳县、启东、常熟、盐城四县农民耕种成本计算》,《中国经济》第1卷第8期,1933年11月。)福建莆田“佃农通常能耕三亩田。每亩在莆田好的年可收七担(平常的只有六担)谷,交地主租三担,余四担可卖十六元(好价时)。每亩肥料要四元。耕牛犁田二元二角,种子一元八角,其余外每亩只能剩七元,耕三亩田可得二十一元,这是最好的收获。天年不好,水旱来时,或患着疾病,那就要亏本了。”(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页。)浙江嘉兴的调查也表明,包括自耕农(自耕农中的大经营者一般可对应为地主)、半自耕农及佃农在内的各类农户支出均大于收入,农户饮食费占到生活费总数的68.99%.(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214页。)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农民生活相当困窘,福建莆田盐田农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3页。)福建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妻子。(注:《福安县南塘保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5页。)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吃用无虞的只有6户。(注:《瑞金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页,瑞金市档案馆藏档,28—10—8.)满铁的调查报告也表示了对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惊异:“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注:伊藤武雄:《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印行,第388页。)

      可以表征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作为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无锡农村地主、富农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39.98元,1936年为305.83元、134.47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104.32元。(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两者收入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地主降幅高达47.58%.地主、富农的收入下降,和农村经济遭受整体破坏有直接关系。江苏句容“按租钱与地价的比例论,地主投资买地每年所得的利息,不到八厘。完粮纳税须得费去二厘,收入净数不过六厘,有些时候连这点微利也收不到”。(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8页。)南京汤山调查发现,“照常理说,兼佃农及纯佃农之农场支出,应比自耕农之农场为巨,因彼等须缴一部分田地或全部分田地之租金也。此次调查则以自耕农之农场支出为最巨。盖自耕农之田赋及工资支出,占农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兼佃农及纯佃农之租入田地,因天旱歉收,多不能照约缴租,故每亩之支出减少。”(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4页。)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400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注:《惠安县后楼村盐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79页。)浙江衢县白渡乡上埠头村抗战前有8户地主,战后因“苛捐杂税、抓丁派夫,货币贬值等故”,“破产二户,财产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六户”。(注:《衢县白渡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7页。)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注: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不断加重的农村负担对地主、富农收入冲击最大最直接。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农村负担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大大增加,农民负担继续加重。以江苏武进为例,1926年该县田赋契税附加总计188963元,1929年猛增到485342元,1933年更高达749085元,7年内增加近4倍。(注: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01—102页。)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府财政对农村的依赖和榨取日甚一日,赋税及各种摊派继续增加,农民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论者指出,1946—1948年间,江南一带田赋比1933年增加了170%.(注: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6—468页。)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浙江崇德摊派公债“均以有田五亩以上为标准”;(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48—149页。)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也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注:《兴国县第三区崇贤乡召集保长及妇女保队长和各士绅会议议事录》,1939年7月20日,江西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11—1/97.)

      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第500页。)不少调查材料都证明了地主、富农承受的压力:浙江丽水城区第四行政街1940年代末各阶层收入总数410373斤谷,各项捐税负担总数77871斤,平均负担额为18.97%,其中地主25.9%,富农9%,中农26%,贫农15%,雇农2%.(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7页。)江苏武进县梅港乡第二保田赋及捐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平均每人负担0.95石(折米),每亩负担0.238石;中农平均每人负担0.455石(折米),每亩负担0.32石;贫农平均每人负担0.288石(折米),每亩负担0.343石。(注:《武进县梅港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37—138页。本文根据调查提供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合并的重新计算。)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实际负担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伕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7—18页。)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年第4版,第26页。)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注: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注: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竑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当然,在肯定当时调查材料对农民状况描述总体上可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一些调查数据作客观分析。如浙江大学对兰溪2045户农户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是,放款56736元,负债210908元,负债比放款高出15多万元。(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7—128页。)浙江嘉兴5113户的调查负债总额为712167元,放款总额为20524元,负债额为放款额的30多倍。(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8页。)在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间借放款主要为相互借贷的格局下,(注:浙江嘉兴借款中,私人借款占到52%,店账(实际也具私人性质)30.5%,合作社借款仅为3‰。(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全国范围的调查也显示,私人借款占到62.4%,合作社借款仅为1.3%.(《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这样大的借放款差距难以令人置信。由于农民对调查目的不了解:“疑为收捐之整备”,(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39页。)在调查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收入项隐瞒不肯实报,支出项目大部实在情况”,(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1年印行,第115页。这种状况张闻天在其1940年代初主持的调查中也有注意:“照例农民们关于自己的收获量总要说得少,关于自己的消费量总要说得大,以证明其‘不够吃’,生活很‘凄惶’。”(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农民收支情况的真实了解。客观地看,1920—1940年代农民的困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农民整体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常,在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贫穷农户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据调查,江苏无锡一般贫苦农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315页。)而浙江嘉兴塘江乡贫农的副业收入高的达到其总收入的76%,一般的家庭也在20%左右,远高于全乡平均数6.8%;(注:《浙江嘉兴塘江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9—130页。)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注意到:“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此外,生存法则还迫使农民作出如溺婴这样一些堪称残忍的行为,“穷人家是用溺婴来减少和避免贫穷的压力,所以溺婴在村坊上也是不遭指责的事……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晓得,孩子留下来反正也没条件供她吃饱穿暖,养不活还不如死了的好。”(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四

      由于江西、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影响,1920—1940年代这里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且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东南地区虽然是土地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注: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注: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注:根据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均与全国平均数56%、48%接近。(《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上文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注:《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注: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13页。)早期中共土地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注: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38页。)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提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注:传统社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之说,江苏金坛民谣云:“穷人不是穷到底,富人不是生啥根,百年风水轮流转,十年田地换三村”(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26页)。黄宗智提供的材料则显示,第一代被调查的19个富户中,只有3户仍能在第三代得以保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78页)地权流转,贫富变化,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贫富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2页。)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确实出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农村经济的衰落,迫使地主竭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矛盾,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其四,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的对立变得无可选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展开的轰轰烈烈打土豪农民运动就已使地主与普通农民间关系严重紧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始后,对地主的打击进一步加剧,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对立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昔时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注: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方面不少人则注意到,主要由地主、富农等组成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注:郭汝栋:《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剿匪部队注意事项》,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出版者不详],1931年编印,附录,第83页。)“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注:戴岳:《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附录,第12页。)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超过了土地分配的影响:“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注:《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地主的报复使农民除继续跟随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外别无选择。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注:《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当时,这一点是被作为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的:“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直到1940年代末,中共在土改初期也往往依赖这一办法。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茹志鹃:《日记》,1947年11月19日,《十月》2000年第4期))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注:《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注:《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注: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注:《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1947年编印,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土改时期,但农民卷入土地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其五,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对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注:《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注: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0页。)江西、福建作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相当薄弱的地区,(注: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最为符合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土地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并不存在畸形的土地占有,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土地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观察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注: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1页。)

      其六,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但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申报》记者发现:“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前几次国军进剿时,彼等皆远飏数十里外,鲜有敢冒险归来者。今则稍逃村外,微知国军能宽容,即联袂偕归。亦有敢越重围寻仇雠,以取甫归之难民首级者。浯塘村民,因割电线,曾被杀数十人以示儆,彼犹不怕,竟乘某连撤退之不备,以农具缴其枪,致遭血洗之祸……三为创造性,譬之义勇队队长,及其他团体主要职位,农民竟敢与农民争夺,争得之后,对厥职亦多能自出心裁,处之裕如。”(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52页。)天津《益世报》虽认为苏维埃革命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但又肯定:“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注: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走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对此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52—653页。)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只是那又将面对着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政治地位变动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

    2007-09-22
  • diffusion推荐小说--《血盏花》

    本书作者

    金行者(大唐行镖作者)

    本书类型:

    类别:异世大陆 /玄幻

    本书目前连载进度:

    授权状态 A级签约

    完成字数 699142

    血盏花 第十一集 落英篇 第十三章 断肠一梦

    本书目前状态:

    VIP 已经完结

    内容简介

      创世的天神,在美丽的云层中创造了与世隔绝的游侠岛,活跃世间的游侠从此绝迹天下大陆。人类世界的邪恶肆意滋长引起天神的厌恶,人族因为天神认定的邪恶而遭到永无止境的杀戮。  为解救人族的灾难,王国小公主启动通灵镜向与世隔绝的游侠岛求援,游侠岛中少年天雄,应和公主的召唤,带著天下剑,背著千里弓,揣著血盏花种,冲出九霄来到天下大陆开始人间救援的旅程。

    推荐原因

      剑胆琴心,侠骨柔肠.

      每次看到金行者的书籍.就有一种情感让我感动到热泪盈眶.

      金行者把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融于一炉,正可谓荡气回肠.有所为有所不为,大丈夫好男儿.

    附加说明

    英雄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

    相关链接

    http://www.cmfu.com/showbook.asp?Bl_id=36447

    2007-02-01
  • 今天陪同学入手佳能 S3IS 和 IXUS 60

    1、先在网上查询性能和价格确定相机,最后来到水母,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可信的柜台,后来证明这样做非常明智,特别是去JS如云的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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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13
  •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下)

    三、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A title="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 在 diffusion (why&why) 的大作中提到: 】

    :         杨奎松  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   《近现代史研究》2001年1月

    :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 楣ぷ鞯暮悄疽部隙ǖ厮担旱笔薄八樟诙焙臀颐桥浜夏酰导噬习锪宋颐呛艽蟮拿Α薄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 ...................

    2006-12-17
  •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

    杨奎松  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   《近现代史研究》2001年1月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2006-12-17
  • diffusion推荐小说--《侠影狂刀》

    本书作者

    程大路

    本书类型:

    传统武侠

    本书目前连载进度:

    侠影狂刀 实地 二十九节 剑底扬尘

    55W

    本书目前状态:

    更新尚可

    内容简介

    [ 内容简介 ]

      大宋太宗年间,契丹犯境,陈家谷一役杨业死因不明。真宗登基,御驾亲征,史定‘檀州之盟’,大宋群雄虽在檀州一役挫败了契丹的高手来犯,但是损失惨重,天下第一名捕叶知秋当年为查此事,深受重伤,下落不明。二十年后,西夏再次兴兵犯境,楚云飞身负重任,出山查明当年真相,不想却卷入一场更大的阴谋之中

    推荐原因

    传统武侠,颇有古龙《武林外史》(八方风雨会中州)之风格。非常喜欢主人公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附加说明

    感谢版上有人在回文中推荐

    相关链接

    http://www.cmfu.com/showbook.asp?Bl_id=35392

    还有主要更新在天下书盟。不过网络速度不如起点。

    2006-11-22
  • zz沈志华: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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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一第 2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二第 3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三第 4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四第 5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五第 6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六第 7 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七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也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打的第一个胜仗,因此历来倍受大陆史学界重视。但是,有关平型关战斗史实的学术性研究却是从1980年代才开始的,而且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此一问题的相关史书乃至于战史之中,对平型关战斗史实的叙述仍旧众所纷纭,让人莫衷一是。本文拟就几个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依据大陆、台湾和日本三方史料并借助于相关的研究成果,再做一点研究和探讨。

    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

    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1980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以及相关回忆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1]不过,大陆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仍强调被歼之敌为“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车辆”,或“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2]而台湾的学者则断然予以否认,坚持认为这次被伏及作战对象中没有日军战斗部队。[3]其实,这几种说法都还有商榷的余地。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八路军在平型关的作战,主要是一次伏击作战。歼敌对象,主要是日军辎重队和汽车队,并非战斗部队。关于此点,参战的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战斗详报即有明确的说法。它在战斗结束后不久即写道:“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均归二十一旅团长指挥”。[4]

    其次,应当看到的是,八路军此次作战,也日军的战斗部队进行了交战。只不过,它既不是辎重队的“后卫部队”,也不是“第21旅后续部队”,而应是前来援救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几个中队,和被伏日军非战斗部队的护卫部队。对此,日方史料有详细记载。据日方史料记载,当天被伏的日军非战斗部队是得到战斗部队护卫的,这包括“增援步兵1个小队”、汽车队的自卫小队,和“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等。另外,战斗当天上午11时左右,正在担任平型关正面进攻作战的第三大队已得知自己的汽车队遭到伏击,曾立即出动包括机关枪中队主力在内的将近三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但遭到八路军的阻击。该部与八路军的战斗一直激战到夜晚,因寡不敌众,自身形势十分艰难,始终未能突破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阻击线,故而无法完成救援任务。八路军26日凌晨撤出战斗后,该部两天后才得以前进。[5]由此不难确定,八路军此次作战的对象中不仅有日军主力部队,而且有相当强的自动火器部队,说与之作战的日军中有“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也并不为过。

    但笼统地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歼灭“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容易给人以八路军以歼灭日军战斗部队为主的印象,这却明显不妥。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在这次全部过程(伏击和对峙)加起来不超过十几个小时的平型关战斗中,装备落后的八路军曾一举歼灭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日军主力部队,这不仅与现有的第一手文献记述的情况不符,而且也与后来八路军因对日军作战过于困难而不得不坚持游击战方针这一总体情况相差太远。

    何况,照一些书中的写法,被伏日军的人数还远远超过1000余人这个数字。如《中国抗战军事史》就断言被伏日军有4000人之多。即使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说:“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是“乘汽车100余辆”来的,另外“附大车200余辆”。《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亦称:被伏之日军乃“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的预备队1000余人和辎重队”。[6]按照这些说法,被伏日军人数甚至还远不止1000余人。再查日军第五师这时的人员和装备表册,可知它是日军侵华部队中最精锐的机械化师,装备极优,全部22000人中步枪手仅占1/4,即为5000余人,其余均是炮兵、坦克兵和自动武器射手等。这也就是说,除去骑兵、工兵、辎重兵、野战医院等,日军第五师两个旅之一的第二十一旅全部步枪手加起来,至多也只有2000多人。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一书中的说明,像第五师团这样的常设四单位师团,编制中步兵联队的各种枪加起来一共才只有2590件。如果我们相信一一五师此战一举歼敌主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的话,第二十一旅的步枪手差不多有一半应当在这场小小的伏击战中丧了命。很显然,如果以这时八路军一个师(实际只有两个多团)的兵力和装备,就能有如此战绩,那么,毛泽东这时反复强调,再三叮嘱不打阵地战,不打运动战,“不打硬仗”,甚至不要集中作战,避免过早暴露红军目标等等,[7]全都成了无的放矢。此后党内围绕着1940年“百团大战”该不该打等问题所形成的争论,也都毫无意义了。

    事实上,即使从基本的逻辑出发,也应该承认,此次伏击作战所以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功,根本上还是由于被歼日军主要是其非战斗部队,或曰辎重部队。当然,战斗中八路军也确曾与日军战斗部队发生过激烈战斗。

    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

    由上面的问题引发而来的另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是当时被伏日军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以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25日当天,“驻灵邱[丘]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七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丘]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十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公尺高的山崖隘道,续向三公里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八十一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丘]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丘]的汽车队,均于二十五日十时以后,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阱。”[8]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从被袭的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概要”可知,还在24日傍晚,汽车队中西次八及矢岛俊彦两个中队在新庄淳队长的指挥下就已经抵达担任正面进攻平型关任务的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一联队所部阵地,为其发放“弹药粮秣”。由于正面进攻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日军损失较大,三浦敏事旅长决定从后方调大场步兵联队予以增援。因此,25日上午,新庄淳队长带领两个汽车中队并非从灵邱方向前往平型关,而是从平型关前线沿来路返回灵丘接运援兵。不料,车队进至小寨村一带受到伏击。由于缺少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等自动火器,仅两三个小时即受重大损失,新庄淳队长也被打死。[9]

    曾经受命参加解救汽车队作战行动的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也证实了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战斗详报中的说法。它说明:“该汽车队即新庄中佐的兵站汽车联队,车队为三浦支队(即第二十一旅)后送伤病员及补充弹药和粮秣,正在返回灵丘途中(黑体为引者所加)。”第三大队当时在正面参加进攻平型关,得知汽车队受袭后立即派出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中队等合计约3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但在距离小寨村还有将近12里的关沟村附近受到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的顽强阻击。当天下午因一一五师取得小寨村歼灭战的胜利,部队向老爷庙及关沟一带集中,攻击力进一步加强,日军几乎被迫后撤。直到次日一一五师自己主动撤出战斗,该部日军因靠近东跑池方向的国民党军展开“逆袭”,被迫将主力调回,以至因留守关沟村掩护卫生队的人数太少,连续两天没敢进沟。28日晨,留守的龙泽中队两个小队得到命令要接通灵丘交通,以便取得弹药接济,这才小心翼翼派人进入汽车队等被伏击被袭地点,发现汽车队已经“全被歼灭”。[10]

    关于另一支日军部队被袭的情况没有详细的战报说明。这是因为被袭的日军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大队(又称行李大队)几遭全歼,军官全部死亡,故无正式报告。但在上述第三大队的战报中,对此也有说明。报告说,救援部队在28日晨进入现场后看到从灵丘运送行李粮弹前来的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另两个大队的行李队也在距离汽车被歼数里外另一段峡谷中被袭,百余“人马几乎全都死亡”,随队同行担任联络任务的师团参谋桥本顺中佐也当场毙命。而此一部队除15名辎重兵配有马步枪,神代中队的高桥骑兵小队和病愈归队的几名士兵担任护卫外,特务兵(即输卒)和其他民夫(即役员)均没有配备武器。[11]显然,大陆军史通常所说的当日从灵邱浩浩荡荡前往平型关前线的,就是这支部队。

    其实,即使是从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中,也可以了解当天的战斗发生在两处。9月25日当天下午,担任一一五师师长的林彪曾报告称:我部上午9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12]小寨与蔡家峪相距约3公里,可知即使按照林电,当天的伏击作战也是发生在两处。[13]一部是所谓敌人兵站守备队,一部是汽车队。关于兵站守备队实为辎重队的情况,可以从次日朱德、彭德怀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中了解到。朱、彭电提到:当天,“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14]这里所说的“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林彪头一天报告中提到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

    综合中日双方的文献资料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主要是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去;另一部分是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一一五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

    八路军参战部队情况分析

    关于此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一五师究竟有几个团参加了作战,目前的说法也颇成问题。前述《中国抗日战争史》即明确肯定,一一五师全部投入了战斗,只不过,六八五、六八六、六八七3个团全都参加了伏击作战,六八八团被作为预备队而已。[15]据目前所见,似乎只有张宏志最早接受了战斗亲历者,也是主要指挥员之一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认为:平型关战斗中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只有两个团,即六八五和六八六团。即“344旅之687团在蔡家峪地区担任警戒。主攻部队为第343旅之685、686团,计4000余人。685团隐蔽在白崖台以西地区,消灭关沟-老爷庙(不含)之敌;686团埋伏在白崖台以东公路左侧,消灭蔡家峪(不含)-老爷庙之敌。”此说虽然把蔡家峪当成预备队警戒之点,断言686团作战不含蔡家峪一处,但明确认为六八八团并未参战,六八七团只担任警戒,六八六团作战不含老爷庙之敌,引人注目。[16]与此相对照,台湾学者的说法与笔者上面所提到的战斗地点的情况,似更相切合。因为他认为,一一五师各团设伏地点是,六八七团负责遮断最东南的东河南,六八五团负责阻截西南方向关沟、辛庄之敌,六八六团在前两团的配合下,负责正面伏击日军。[17]

    然而,按照张宏志在其书中的描述,六八七团还是参加了作战的,只不过是在最后时刻才被调来参战的。[18]这显然与聂荣臻的说法不同了。因为聂明确肯定只有两个团,即六八五和六八六团当天参战。对此,聂荣臻回忆说,虽然24日当晚下令“三四三旅本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因当晚大雨,引发山洪,两旅四团在渡河时未能全渡。“徐海东同志的三四四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因此,聂荣臻与林彪商量后,修改了原先的作战部署,将过河来的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作为预备队,故他十分肯定地说:“平型关伏击战只使用了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19]

    聂荣臻是当时战场上最高级指挥官之一,他关于一个团被山洪拦住未能参加伏击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这是因为,他的回忆得到了第一手史料的证实。林彪在战斗结束后于26日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去电报告最终战况时,特别也给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和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等去电介绍战况。[20]如果真像一些回忆和战史书中所称,三四四旅旅部和六八八团在林彪的指挥下参加了25日对平型关前沟内之敌的伏击作战,徐海东还亲临伏击战场指挥了六八七、六八八团的作战,林彪也就不用不着给徐海东去这封电报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六八八团当天并没有参加平型关战斗。

    当然,关于六八七团参战与否的问题,也仍有讨论和考据的余地。这倒不是因为其后来的战史(如第39集团军军史或第116师史)坚持该团直接参加了当天的整个作战过程,而是因为1938年6月2日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有电报表彰三四四旅指挥员,提到“六八七团长田守尧,在平型关战斗中果敢机动,身先士卒,奋勇不顾,身负伤”。尽管这一说法已在平型关战斗发生近9个月之后,且为一孤证,但亦值得重视。是否如张宏志所说,该团作预备队后因没有大的战斗,故在当天下午将一部投入了协同六八六团歼敌的作战了呢?

                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1000余人的说法。但通过我们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这个说法因不能确切指出被歼之敌的部队番号和建制情况,因而也存在颇多问题。了解了平型关战斗被歼日军的隶属情况,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自然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歼敌1000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1937年9月26日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21]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4000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前引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22]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学者坚持此次战斗中八路军并没有取得重要战果的一个基本原因所在。

    那么,究竟是1000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7人,陆上运输兵15人,矢岛中队176人,合计198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1个小队”和部分回运的伤兵。不难看出台湾学者的计算已经忽略了后续的中西中队与增援步兵一个小队及伤兵的数量。上述资料虽然对中西中队没有说明具体人数,但其编制情况相信与矢岛中队大致相当。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3个汽车小队,1个修理班和1个行李班和1个自卫队,共176人,50辆汽车。平均算下来,有30辆汽车的中西中队人数上至少也应有110人左右。再加增援的步兵1个小队大约50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360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200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70辆辎重车辆、15名辎重兵、70名特务兵的车队”,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担当护卫小队”。这里15名负责押运的辎重兵,加上70名赶车的特务兵,总共85人。高桥骑兵小队按编制五六十人,连同病愈返回的四五名士兵,合计人数估计也应在120-150人之间。还需要了解的是,除去日军辎重部队和护卫小队以外,一般情况下如此多辎重,还有成倍的搬运人员,或朝鲜人,或中国劳工。综上两部就已经有七八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邱之汽车队似乎未遭到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及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41人战死,约50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

    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11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4个中队(内缺4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28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20米,倒着1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23]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81辆,逃出来的只有5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24]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

    其次,在前此研究中还有一个情况被忽略了,就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23-24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80人,亡22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25]

    除汽车队损失情况尚有些疑问外,这一天由东向西而来,在蔡家峪附近被袭的日军辎重队遭到全歼应该没有疑问。除了第三大队第二天在半山腰发现的3名半死不活的伤员对被袭情况有些口头说明以外,日军再也找不出这支辎重部队的军官来报告被袭时的情况了。因此,第三大队关于辎重队被袭情况的报告无疑是可信的,即行李大队“全部覆灭”,以致公路竟“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着了”。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25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根据日军第二十一联队战史的记述,当日进行增援作战的日军即为第三大队的第九(欠一个小队)、第十(欠一个小队)、第十一(欠两个小队)和第十二中队。而这一天第三大队上述部队除在凌晨向平型关方向进行了一次偷袭作战,略有伤亡外,当天主力即被调动增援被伏的汽车队,余下部队只在傍晚时分受到过国民党军出击部队的侧击,但未见有激烈战斗的记述。[26]关于此点,在国民政府守军的战报当中也可以得到证实。[27]

    由上可知,25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被调去增援被伏汽车队的部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调去增援的第九中队当天共有6死21伤,第十中队4死5伤,第十一中队3死31伤,第十二中队25死3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增援部队的死伤人数约为98人。[28]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1个骑兵小队的护卫部队,全数至少应在120-150人左右。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200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被歼日军估计应有四五百人。

    关于这个数字,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过。他在1937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29]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依据上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1000余人,或说八路军只歼灭了不足200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应当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1000余人,也不是约200人。

                 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情况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缴获问题,同样是众说纷纭。

    目前所见关于平型关战斗缴获情况的说法主要有这样三种: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的说法,即“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掷弹筒20余个,战马53匹,以及其他军用品无数,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官兵各发一件还有余。”此后如《聂荣臻回忆录》,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等,都持此说。只是它们多半没有具体提到缴获野炮、掷弹筒和马匹的数量。二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等书中的说法,称“毁敌汽车80余辆,缴敌‘92’式野炮1门,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300余支,摩托车3辆,掷弹筒20多个,炮弹二、三百箱,战马53匹,日币30万元,另有大量军用物品,单是军用大衣,就足够我师每人一件”。三是前述《中国抗日战争史》,内称“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有许多重要的差别。有的说毁了100余辆汽车,有的说毁了80余辆汽车;有的说毁了200辆大车,有的根本没有提到大车;有的说缴获了1000余枝步枪,有的说仅缴到300余枝步枪;有的说有20个掷弹筒,有的说无掷弹筒……。

    那么,事实上平型关战斗的缴获情况如何呢?关于这一点,也许分析一下当时的战报会更准确一些。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最初关于战斗缴获数字的战报是25日下午的。当时林彪、聂荣臻报告说,他们已经“毁汽车八十余辆”。[30]但这一数字看起来只是估算,并不准确。其中甚至没有提到其他缴获的情况。可见林、聂发报时对此还心中无数。到晚上的战报则不同了。战报说:此役“计缴获汽车六十,摩托车三架,钢炮一门,炮弹二千发,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31]显然,林彪这时已经得到了比较具体的统计数字。朱德和彭德怀此后给南京方面的报告多半也是依据此一战报而发的。报告称:此役“计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32]

    在战斗结束之后,即26日以后,我们所能见到的林彪最后一份提到缴获问题的战报与前一天的战报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汽车的数量有了一些增加,从战斗当天所报的60辆,增加到74辆,其余仅说“军用品甚多”,26日晨汽车及一部军用品“全毁”。[33]考虑到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次对日作战,打了这样一个漂亮仗,指挥官理当将战果略微夸大,林彪的战报却对各种缴获不予重视,甚至连摩托车和枪炮之类也都懒得再报,可以想象这个战报应当没有太多水分。[34]遗憾的是,根据这两个报告,我们只能知道此次战斗缴获和摧毁日军汽车是74辆,摩托车是3辆,另得1门钢炮,炮弹2000发,其他则一概不知。

    从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中,我们还可以大致知道在关沟、辛庄至老爷庙一带部队的缴获情况。报告称:缴获步马枪111枝,手枪1支,卜壳枪1支,轻机枪10挺,刺刀4把,马刀1把,步马弹4200发,其他弹1500发。报告同时注明:此次缴获“(统计)很慢,数目不精确”,并且存在着“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的现象,因此上报的“缴获数目不甚精确”,再加上人员“来往繁杂,有的已送后方,因为战斗未完全解决即送走了,所以无从清查。”[35]鉴于六八五团的对手一是日军汽车队,一是日军增援部队,装备及火力配备均较好,故其缴获的步、机枪数应该是最多的。负责伏击西进的日军辎重队的六八六团,理应没有缴获到自动火器。

    归纳上述几封电报和报告,可以看出,平型关战斗的缴获主要是汽车、摩托车、炮和炮弹几种。在这里,它们没有提到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为许多著作所重视的那1000余支步枪、20余挺机枪、20多个掷弹筒,甚至也没有提到200多辆大车和马匹。是不是林彪把它们统统归入“军用品”一类而未加统计呢?的确,“军用品”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但把枪炮一类的武器算在“军用品”中,恐怕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报一向十分重视上报缴获的枪支情况,尤其重视自动火器,如轻重枪机、掷弹筒一类武器的缴获,甚至,就是缴获了一两支步枪往往也要统计上报。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怕是很难相信林彪不报缴获枪支数字是因为他归错了类。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并没有获得这样大量的枪支和自动火器,因此林彪并无重要数字可报。

    在前面提到过的日方参战部队战斗详报中,我们已经看到,被歼的两支日军部队均属非战斗部队,因此也并无重武器和自动火器。在日军汽车队的战斗详报里,该队军官明确讲,这次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武器太差,缺乏自卫能力。他主张至少应当为汽车队配备重机枪一挺,并为每个小队及修理班各配备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这说明汽车队当时拥有的主要只是步枪。至于被歼的日军辎重部队,看上去甚至比汽车队还不如,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自动火器,甚至近半数左右连步枪也没有。如果说一一五师有可能缴到几支机枪或掷弹筒的话,那只能是负责护卫的两个日军小队根据配置所应拥有的机枪和掷弹筒。根据日军部队的配备情况,这些部队也绝不可能有20挺机枪和20个掷弹筒。因为按照日军第五师的武器配备统计,一个中队只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平均到3个小队,每个小队至多也只能有2挺轻机枪和2个掷弹筒。[36]由此可知,所谓平型关战斗中缴获1000余支步枪、20挺机枪、20个掷弹筒之类的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因此,林彪在历次战报中所以不提缴获枪支一事,多半也在于此次战斗并没有缴获到多少武器。这不仅因为被歼日军武器本来就少,而且因为一些日本兵十分顽强,不仅不投降,临死还要把武器砸毁,[37]从而使得一一五师几乎没有缴获到值得报告的重要武器。

    枪支是如此,那200辆马车和50多匹马匹又如何呢?看来这个问题也与事实有出入。已知日军辎重部队带入包围圈的只有70辆马车,即使每辆马车用马一匹,也得有70匹马才行。所以,关于缴获200辆马车的说法也不准确。更重要的是,朱德26日电报已经说明:“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日方的资料也清楚地记载说,辎重队“人马几乎全都死亡”,公路甚至被辎重车辆和层层叠叠的人和马的尸体给堵塞了。当然,由于高桥小队为骑兵,是否有战马被缴获还有研究的余地。[38]

    另外,关于其他军用品,除林彪战报中所报的炮弹外,看来也只有日军战斗详报所记载的第二十一联队和两个大队“军官的行李、士兵的冬服和粮食”等,并无其他重要物品。至于有著作说“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官兵各发一件还有余”,恐怕也属讹传。毕竟这只是一个联队(缺1个大队)的行李和冬装,充其量也只能有4000人的大衣,而整个一一五师却有将近14000人。

    综上所述,整个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多半只缴获了日军100余支完整的步枪、10挺左右轻机枪、1门钢炮、2000发炮弹和日军二十一联队部分服装和粮食,同时摧毁了大约70辆汽车和70辆马车,还打死了马数十匹。

               一一五师损失人数问题

    关于此次作战中八路军一一五师损失人数问题,目前也有越说越多的倾向。已知目前至少有四五种说法,依照时间顺序大致演变如下:

    最早的说法来自于伏击战结束当天晚上林彪、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的战报,内称:“我伤亡维三四百名”。第二天,部队全部撤出战场后,林、聂再做报告称:“我军伤亡三四百,负伤团长二、营长二,其余待查。”[39]事隔10天之后,即1937年10月3日,朱德致电军委会第一部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等申请奖恤,电称:“职路进入战斗以来,以主力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线之两翼侧外,另组织四个支队袭击敌之后方,截断运输,破坏交通,发动群众组织,扩大游击战争等为任务,计各支队先后均有胜利。总共缴获汽车八十余辆,九二野炮一门,七三、七五山炮炮弹三千余发,步枪三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并毙敌千余人。现涞源、广灵、灵邱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敌不敢白日运输。但我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内副团长、营长各两名,务请颁给奖恤。”[40]几年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出于宣传目的编写了小册子《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一次宣称此役一一五师伤亡人数“近千人”。[41]改革开放以后,新的说法见于当年曾负责一一五师总部医院工作的区阳奕的一篇回忆,内称:平型关伏击战后四五天时间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连同战场上阵亡的200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1500余人”。[42]2005年最新说法见于徐焰的一次公开的访谈节目,其中说:“此战八路军系居高临下实行伏击,却伤亡800人,还多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骨干”。[43]

    上述各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准确呢?依据常识,作为战斗指挥官的林彪当时的报告理应比较可信。但其缺点在于统计和报告的时间稍嫌急促,难免会有遗漏。从其战斗结束当晚的报告和次日撤出战斗后两次报告的情况可知,报告伤亡的总人数并无变更,26日只是增加了团营级指挥官伤亡的数字,并且有“其余待查”的说法,可知其仅有总数而未能一一对应地对伤亡人员做人名和官阶的调查。林、聂的报告比较可信,还可证之于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该战斗详报说明,此役该团伤亡人员达223人。[44]已知六八五团作战最靠近平型关日军主力所在位置,因此担负了阻击日军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任务,战斗最为惨烈,伤亡应较另外两团大许多。又知六八七团大部没有投入战斗,即使有部分在伏击战进行到下午时分投入战斗,人员伤亡的总数也不会大。故如果相信六八五团伤亡的人数为六八六团的一倍,六八六团伤亡的人数为六八七团的一倍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估计的话,总的伤亡人数也不过400余人,绝不可能到800,更不可能到1000或1500之多。如果我们对照朱德战斗结束10天之后给军委会的那个申请奖恤的电报,更可以印证出林、聂电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

    朱德电报报告的是从9月八路军两个师主力进入山西对日抗战的军事作战以来总的作战、缴获和伤亡情况。不能想象,八路军,包括一一五师,对日作战伤亡上千人,而朱德此时却要缩小一半以上的数字。更何况八路军此时军饷及其经费都相当困难,这又是为部队伤亡人员争取抚恤,名正言顺,不能不争。但也正因为这是申请抚恤,按照国民政府这时的相关规定,每笔抚恤必须落实在具体人头上,且要接受军委会的调查核实,因此,朱电亦不能随意夸大。故可以肯定,此电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比较此前25、26日林彪所报战绩,以及朱、彭据林电所报最终缴获情况,可知平型关作战报告的摧毁汽车数是74辆,缴获摩托车3辆,钢炮1门,炮弹2000发,毙敌千余人。10月3日朱德所报的数字中,除汽车多出几辆,炮弹多出1000发,步枪多出300,机枪多出20余挺外,余均为平型关战斗所获。即是说,朱德该电报告的伤亡600余名,毫无疑问主要是平型关战斗一一五师的伤亡人数。当然,八路军其他部队,包括一一五师独立团等9月间亦与日军有过交战,故也有缴获和伤亡,只是各次作战合计伤亡不过200人左右。因平型关战斗是这时八路军对日最大的一次作战,其伤亡人数较多,八路军不足一个月来总共伤亡600余人,其中有400余人伤亡于平型关作战,也是一个合理的数字。相反,此后那些宣传数字或回忆数字,显然不那么可信。

                平型关战斗的捷报问题

    由上述情况不难了解,八路军一一五师参战部队,如六八五团事后的战斗详报,以及林彪在作战过程中和战斗结束后向八路军前总所做的战报,包括朱、彭向蒋介石和军委会所做的战报和相关奖恤申请的报告,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的。

    对于八路军平型关作战力主从振奋人心的宣传角度加以夸大的是毛泽东。他在26日上午接得朱、彭捷报后,当即草拟了用于宣传的捷报并迅速发出,随即于11时电告朱、彭说明:“已用八路军参谋处名义用有线电、无线电发出简单捷报,只说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一部俘虏,车辆枪炮缴获甚多,正清查中等语。”毛并提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45]

    由于这时朱、彭已依据早上给毛泽东等人的捷报,上报南京蒋介石和阎锡山,内容仍然是“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等,故对毛泽东把击敌数扩大到万余,且声称俘虏千余等,他们显然认为不妥。接电后,朱、彭两人当晚即联名复电提出:“昨天的胜利对国民党、对外宣传,我们意见不必扩大,以我们本日致蒋阎电为好。”[46]

    但是,毛泽东以八路军参谋处名义拟发的捷报已经无法收回了。这就出现了延安和前总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平型关战斗捷报,一个是前述朱、彭的战报,国民党有关方面所得及其转述的也都是这个电报的内容。而各方报纸,特别是延安公开宣传的,自然毛泽东所拟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的捷报了。该捷报宣称:“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现残敌溃至小寨村,被我四面包围中。”[47]所谓平型关一战歼敌万余的说法,即由此而来。但是,考虑到此后整个抗战期间各方,包括国民党方面,由于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故其宣传上较多夸大,甚至许多部队的战报中亦习惯于多报或谎报,故当年出现此种情况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重要的只是,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应当有所甄别和考证,不能偏听偏信。

    平型关战斗中国民党军队的作用问题

    在八路军的平型关战斗中,一向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作用问题了。在一般的研究论著或军史读物当中,谈到平型关战斗时,或者对国民党军的作用只字不提,或者提到也是持以批评态度。如宣称当六八五、六八六团乘胜继向东跑池日军发起进攻时,平型关方向部署的国民党军几个旅却袖手旁观。当溃散的日军接近其阵地时,更不战而退,致使东跑池之敌经团城口夺路而逃,等等。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根据目前大体上已经得到认可的说法,我们已经可以确信,平型关战斗其实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是说,八路军作为当时第二战区指挥下的一支机动部队,此次是根据战区指令采取的配合行动。即在国民党军正面抵抗的情况下,按照战区要求,从敌之侧背进行包抄作战。[97]不意,部队秘密进入预设阵地之后,竟发现日军汽车队和辎重队同时进入部队作战范围。因此,原本旨在围歼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主力的作战,瞬间变成了歼灭日军补给部队的伏击战。虽有部分兵力仍然对日军主力展开的攻击,但战斗主要变成了歼灭日军补给部队的作战了。但无论如何,此次作战毫无疑问的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抵抗的一次行动,离开了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和第二战区的部署指挥,就不可能有此次伏击战的胜利。

    其次,国民党正面守军当天是否不予配合,袖手旁观或不战而退了呢?既然此次作战是第二战区的具体部署的围歼日军进攻平型关主力的一次作战行动,平型关正面守军自然有配合八路军的侧击,从正面出击的任务规定。那么,为什么国民党守军当天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大规模出击呢?此时国民党在平型关的正面守军主要是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负责防守自1886.4高地、团城口、霸河口、上寺、讲堂村至1981.4高地防务。据高桂滋报称,22日,东跑池以南阵地即告失守。23日战后,该师已告不支。至24日,“该师全线被敌攻破,各守据点。斯时下级干部伤亡十之六、七,无人指挥,代理艾团长之杜团副亦受重伤。职催送弹药将到,已被敌人遮断。此时仍盼援军加入,或可挽回。力竭声嘶,终未到达,致各据点均被包围,大部官兵壮烈殉国。各部尚奋勇冲出,退回后防,逐渐收容。”3日来部队伤官兵近千名,亡850余人。[98]25日晨,依据战区部署,高桂滋部等计划凌晨出击。据二战区司令部所报平型关战役经过,当时“适敌亦向团城口高军阵地猛攻。而高军以出击不利,遂向后转移阵地。东西跑池以北之险要为敌侵占,致出击之郭师及孟旅之一部,不得不先向敌迎头痛击,堵其内侵。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间南方高地,续行攻击,血战竟日,恢复原阵地大部。”俟陈师吕、梁两旅陆续加入,乃连合大举反攻。陈师吕旅、郭师赵旅由公路两翼出击,将公路两侧之敌包围于东西跑池之深沟内。同时林师由平型关东方山中,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村,主力向老爷庙进袭击,刘师三九四团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许,林师分别攻占老爷庙、蔡家峪、小寨村及1886.4高地,并将小寨村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悉数歼灭,将敌后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遂不能撤退。我夺获汽车五十余辆,焚毁敌军品甚多。惟林师不惯持久战,已占各地旋又被敌攻占。次日因敌由灵邱来援,平型关前再成混战状。[99]

    对于国民党军上述记载,亦可对照日方战史资料。25日凌晨4时,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向平型关正面守军高桂滋部发动了夜袭,一举占领了团城口附近的靠近东跑池的某高地。只是,根据日方战史资料,国民党军队至少当天上午并未能将此一阵地夺回。[100]但不论当天国民党军何时夺回此一阵地,以上资料显示,由于高桂滋部不守,包括团城口在内的一线阵地均被日军夺取,正面出击计划实际上被打破。因“此地为晋北主阵地之要点,一被突破,则雁门关感受威胁,关系重大。”故负责前线指挥的傅作义总司令当即改变原部署,“率生力军十余团到达平型关附近,准备反攻”。[101]可见,当天并未发生国民党军有意袖手旁观或不战而退的情况。

    再次,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由上可知,按照大陆史书的记载,国民党军当天对八路军的伏击战毫无帮助。而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师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战,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现战况已成对峙中,能否解决要看晋军能否出力。”[102]综合上述情况不难了解,因原定合击计划被日军打破,国民党军为“堵其内侵”,不得不首先集中兵力防备日军从团城口方向突破,并设法夺回团城口及其附近阵地。故当天傅作义等几乎没有能够顾及与八路军合击日军之事。等到傍晚时分,因先前夺取东跑池附近高地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调往增援被袭击的汽车队等部,国民党军确有部队开始组织侧击该阵地。故不论林彪报怨与否,国民党军傍晚时分开始出击并参加平型关前之作战也是事实。根据日军战报,当天傍晚,国民党军已经大举插入团城口以东日军新夺取之高地与关沟日军第三大队之间,因此三浦敏事不得不急令第三大队主力放弃增援被伏汽车队,掉头回防。可惜,一一五师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当晚即开始部署脱离战场,次日凌晨已撤出战斗,没有能利用第三大队26日回防之际再袭关沟村卫生队,丧失了再度歼敌和与国民党军配合作战的一次重要机会。而因为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运到,国民党守军遭到日军的大举围攻,陷于苦战。几天后,平型关最终失守。

    (本文要特别感谢junshi,hsy,simone等诸网友提供的不同意见和在网上所进行的讨论,也包括白马博士在个别史实叙述准确性方面的指正。)

    [1] 《聂荣臻回忆录》,第353-3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见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第13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第17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39页。

    [3]刘凤翰:《论太原会战及其初期战斗-平型关作战》,《抗日战史论集》,第297,311-313页,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印行;简笙簧:《第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国史馆馆刊》复刊第二期,第144-145页,1987年6月。

    [4] 《(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1937年10月12日于金刚库,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第40-42页。

    [5]参见(日)步21会:《滨田联队史》,第97-104页,日本(未见出版单位)1973年11月版;儿岛襄著:《日中战争》,第122-125页,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4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等,1996年,第25-26,28-29,53-54,60-61页。

    [8] 《第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第144页。

    [9]前引《宇都宫辎重史》,第164页。

    [10] 前引《滨田联队史》,第102-105页。

    [11]前引《滨田联队史》,第97-106页。

    [12]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抗日战史》,第28-29页;《平型关战役经过要报》。

    [13] 由于从当地地形看,蔡家峪虽处山谷,但仍有一二百米的开阔地带,进行伏击战较为困难。而从向北向南由蔡家峪经3公里至小寨村后才开始入沟,一般史书记载的伏击战应发生在沟内,故有研究者颇怀疑蔡家峪是否为另一主要作战地点。此点尚待考证。

    [14]《朱彭关于平型关战役大捷致南京大元帅蒋电》,1937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81。

    [15] 《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39-40页。《中国战争发展史》(下)也具体指称六八八团作为预备队的位置在部队伏击出发地白崖台后面的东长城村(第966页)。

    [16]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10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简笙簧前引文,第144页。

    [18]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102-103页。

    [19]聂荣臻前引书,第352-353页。

    [20] 《林聂致毛朱彭并致海东、成武、云彪、邓华等电》,1937年9月26日。

    [21] 《林聂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22]此一数字实际上来自于日本战史著作。内中针对中共出版的宣传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称此役“歼灭敌人三千多”的说法,辩驳称:实际上受损害的是新庄队以下约200人的辎重队和汽车队等非战斗部队。但说这两支部队被“歼灭”亦非事实。儿岛襄著:《中日战争》,第126页。有读者在此亦有误读,以为日方战史资料承认,仅新庄汽车队战死就有200人左右,显不准确。

    [23] 《滨田联队史》,第105页。

    [24]儿岛襄前引书,第125页。

    [25] 《滨田联队史》,第113-118页。

    [26]儿岛襄前引书,第120页。

    [27]简笙簧前引文,第146页。

    [28] 《滨田联队史》,第115-117页。

    [29]毛泽东、朱德:《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36页。

    [30]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102。

    [31] 《林聂致朱彭电》,1937年9月25日。

    [32] 《朱彭关于平型关战役大捷致南京大元帅蒋电》,1937年9月26日

    T1:CHSDATE>,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81。

    [33] 《林聂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34]据研究过日军各种战报的儿岛襄说,当日被伏的汽车总共81辆,其中第六兵站车队本部汽车1辆,矢岛中队50辆,中西中队30辆。除逃出5辆外,被毁76辆。见儿岛襄著:《日中战争》,第124-125页。但书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颇有矛盾之处,因为它一面肯定损失汽车76辆,一面又说当时“后续的中西中队立即掉头后退,矢岛中队后备的卡车5辆也急速掉头逃脱”,此说不知根据为何。照此说法则中西中队30辆连同矢岛中队5辆卡车似不应算在损失之列。但对照汽车队报告,未见关于中西中队全队汽车退出包围圈的说法。相反,报告称,战斗开始后,中西中队一半已进入峡谷,中西中队不得不弃车“开始散开射击”。这说明,中西中队的汽车至少大半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放弃。由此也证明,一些读者关于日军司机及副驾驶应均被打死的说法,并不准确。

    [35] 《(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

    [36] 《八路军(参考资料)》(2),第70页。

    [37]参见李天佑:《首战平型关》,《八路军(回忆史料)》,第211页。

    [38] 据儿岛襄称,该骑兵小队仅有马步枪十枝,似可存疑。见儿岛襄前引书,第121页。

    [39] 《林聂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战报》,1937年月25日21时;《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和伤亡情况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40] 《军委会第一部为八路军伤亡官兵奖恤事致张治中电》,1937年10月8日,见《八路军参考资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41] 该书第17页。

    [42] 欧阳奕:《平型关战斗中敌我伤亡真实情况考证》,《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二),中国档案出版社,第1178-1179页。

    [43] 参见military.people.com.cn/GB/1078/3525704.html - 61k。

    [44]前引《(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

    [45] 《毛泽东致朱彭任并告林聂电》,1937年9月26日。

    [46] 《朱彭致毛泽东并告林聂电》,1937年9月26日。

    [47] 《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捷报》,1937年9月26日。

    2006-06-04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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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武力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6-30 2:23:20发布)  阅读4432次

    从中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实现统一后的首要经济措施就是货币统一。从现代政府来看,货币统一更是其独立统一的前提和调控经济的首要条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实现货币统一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论述,以期抛砖引玉。[1]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四、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

    1、金银计价流通情况及原因。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103.7倍。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加上旧中国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即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据估计,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人数就达50余万(主要为买卖金银,即俗称“黄牛”和银元贩子),北平市的街头,也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众所周知,这些金融投机势力仍很活跃。因此,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而是金银美钞,尤其是银元。

    2、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机,使人民币尽快驱逐金银,占领市场,同时又不至引起人民币过量发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为了制止金融投机,稳定物价,各地人民政府在颁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私相买卖的法令后,即组织行政力量和人民群众严厉查缉金银投机活动。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辑银元黑市,在3天内拘捕银元贩子380人。而人民币与银元的最大较量则发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华东地区。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为重心的华东地区已经成为银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实上成为银元的辅币。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则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

    1949年6月初,江苏、浙江城市以上海为为中心,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风。上海的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与全市各个据点进行联络,报喊行情,哄抬价格,从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内将银元价格抬高了两倍,从而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在此前后,人民政府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声讨银元投机,坚决拒用银元,取缔了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交易。终于使人民币完全占领了市场。随后,南京、武汉、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打击银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年12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2000余人,对地下钱庄和炒卖金银、外币摊档(当地称其为“剃刀门楣”)集中的地段进行了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个,对1016个投机分子分别给予惩处或教育释放。

    在解决取缔银元买卖和严禁金银计价流通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采取了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的办法。由于社会上金银较多,为了不致因兑换而大量增加市场上的人民币,加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实行了低价冻结政策(西南地区解放以后,由于该区银子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资不够多,为避免冲击市场,索性暂时不予收兑金银),即人民银行的兑换牌价较大幅度低于黑市价格,从而使富人不愿将手中的金银去兑换人民币而愿意保存起来。但是这种低价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兑换者的利益,随着物价上涨,几次调高兑换牌价。到1949年底,上海收兑银元108万多枚,北京收兑22万多枚。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纸币迅速贬值,农村的抵制办法就是拒用纸币,在市场交换中使用银元等硬通货或者实行以物易物,粮食和布匹在许多地区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 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乎是港币的天下。

    针对上述情况,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同时还规定: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侨民,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因公务或旅行进入中国国境者所持有的外币和票据,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在边境的兑换机构兑成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外币。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外币黑市买卖,另一方面则采取折实存款的办法,吸收外币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兑入103万美元、97万港元、其他外币折合120万美元;上海则兑入758万美元、149万港元,吸收各种外汇、外币存款共计1242万美元、572港元、65万英镑。[9]

    在第二阶段,以驱逐和收兑港币为主的禁止外币流通工作更为艰巨。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至1950年2月,为了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人民政府对港币采取了坚决肃清、排挤为主、兑换为辅的方针(因港币数量巨大,如大量收兑将会引起物价暴涨),将港币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凡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契约,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偿本位,严禁外币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币流通普遍、深入农村,兑换尚需时日,暂准按人民银行的牌价使用。同时,人民政府还开展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打击港币黑市,稳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进行了大扫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沉重打击了港币黑市,把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银行牌价为1:1500元)。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货币;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并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

    1950年2月以后,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同时交通的恢复也使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基本具备了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禁止港币流通使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兑换牌价提高,以利收兑;并颁布优待外币存款办法,准许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优待侨汇的牌价支取人民币。随后,广东也先后宣布禁止港币流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实行“三平”政策,物价币值都趋于稳定,港币黑市比价已为人民银行的牌价所控制,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市市场。这个时期货币统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收兑港币、组织人民币下乡。以广州市为例,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仅1950年一年,广东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美钞71.65万元。据估计,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

    六、中国大陆货币统一的实现

    1949年至1950年的货币统一行动,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只是集中于关内的广大地区,而对较早解放的东北、内蒙和刚解放的新疆并没有实施货币统一,三个地区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货币,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实行全国货币的统一。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正确的。

    1、东北和内蒙地区的货币统一。

    1949年和1950年初,关内广大地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而开展了货币统一,同时人民币也因战争原因而不断贬值,解放区的物价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波动。而此时的内蒙和东北则因解放较早(内蒙于1948年 月全境解放,东北则于1948年11月全境解放),提前进入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以东北为例,1945年12月至1948年12月,东北解放区的物价上涨422倍,而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按10城市的批发物价计算,其上涨幅度仅为62%,其中旅大地区的物价总水平还略有下降。如果用币值尚未稳定的人民币取代东北、内蒙的地方货币,势必要造成两地的物价随关内物价波动,从而对两地的经济恢复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并没有为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急于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东北、内蒙,而是从全局出发,保护已经进入全面经济恢复阶段的两个地区不再遭受通货膨胀之害。

    1951年3月,经过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和扩大城乡交流,国家财政实现平衡,人民币币值稳定,并经受住了朝鲜战争的考验。此时,货币统一不但不会给上述两个地区的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给两个地区与关内广大地区的交流提供方便。货币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东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收兑了旅大地区发行使用的“关东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3月20日发布命令,宣布自 4月1日起,用人民币按1:9.5元的比价,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并将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避免因收兑引起物价波动,中央和东北、内蒙地方政府都作了充分的物资和资金(黄金)准备。

    东北和内蒙地方流通券的回收分两个阶段进行。4月1日至4月30日(内蒙至5月31日)为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一方面收兑,一方面仍允许东北和内蒙地方流通券流通,以保证生产和交换正常进行。5月1日至31日(内蒙为6月1日至7月31日)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停止东北和内蒙地方流通券流通,可无限制兑换。这次货币统一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准备充分,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引起社会震荡和物价波动,得到了关内外人民群众的同声赞扬。就东北来看,从4月1日至6月底(为照顾偏僻地区,政府将兑换期限延长至6月底),共收回东北币154527亿元,占东北币发行总额(162000亿元)的95%以上,估计其余5%的大部分在出国志愿军或偏僻地区的农民手中,另外也有相当数额可能在流通中破损而无法兑回。对于还保留在个人手中的东北币 ,政府决定继续收兑,以使这部分人免遭损失,同时也能提高国家威信。在收兑东北币期间,为了消除部分人对人民币币值的顾虑,东北人民政府除了准备大量商品供应市场外,还经中央政府同意,在市场上大量抛售黄金以稳定金融(一些人怕人民币贬值,愿意保存黄金),结果使黑市的黄金价格由4月初的人民币147万元一两跌至5月份的人民币130万元一两,使得不少人又转而向国营金店出售黄金以换回人民币。

    2、新疆地区的货币统一。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以后,为了避免社会震荡,维持新疆的稳定,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新疆继续发行和流通新疆省银元券,并以银元券统一了新疆的币制(以银元券收兑了在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流通的三区期票)。但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银元券的发行量却大大增加,1949年底银元券的发行额为2500余万元,而到1950年底,则达到9亿元。新疆当时人口不足400万,除游牧区外,实际使用货币人口不过300万,每人平均货币数量较东北及关内其他地区高出5倍。新疆之所以靠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而没有酿成金融波动,是因为有人民币的支持,即新疆省银元券与人民币的汇率订得较低(先是1:500,后为1:450)。结果产生汇兑上的大量出差。新疆解放一年来,新疆对国内其他地区汇出8亿多元,汇入4亿多元,因而增加人民币发行2000亿元以上。这种汇差表现出以下三点不合理:一是汇率较低,新疆依靠无限制的汇兑从国内其他地区大量廉价工业品,使乌鲁木齐的价格下跌50%,造成不合理的低物价;二是占压了国内其他地区人民银行的大量业务资金,在1951年银行资金紧张而又不能无限制扩大发行的情况下,影响了人民银行的正常业务。三是人民银行以2000亿元人民币兑换了4亿元新疆币,实际上是人民银行以2000亿元人民币补贴了新疆的财政开支,这种以汇差补贴地方财政的办法对中央和新疆的宏观经济管理都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4月,中央决定停止新疆省银行继续发行银元券。随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又在1951年10月1日,即建国两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疆发行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同时停止使用并限期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

    3、西藏地区的货币统一。

    至于西藏,则情况更为复杂,货币统一的难度也更大,直至1962年5月才完全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的地位。

    1951年5月和平解放以后,按照正常情况,从这时起,就应该停发和收回原西藏地方政府发行的“藏币”,以全国统一的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但是,由于多年来反动中央政府的民族歧视和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宣传,藏族群众对我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多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西藏人民对人民币也还要有一个接受和习惯的过程。为了取得藏族人民的信任,为人民币在藏流通创造条件,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了等待的办法。与此同时,进藏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进军西藏,巩固边防)遵照中共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一切购买活动全用藏族人民信任的银元(“袁大头”)支付。在藏暂时使用“袁大头”,是为了照顾西藏人民的交换习惯,同时也是向将来统一使用人民币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进藏部队使用“袁大头”,不仅暴露了藏币的弱点,对多年来信用较低的“藏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促使藏族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民族团结,保证了部队供给。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为了解决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藏钞”因超发而大幅度贬值的严重问题,由西藏地方政府在京官员和达赖喇嘛拟定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停发藏钞,由中央人民政府补贴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约60—70万银元),另外,再由中央政府借给西藏地方政府400万银元用来收回藏钞(藏钞发行总量约值400万银元)。中央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方案。中央政府的思路是:将来必然会统一使用人民币,但是我们照顾到西藏人民偏爱银元的心理和习惯,在过渡期间,先用银元收回藏钞,等大家习惯于使用人民币之后,再将人民币与银元同时流通,最后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但是这个方案却因葛厦的反对而被搁置。

    1959年3月,在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后,国务院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藏币迅速贬值。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和实际需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7月15日颁布关于在全区普遍发行使用人民币的布告,规定人民币为法定本位币,与“袁大头”按1.5:1的比价一起流通使用,任何人不得拒绝收受和贬值使用。8月10日,鉴于藏钞继续流通弊多利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又颁布了在全区废除和收兑藏币的布告(包括藏钞、藏银币、藏铜币)。

    行使人民币和收兑藏币的工作,拉开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序幕。民主改革之后,鉴于西藏人民对使用人民币已经完全习惯和充分信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1962年5月10日颁布《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元流通办法》。至此,中国大陆的货币统一终于实现。

    结束语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货币统一并不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就顺理成章、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历时10余年,在政策和策略方面基本没有失误的前提下才实现的,从它的难度和意义来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货币统一。它不仅结束了中国清末以来50余年的货币混乱状态,成为国家独立统一的重要标志;而且实现了我国由传统的旧货币制度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制度变革,不仅至今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着重要影响,而且也给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和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836;电话:010 6803 4417)

    [1]  本文所用的人民币数字,均为1955年币值改革前的旧币值,即旧币值的1万元等于新币1元。

    [2]  叶善篷:《新中国价格简史》,第18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3] 转引自《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4] 《人民日报》1949年1月13日。

    [5] 《重庆金融》下卷,第7—8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

    [6] 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1951年5月。

    [7] 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目前货币流通情况与一九五三年货币发行问题的报告》,1953年3月18日。

    [8] 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银元流通问题的请示》,1950年8月11日。

    [9]《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转贴

    2006-04-13
  •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秦晖

    盛洪先生的《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东方》1996年第1期)一文连同其姊妹篇《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以“新蛮族征服论”重写了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史,视角独特,立论新颖,引起了学界关注。但笔者认为,把近代中西关系描写为反自由贸易的西方蛮族征服了维护自由贸易的文明中华的历史,于史实有违。而他从“文明”定义出发构建的一整套关于中华文明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弘扬自由主义并进而拯救世界的理论,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

    然而盛文提出的问题却很重要: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与民族文化及合理的民族主义应当谐调,这是笔者对盛文的认同之处。但如上所述,盛文的论述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大可商榷。那么这种谐调究竟可不可能?我以为是可能的。试循以下逻辑思路推论之:

    应当承认自由主义价值是超民族(亦即超“文明”)的普世价值。换句话说,效用不可比,个人选择应尊重,个人基本权利与个性应当维护,个人效用的社会整合应根据合意原则或契约原则。这些是对各民族“文明”都适用的。当然,这些价值得到弘扬有个过程。任何民族都是从野蛮时代走过来的,其成员的自由个性是逐渐发达的。但这一过程根源于普遍人性中的潜能,因而它的实现从本质上说不能归因于其他民族的“文明移植”。

    既然存在普世价值,就可以以这一价值为尺度确立制度可比性原则。即在把个人整合为社会的那些规则中,对个人选择的尊重程度,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个性自由的容纳程度以及因此达到的全体社会成员能享用的总效用是有差别的。因而制度确有优劣之分:“自然”的制度优于“人为”的制度,市场经济优于命令经济,民主政治优于专制政治,政教分离优于政教合一,信仰自由优于宗教审判等等。根据这一原则,即使是宗教,按宗教哲学大师别尔嘉耶夫的说法,纯粹作为“个人信仰”的“真宗教”是不可比、无优劣的,但宗教着度是有优劣的:宽容的宗教制度优于神权的宗教制度。

    那么“文化”或“文明”是否可比?这要看怎样定义它了。为避免学理上的纠缠我们可以很经验地认为:当前人们倾向于以民族定义文化,以文化定义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特征,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化”实际上是“民族性”的代称。这样定义的文化当然是无优劣的——这与其说是经验判断,不如说是基于价值的逻辑判断,因为肯定文化有优劣就等于说民族有优劣,而这违背当今人类公认的价值。

    但这样的判断就要求把可比较其优劣的一切因素(如制度)排除出“文化”(指与民族性相联系的文化)范畴。换句话说,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命题(凡文化都有价值,文化无优劣,不可比)在这里应该倒过来说:“凡是无优劣、不可比的民族标识都是文化。显然,它主要是一整套无制度意义(或者说是可与多种制度相容的)的纯粹审美符号。中餐与西餐、英语与汉语、唐装与西装、过圣诞节与过春节都是“文化”,中国的龙、日本的樱花、西方的十字架与阿拉伯人的新月等各自能唤起人们审美认同的符号也都是“文化”,它们都不可比。但民主与专制、宗教宽容与宗教审判这类可以人类价值判断其优劣的范畴,就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

    综合第二、三点可以推论:民族认同或文化(文明)认同的本质不是制度认同,不是“思维方式”或“价值体系”认同,更不是对特定权力的认同,而是纯粹审美符号的认同。这不仅是逻辑推论,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人们可以拥护帝制或拥护共和,可以长于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可以有功利追求或道德追求,可以是新儒家或马克思主义者,但只要他们都说汉语、吃中餐、过春节,都对龙、长城、黄河之类象征符号产生审美愉悦等等,那么他们就会被承认为中华文明中人。反之,同样是共和拥护者,长于抽象思维者,追求功利价值者,或者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些人认同上述符号,有些人则讲英语、吃西餐、过圣诞节,对龙这类符号麻木不仁却对十字架之类产生审美愉悦,那么他们就会被承认为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

    那么为什么要认同这些符号,或者说为什么要认同民族或文明呢?这没有道理可讲因为我们已判定民族不可比,文化无优劣。因此我们认同此而不认同彼就完全是感情问题而不是学理问题,或者说是前定条件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就像问我为什么要爱我的母亲,这不是因为她比别人漂亮、比别人有钱有权有学问、比别人聪明能干,而仅仅因为是她而不是别人生育抚养了我。母亲无法选择,哪怕她很丑很穷很无能,她也仍然是我的母亲并为我所敬爱。母亲不可比,但母亲可亲可爱,所谓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也是如此。

    关于“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主要是个利益认同而非文化认同问题,与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冲突”相联系。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主要是为了捞钱而不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文明”,他们后来与尊崇儒教的清廷联手打击皈依“基督教文明”的太平天国就更能证明这一点。当时英国的制度优于中国,所以他们胜了。中国人的利益受到英国人的无理侵犯,所以要抗英;英国的制度相对优越,所以中国人又要学英。外部利益的冲突于是带出了内部制度的冲突。至于“文明”(上文论述的非制度性文明)因素的作用无非是为上述两种冲突提供象征符号而已。文明、制度、利益三者在冲突中的关系就是如此。把什么问题都扯到“文明”上去,只能把本来明明白白的问题弄得云山雾罩神秘兮兮。没有利益、制度背景而纯粹为“文明”发生的冲突就是在古代也很少见。但应当说文明、制度、利益这三者在民族冲突中的作用是随社会的发展而依次淡化的。像十字军远征那样相对而言“文明冲突”色彩较浓的“圣战”古时较多,现在少了。制度冲突在冷战时代很多,冷战后也在减少,而利益冲突犹如商业竞争,就是在市场——民主原则一统天下的条件下也不会消失。“文明冲突”随社会发展而淡化的现象在当代世界的横向比较中也可得到证明。瑞士、比利时、加拿大这些发达世界中的文化多元国家远比东欧的同类国家“文化冲突”更缓和。加拿大的法裔即使将来分离出去,也会是和平分家;美国的种族矛盾更纯粹是利益矛盾,无论黑人还是其他种族都并不要求脱离美国而建立独立的文化共同体。在东欧内部,相对较发达的捷克与斯洛伐克能和平分手,相对欠发达的前南斯拉夫则发生了内战,而前南境内最不发达的波黑也打得最凶。在前苏联的土地上,俄罗斯与其西边的相邻民族的关系也比南边较为理性;而不发达的前苏联南部,尤其是前高家索,“圣战”的气氛最浓也最凶。有人说那是因为非基督徒的高家索各民族与基督教俄罗斯文化的差异比俄罗斯与其西部邻邦的文化差异更大,其实未必。因为在高家索不仅信基督教的俄罗斯人与穆斯林车臣人之间、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阿塞拜疆人之间在打仗,同为基督徒的阿布哈兹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同为穆斯林的车臣人与印古什人之间也冲突剧烈。因此说“文明冲突”是落后社会的现象大致不差。

    当代的民族主义主要以利益认同为基础,亨廷顿大讲“文明冲突”其实是在替美国的国家利益打掩护,我们切不可跟着起哄!

    自由主义承认合理的民族主义并把它理解为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合理竞争。比如说在时常中你我都承认自由竞争制度,但我想赚你的,你也想赚我的。谁也不会因为想赚钱就否认自由竞争制度,谁也不必因为承认这一制度而“自我牺牲”。因此我以为盛洪所讲的“中华文明”以自我牺牲来救世的设想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并不认为“文明冲突”严重到了要毁灭世界的地步。

    当然,如果对方否认自由竞争原则,那么合理的民族主义就不仅要为利益而争,而且要为制度而争了。但无论哪种情况,与民族对手在制度上认同与否都并不妨碍合理民族主义内部的利益认同,如同它并不妨碍第四点所讲的文化(文明)认同那样。

    由此又导出两个推论:其一,民族主义既以利益认同为基础,民族主义者就必须首先成为利益评价的主体。没有自身独立利益的奴隶是无所谓利益认同的。因此合理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权利的实现为前提。正如鲁迅当年所说:“弘扬民族主义决不是要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做异族的奴隶不好,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吧!”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口实来压制公民权利。显然,这是与合理的民族主义不相容的。

    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一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换句话说,合理的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

    其二,自由主义归根结底意味着普世主义,这是因为:经济自由化的公正性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流通自由化,即不但要有世界性的商品贸易自由,还要有投资自由、人口流动自由与信息自由。如果只是部分要素(如商品)自由流通而其他要素被凝固,那就会出现要素回报率的壁垒性(非竞争性)不平等。因此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普世主义高于民族主义。

    全要素的全球性流通自由化将使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市场规则下从过剩地区流向不足地区,使各地区要素配置比例趋向均衡,要素回报率在公平竞争条件下趋向平均。人口、环保、贫富不均等全球性问题在这种环境中才有希望解决。当代世界,“施舍”是靠不住的,“剥夺”是得不偿失的,与其寄望于重新分配资源与财富的产权,不如为所有资源与要素争取均等的交易与收益机会。单纯商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如今是富国所要求于穷国的,因为这对前者有利并对后者的弱势产业形成威胁。而全要素的国际流通自由,则将是富国所害怕于穷国的,因为这会使两者的就业机会、工资与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大手迅速拉平。穷国与其向富国要“援助”,不如向其争自由;与其日益无望地抵抗商品国际贸易自由的潮流,不如反守为攻推进全要素国际自由流通。因此,以全要素国际流通自由为经济诉求的普世性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民族主义,但却比先行的许多“民族主义”更能维护穷国的民族利益并让富国的民族利己势力害怕。而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超民族、超文化的道德理想,一种普世性自由与公正竞争的前景,一种新的“大同世界”(不是分配的“大同”,而是机会的“大同”)理想。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结合点在这里,而不是在关于“死而复生”的宗教观念中。

    自由主义虽然本质上是普世性的,但用本民族符号系统来象征自由主义价值是一种可取的操作方式。缅甸的昂山素季以佛教典籍来解释自由、民主之类的概念即是一例。之所以可取,是因为自由主义要获得本民族公众的认同,就不能张口斯密闭口哈耶克,只以洋符号来象征自己。而它之所以可行,一是由于自由主义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因此每个民族的人都能通过本民族的象征符号来理解它;二是由于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存在着索绪尔所讲的那种“任意原则”,这为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因此,诸如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解释经济自由主义,以“天下为公”解释民主原则这类“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常识,是富有意义的。

    但这里需要指出两点:首先这只是操作意义上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很难讲古儒先贤真懂得今天的所谓自由主义。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虽源于普世人性,但人性潜能的发挥有个过程,即人的自由个性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因此我不认为古代中国真有自由主义,正如西方古代也未必有自由主义一样。虽然自由主义的人性根基应当是中西皆有的。

    其次,这种解释的有效性还取决于索绪尔指出的符号化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另一原则——“差别原则”。亦即:任何意义的确定只能在比较的差别中存在,任何一个概念如果不与其他概念相对比就没有什么确切意义。因而一种语言符号要确立一种新的意义,关键在于能指的否定指向而不在于其肯定指向,肯定意义是借助于否定意义来确定的。昂山素季以佛经解释民主,是以缅甸军人政权“违反佛教精神”之举为靶子的。70年代我国“批儒评法”时大讲《盐铁论》,以法家“盐铁官营”的统制经济政策来隐喻当时极左的经济体制。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台湾学者如侯家驹、李玉彬等以“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与“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对举,以儒家反对法家“官营”政策的话语来象征“自由经济思想”,取得了很好的“解释”效果。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古代儒家话语实际上主张什么,而在于它反对什么,今之论者就是以这种“能指否定”来象征他们所要表达的肯定意义的。

    但由此看来,盛洪给“中华文明”赋予自由主义解释的尝试就很难说会起这样的效果。问题还不在于古儒是否真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于目前反自由主义的现实因素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盛洪借用儒家话语的“能指否定”却不是指向这些因素,而是指向通常被认为是、盛洪自己也认为是自由主义大本营的“西方文明”。这样,不仅别人在解读盛洪的文本时难免发生“误读”,就是他本人走笔到最后也似乎为自己的解释所困惑(“心惊肉跳”),以至于宣扬了半天的自由主义最后却得出个显然非自由主义(姑且不说是反自由主义)的结论——“死而复生”来。

    但是我想,他的初衷——解决自由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问题还是可能达到的,以上这七点论述就算是对这一初衷的回应吧。

    (选自秦晖:《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

    2005-11-25
  • 吴思:摆平违规者

    吴思:摆平违规者    [转贴 2005-09-09 08:16:17 | 发表者: 无关风月]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注1)

      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

      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

      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

                       二

      介休的林县长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

      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

      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

      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

      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

      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

      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

      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

      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

                       三

      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

      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

      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

      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

      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买一个县令只要三千两银子(注2)。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个肯顶着这笔巨额亏损接任介休县令的冤大头。姜首道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

      我以为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么当?

      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

      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

                      四

      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

      全面描绘潜规则大楼内外及其悠久历史,远非本文所能胜任,但我们不妨随张集馨在西北角的楼梯上转几层,看看其他楼层和房间的模样。因为楼层和房间太多,我只能以静态描绘为主,迅速浏览一遍部分房间的门窗尺寸,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只好简略或者由前边的事件代表了。但读者不难想象,每一间房子里,都可能演出过精彩纷呈的戏剧。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七日,上述危机过去五年之后,四十五岁的张集馨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是著名的肥缺,近似现在的陕西省军区后勤部主任,勉强也可以叫省粮食局局长,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俗话说"过手三分肥",陕西粮道每年过手粮食二十万石(约一万五千吨),他该有多肥?又该如何分肥?(注3)

      我得先声明一句:张集馨不是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要算相当不错。这一点就连皇上也很赞赏。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张集馨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前几年申启贤(山西一把手)年终密考,还称赞了你的操守。此去陕西,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拜领皇帝的教导之后,张集馨开始按照潜规则处理分肥问题。

      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前边提到的"钦差费"就是这类交换的一种。这类陋规的名目还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

      张集馨接到任命时,已经在北京住了四个月,旅费快用完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记载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几乎都没有路费了。

      一万七千两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吓人。我们知道这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万,可以买上百处房产或五六百条人命。陕西粮道能有这么肥么?此外,用得着如此出血分肥么?究竟粮道有多肥,我们一会就会看到。至于分肥,从情理推测,掏私人腰包的一方肯定是知道心疼的,张集馨也用了"不得不"这个词,想必是无可奈何,不敢不遵守规矩。

      这次在北京究竟是如何分肥的,张集馨没有详细记载。但两年之后他调任四川臬司(主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长),在北京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并记下了具体的"尺寸":军机大臣(类似政治局委员)的别敬,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类似为军机处服务的秘书处,共三十二人),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的,或者与他有通信联系,帮助他办折子的,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类似监察部长),每位一百两。侍郎(副部长们)、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要应酬到。看看这些数字,动辄就出手一两座宅院,少说也送上半条人命,潜规则所承担的分配财富的重任,真叫人刮目相看。

      在张集馨任上,每年还往京城送炭敬,具体数目未见记载。

      我们已经转完潜规则大楼的京官层,现在随着张集馨下一层楼梯继续转。

                    五

      陕西粮道的日常工作是收发军粮。发放军粮的程序中包含了重大的利害关系,其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粮食质量。这方面的冲突,张集馨刚刚到任就领教了。

      张集馨的前任叫方用仪,为人贪婪,卸任前他的子侄和家人在大雁塔下的市场上买了四千石麦壳搀入东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价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按说,规模大了便难以掩人耳目,作弊也就不容易得逞--后任不肯替前任背这么大的黑锅,听到风声后通常会拒绝签字接手。但是与张集馨办理交接手续的不是方用仪本人,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代理督粮道是公认的发财机会,如果刘源灏和方用仪办交接手续的时候拒绝签字,显然会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他签了字,方用仪作弊得逞了。我估计方用仪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正因为他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张集馨到任后访知此事,便拒绝从刘源灏那里接手签字。刘源灏苦苦劝说,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细品刘源灏说服张集馨的理由,其中包含了一个暗示:如果漏洞确实就这么几千两银子,为了等待方用仪回来重办交接,公文往来加上路途花费的时间恐怕需要好几个月,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还要超过这几千两银子。如果再算上得罪人的损失,算上在官场中不肯通融的名誉损失呢?换句话说,等待公事公办的代价太大,不值得,还是认账合算。张集馨果然被说服了,认了账。由此反推回去,方用仪离任前决定掺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

      按照常规,满营八旗的官兵每个月分八天领粮。到了领粮的日子,张集馨叮嘱部下说:我这是初次放粮,绝对不许像方用仪任上那样掺假,让众官兵轻视我,以后的公事反而不好办。他指定用好粮仓放粮。

      领粮的官兵们来了,他们早就知道方用仪掺麦壳的事,警惕性很高,断定仓吏带他们去的仓是麦壳仓。仓吏极力辩解,官兵更加怀疑,"围仓大哗",坚决不肯在张集馨指定的粮仓领粮。于是粮道方面请官兵自己指定仓库,没想到官兵们指定的仓库,恰好是掺了麦壳的仓库,开仓一看,官兵们脸色变了,开始互相抱怨。张集馨下令打开刚才指定的仓库让他们看,里面装的果然是圆净好麦。最后张集馨下令把这四千石麦壳筛了出去,铺在粮仓的路上,解除了众兵的怀疑。

      八旗的骄兵悍将并不是好惹的。激军队闹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遮掩的大罪过,粮道不能不小心伺候。

      按照程序规定,八旗每月领米之前,粮仓要派官员将米样送到将军那里检验。这里说的将军是各省驻军的最高领导,省军级干部,粮道的伺候对象。他对粮食质量的态度,对领取粮食的官兵影响极大,将军稍微挑剔两句,在第一线领粮的八旗骄兵就能闹翻天。张集馨说,粮道必须应酬将军,因为怕他从中作梗。

      应酬将军的方式早有成规。首先,按照规定,将军和两个副都统本人的月粮是大米和小米并放,而大米贵小米贱,将军自然不愿要小米,粮道便全给他们大米。这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其次,将军和副都统推荐家人在粮道工作,甚至只挂个名,到时候领钱,粮道也照例接受。再次,就是按常规给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送礼。

      清朝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陕西粮道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门包(给门政大爷的小费,由他分发给将军的私人助手)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我不清楚八色表礼和水礼的价值几何,但每年给将军的陋规尺寸当在五千两银子以上。

      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粮道也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但没有两寿。三节的陋规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到仓库领米官兵有理由保持警惕,不能太老实了。话又说回来,他们并不老实,从来就不是省油灯,也需要粮道方面小心应酬。张集馨说,每到放米的日子,满营的一位低级军官率士兵来领粮,按照规矩,粮道要备一桌酒席,叫做"送仓",由粮道方面的官员陪同带队的低级军官吃一顿。满营八旗,一连要陪八天。遇到挑剔的旗人,仓库方面的人员必须忍气吞声,闹大了还要请将军和副都统推荐来的家人从中做工作,好言安慰劝说,才能不闹出事来。

      粮道在军队方面的固定应酬,还有每年春秋年节的宴会。请将军、副都统的筵席必须有戏班子唱戏,叫做"戏筵"。驻扎在西安城里的满营和绿营(汉族军队)的中级军官,每年春秋也要宴请一次。这些联络感情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在张集馨之前,一个叫豫泰的官员曾当了半年督粮道代理,代理期间专收坏粮,希图民间踊跃交粮,以便得到过手的好处。这位官员收下的坏粮最后自然要到士兵及其家属的肚子里,却又没见到张集馨关于军队方面为此闹事的记载,想必粮道把军官们糊弄得不错。

    与军界有关的陋规大体如此。下边我们再换一层楼,看看粮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我并没有贬低林则徐的意思,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我想强调的是,如此高洁的操守并没有排斥陋规--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粮道给林则徐送的陋规比给任何领导的都要多。这是因为陕西巡抚每年都要向皇上密报下属官员的操守才干和各方面的表现,这叫年终密考,对官员的前程影响巨大。粮道给巡抚的陋规按季节送,每季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此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这是上百万人民币的巨款。

      陕甘总督的官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点,但是隔了层,不算直接领导,人也不住在西安,所以陋规的数量反倒略低于巡抚。总督的陋规按三节送,每节一千两,此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所有这些东西,都由督粮道派家人送到总督驻节的兰州。

      陕西粮道有"财神庙"之称,省领导们自然不容庙里的和尚独吞好处,他们把粮道当成小金库来用,来往客人一概由粮道出钱招待,这也是长期形成的规矩。下边我们来仔细看看清朝官场如何请客吃饭。张集馨在这方面的记载极为详尽,语言也比较明白,我将原文照抄如下: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引者注:即陕西巡抚)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引者注:即各位领导回到本衙门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引者注:即张集馨请的师爷)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引者注: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引者注:即送客登轿),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纯粹是给本省的军政领导作脸),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引者注:可见粮道清楚自己真正的伺候对象)。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引者注:即二百多两银子,折人民币四万上下),程仪在外。

      "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引者注:即巡抚)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引者注:即藩司和臬司的领导,藩司负责全省的钱粮,臬司负责全省的刑狱)、道、府(引者注:道府皆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官员)、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引者注:藩司和臬司)、盐道(引者注:负责全省盐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由国家垄断,是历代王朝的利税大户)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别看张集馨那么忙,花了那么多的银子,人家还不领情。因为这是规矩,是应该的,你做得也许还很不到位呢。即使领情,外客主要也领省领导的情,省领导满意就算张集馨没有白忙。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从平均的方面说,每个在官场上有影响的官员都有理由认为:我们都没有说你的坏话,我们有能力害你却没有害你,我们甚至还说了你的好话,让你得了这么一个美差肥缺,难道你就不能出点血,让大家也沾点光么?从不平均的方面说,京官、将军、上司之类的官员最有造福能力或者加害能力,自然应该多分。这种能力的强度像水波一样呈环状递减,分配的利益也如此递减。打秋风、请客吃饭、表礼水礼、程仪、炭敬冰敬别敬、三节两寿等等,都是在此规律下支配的官场利益分配机制。

      如果不遵守这些陋规又会怎么样呢?张集馨只简略地提了一句:如果你请客时不上白鳝和鹿尾之类的贵重难得之物,别人就会说你"悭吝"。显然,一个被大家看做吝啬、别扭、不懂规矩、吃独食的人,其仕途恐怕就不那么乐观:说你坏话,挑你毛病的人多了,你又不是圣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某个地方莫名其妙地栽了。张集馨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找到生动的补充。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引者注: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后来,在这些规矩之上又生出了一个规矩:前后任交接时,要用数十两银子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本账。《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位候补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个缺,不懂这个规矩,惹怒了前任账房师爷,该师爷便给他做了一本假账,记载的尺寸都是错的。结果这位知州按照假账孝敬上司,得罪了一圈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就被参劾革职了--好多懂规矩的候补官员正排队等着这个位置呢。

                   七

      现在我们转到了潜规则大楼的基层。

      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包括京城炭敬)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按照当时中央规定的粮食价格折算,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注4)。

      这么一大笔额外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张集馨说得很清楚:"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他还一定有理,譬如说三年中市场平均价就是一块等等。于是,百姓每交一百斤大米,就要被官方"勒折"走四十块钱。

      "浮收"则是变着法地多收,多收的手段花样繁多。张集馨没有记载当地浮收的花样,但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参照。下边是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提到的花样,原文罗列就用了二三千字,我摘录部分名目如下: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注5)

      这一切手段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求人的一方,衙役就成了被求的一方。利害格局如此,各种敲诈勒索的花样早晚要被创造发明出来。张集馨明白这一点,他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他的数万银子就是如此鱼肉百姓的成果。因此,他写道:"余居是官,心每不安。"

      从每年二十万石粮食周转,得六七万两银子的数字推算,农民比应交数额多交三分之一。但这只是张集馨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民间还有棍徒包揽,官方还有仓手斗级等一大堆在第一线搜刮的喽罗,他们的所得也绝不是小数。我看到过清朝四川一个县里负责征收钱粮的典吏(比副科级干部略低)因为分赃不均而写的揭发信,这个小吏每年浮收勒折的收入就有一万多两银子(注6)。张集馨把这等巨额数字说成"斗斛盈余",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

    顺便再提一句:本文讲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清)雍正(1723-1735年)之后,这并不意味着雍正之前就没有这类事情。雍正之前的陋规非常严重,不过官员的工资很低,雍正皇上体谅部下,认为官员们离开陋规很难生活,干脆把陋规的收入合法化了,变成了养廉银子。按理说俸禄高了,陋规从灰变白了,天下也该太平了。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皇上考虑不周,对潜规则的性质认识不透,他的期望落空了。

                  八

      以上提到的人物事件,都是一些生活在潜规则阴影里的人,叫人看了难免生疑:莫非"洪桐县里没好人"么?有好人。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清官中的侥侥者,坚决不肯拿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做交易。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按照惯例派官员赴各地检查赈灾工作,派到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刚分配到江苏工作的李毓昌。

      李毓昌到达后,山阳知县王伸汉就派出自己的长随(近似生活秘书)包祥,与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行话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一般都是讨论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是常规,贪污者不能独吞,监督者总会凭借自己的加害能力得到或大或小的份额。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告诉王伸汉的长随包祥,自家的老爷到各乡巡视了,看到灾民濒死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正打算拟文呈报呢。李祥的意思很明白,他亮出了一张王牌:我们老爷掌握了证据,能害你们老爷,你肯花多少钱买安全?王伸汉立刻开出了价格,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新官,一心要当个清官,不熟悉这些官场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

      这样一来,不仅贪官王伸汉和包祥骂他是书呆子,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也骂他。不替自己打算,也不替自家人打算,放着这么好的买卖不做,这长随还有什么干头?包祥看出了对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就许以重利,让他们把李毓昌掌握的清册偷出来烧毁。李毓昌复命的时间要到了,一旦烧了,没有时间从头查。以后再查,就有时间做手脚了。李祥等同意。没想到李毓昌警惕性很高,长随难以得手。王伸汉被逼急了,派包祥出面和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还要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想来合算,反正李毓昌这家伙也不懂事,跟着他发不了财,不如先拿他卖个好价钱。于是他们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查赈官员自缢,按说也不是小事。但是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大事先就化小了。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了。万事大吉之后,王伸汉通知死者家属来领棺柩,再把李祥推荐给长州通判当长随,把另外两个长随也推荐出去,又给了重金酬谢,事情就算处理妥当了。

      偏偏死者的家属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稿,上面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家人顿生疑心。但是这案子连总督都核准了,没有特别过硬的证据很难翻案,只好先运棺柩回乡。

      灵柩到了家,李毓昌的妻子收拾遗物,发现他平常穿的一件皮衣上有血迹,疑心大起,告诉了运灵柩回来的族叔。族叔做主开棺验尸,发现了中毒症状。家属立刻进京向都察院喊冤。都察院按程序奏呈皇帝,皇帝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很快破案。

      后来,李毓昌被树为官员的榜样,皇上亲自写诗褒扬,追加知府衔,皇上还为他过继了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并赏这儿子举人功名。王伸汉和包祥处斩。李祥和另外两个参与谋杀的长随被凌迟处死。有关领导也受到了严厉处分。(注7)

      那么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我想,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案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比较,究竟哪头大。当然,这不是单边的计算,而是一场双边博弈的计算,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各自的得失还要取决于对方的策略。李毓昌与王知县互斗,真正的赢家是根本就没资格上台面当对手的零散百姓,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得到的却是"双输"的结局,双方同归于尽。既然这场对局成了一场要命的灾难,恐怕双方的策略都难以为后人效法,我们也就不能指望其成为定势或者叫常规。真实的常规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

    注1:关于整个事件的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

    张集馨(1800年-1878年),江苏仪征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入翰林,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和布政使,《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他的自编年谱。

    注2: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七,第30页,转引自鲁子建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21页。

    注3:全部描述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五年。

    注4:据《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三十年记载,甘肃一带粮食"部价每石一两",清代每石稻谷的重量为71.6公斤。本文通过粮价进行的银子与人民币比价的折算,大体以此"部价"为根据。在平常年头,西北粮食的市场价格并没有这么高,稻谷的比重也不如圆净小麦。所以本文对银子的购买力的估计偏低,读者不妨把我提到的人民币的数字看做很保守的估计。

    注5: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5、647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68、571页。

    注6: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藏《巴档抄件》,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0页。

    注7:引自完颜邵元:《封建衙门探秘》,天津教育出版社,第210页。

    2005-09-09
  •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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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03月17日  12:12    雅典学园

    思想改造,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采用的基本政策,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有近三十年时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少再提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思想改造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但本文所研究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特指1951到1952年主要发生在中国各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改造。因为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更由于这次思想改造发生在新政权开始多次政治运动的重合期,特别是由此所带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思想状态有很大影响,所以对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评价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是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在性质上,它与中国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有其相似性。

    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

    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通常是没有好感的。有些研究者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作图书馆管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早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大愉快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那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很想让毛泽东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泽东不去。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1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那时新北大总是想贴近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此较为冷淡。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也是很快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2后来毛泽东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看来是不大热情的。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

    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一个政党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所谓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指: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重印这两个决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决定只有一小部分当时已不适用,删去一点后,其余全部在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在这两个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就是后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还没有达到这两个决定的认识水平。

    在“怎样分析阶级”的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3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第五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4 这个认识,到了五十年代,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皮毛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中央文件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5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许多讽刺知识分子的话,从他的讲话风格上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没有好感。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就成了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6到了《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虽然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肯定,但他的最终结论还是:“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在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态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曲折经历的思想背景。

    1947年底 ,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7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8从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他“一步一步地拋弃他们”的立场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特别是毛泽东对民主同盟的反感(主要是民盟高层领导如罗隆基等人),种下了1957年“反右”时,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几乎无一幸免的前因。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中就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9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二、延安整风与思想改造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延安整风实际成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整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学委会的几个关键人物,在四九年以后,都成为身居要职的领导如陈云、康生、李富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等。另外,1952年在新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延安知识分子是居于领导位置的。由于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所以在新时代,他们对于延安早年的政治运动并不陌生。在思想改造运动起来以后,这些当年延安的理论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毛泽东还左,后来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延安整风历来都获得极高正面评价,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从不容怀疑的,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扬依然对延整风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可见这一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其实五二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毛泽东要在党内完全排斥掉以王明为代表的有留苏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然后建立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各级干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打击,但那些有过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被以教条主义为名而排斥的。1942年冬春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10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11当时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与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各高等院校负责改造知识分子的领导机构,在名称上都完全一致。1942年3月至5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和历史经验,写出整风笔记。12不但要写,还要派出检查团专门抽阅干部所写的个人笔记,以了解他们对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13“写笔记”和由学习委员会来审查“笔记”,这些延安整风时,由康生、毛泽东等人发明的办法,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全部照般了过来;康生在延安整风时首创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经由毛泽东首肯以后,成了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法宝。毛泽东说:“康生同志在前几天动员大会上所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4这些极其虚伪的所谓思想方法,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强加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强大压力下所做的思想汇报和检讨格式(以无限制地自毁为基本特征),也来源于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当年王若飞、吴玉章、王思华、范文澜等人所写的检讨,可以说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样板。15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最为人熟知的提法,也都来自延安整风。比如“脱裤子,割尾巴”,就是毛泽东的发明。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是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文学作品,虽然是小说,但纪实的成份很大。她在小说的前言中说:16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则从何改起呢?凭什么要改呢?改了没有呢?

    我曾见一本木刻的线装书,内有插图,上面许多衣冠济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杂在人群里。大概肉眼看不见尾巴,所以旁人好象不知不觉。我每次想起“脱裤子,割尾巴”运动,就联想到那些插图上好多人拖着的尾巴。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生尾部,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是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而知。

    “脱裤子,割尾巴”这种几近于下流的说法,完全符合毛泽东延安讲话的风格,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有些讲话删除了下流的词句(高华著作中有详细的比较)。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有一篇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其中有一段说:“举一个例。毛泽东同志在他二月一日的演讲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家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为免得词广而意宽,我们就来数一数延安的家珍吧。”17胡乔木还说:“我们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基本上是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有些人们却没有这种自信,因而他们与抢着要代他们脱裤子的群众老是闹别扭。”这种毛式文风,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的伤害非常严重。四九年以后,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新华文体,实际就是由毛泽东开其风,然后由左派知识分子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张春桥、姚文元等知识分子摸仿运用而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的所谓“九评”,达到了集大成,这种文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强词夺理,自说自话。

    所谓思想改造工作,看起来是以全民为对象,实际上却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这个运动虽然相对松散,但持续的时间很长,至到1956年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才算告一段落,前后共达四年之久。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指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进行自觉的思想斗争方法,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非马列主义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这样的立场、方法、观点去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概括地说,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使思想一元化,使个性丧失,使任何属于个人生活的东西都纳入集体,思想改造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有任何独立性,不能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

    具体说来,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有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根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绝对平等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新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使旧社会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并积极为新社会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改造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已,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要使整个社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由于知识分子对此种措施至为不满,所以要用思想改造来对待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利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来从事它的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解决各级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18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为“听大课”,大指马列主义政治课,所有高等院校教师必须参加,讲诵者都是那些长于背诵教条而知识水准低落的干部。二为指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临时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华东革命大学”去学习。而在“革命大学”的学习一种什么情况呢?

    刘乃元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四十年代曾在美国驻华的军调处做过翻译,由于他过去和美国人的关系,1949年以后得不到信任和使用。1957年他成了右派。后在中国新闻学院做教授。191949年6月以后,他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过。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知识分子晚年的回忆,来分析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刘乃元说:19

    那穿军装的干部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被移交给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革命理论,然后回到外语学校,他在营房前对我们作临别讲话,他说我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过去的行业不同,但都没有学习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论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现在的这所革命大学不同于以往大家熟悉的任何大学,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毛主席教导说:“大学者,大家学的意思”,人越多越称得起大学。“这是咱们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你们过去熟悉的大学都是腐朽的旧东西,都应该改造。”他讲得很郑重,我们听的人都肃然起获。

    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种大学的定义真是闻所未闻,除伟大领袖以外恐怕谁也想不出的。然而这却使我懂得了为什么新生不经考试一律入学的道理,人多是首要的,其它可以不计较。我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过了四年又上了这所新式的大学,却发现原来的大学是腐朽的旧东西。

    刘乃元回忆,一个班主任这样对他们说,大家到这里来是改造思想,而要改造思想非体力劳动不可。大家要开始学习革命的理论,但是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理论是没有用的。要改造感情就必须干体力劳动。

    当时的所谓大课,主要是由解放区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人手一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课本。学习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弄清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因为许多新鲜事物不懂,而学过的许多东西是错误的或过时的。现在学的理论有一条是任何伟大的业绩都是集体力量完成的,而任何个人不可能做出伟大的事情。进一步说,资产阶级崇尚个人主义,而无产阶级主张集体主义。刘乃元说:“来到革大的第一天领导就向我们讲清楚,我们是到这里来改造思想的,要用革命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摒弃过去学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同时确定的一条是革命理论必须无条件接受,而旧的理论必须完全彻底地抛弃而毫不犹豫。……参加革大以来我第一次懂得了,革命大学和我过去所熟悉的大学毫无共同之处。我本来以为在这里学的是政治理论,就象过去在大学学习历史、地理或英国文学一样,现在看来我实在太蠢了。我在这里其实是卷入了真正的政治。如果这也叫做学习,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习方法。”

    当时革命工作要随时作总结,不论战斗、土改、建设,不管什么工作,结束时都要总结。革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到一期学习毕业时每个学生都要写出一份《思想改造总结》简称《思想总结》。按照要求,思想总结应该写出半年以来学了些什么,思想和观点有哪些改变,也就是说思想改造有哪些收获。每个人的思想总结都要存入挡案,终身保存,作为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思想改造成绩的记录。刘乃元说,1950年年初在革命大学的这场经历,像恶梦一样印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磨不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丧失了自信,学得他是动辄得咎,总是不对的,而那些批判他的人总是对的。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作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存在成份,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坦白什么呢?

    邵燕祥是一个参加过运动的知识分子,他提供的两份材料非常有历史价值。一份是《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另一份是《交待问题注意事项》。这是1951年,邵燕祥所在广播事业局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中的材料,可以由小见大,其它单位的情况也可想见。邵燕祥认为,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有关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这些专题,对这些则不可不知。20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1、 履历年表。

    2、 家庭情况。

    3、 个人经历。

    4、 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1、 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2、 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3、 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4、 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A、祖父一代

    1、 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2、 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动产。

    3、 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B、父亲一代

    1、 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2、 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3、 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4、 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5、 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C、自己一代

    1、 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经历。

    2、 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3、 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4、 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1、 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

    2、 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3、 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什么样的希望。

    4、 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态度。

    5、 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6、 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7、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1、 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作风。

    2、 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1、 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横的分析。

    2、 、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想的根源。

    3、 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

    4、 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5、 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6、 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1、 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2、 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

    三月七日(1951)

    交代问题注意事项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 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 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 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 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 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织。

    二、 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道门用封建团体。

    三、 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 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 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动交代。

    (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

    七月十三日(1951年)

    看到这两份材料,有一个问题会摆在面前,这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者是在什么理念支配下想出这种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等等。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从当时名牌大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不糟蹋自己所在的大学的,特别是那些出身教会学校的人,好象自己上了教会学校就和参加过美国特务组织一样。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就会明白,那些检讨的格式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人给你设计好了的,你只要按照那个“提纲”来写就可以了。而那个“提纲”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逼供”的指南。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明白,设计这个方案的人,不是文盲,就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为什么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七岁到他们成年,还有至少七年时间,如果以法律规定成年人标准十八岁来算,从七岁到十八岁则时间更长,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对于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并不具有什么决定作用,你让一个人,从七岁以后就写明他干过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无聊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难以令人置信。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

    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解析出许多历史内容。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这个思路,倒导致了“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这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但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它还有更长的历史。

    史学家赵俪生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左’!”他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21了解这样的情况,再想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有逻辑的必然。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比如

    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这种计划思想的思路,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总结。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译的“洗脑筋”(刘青峰认为,思想改造与西方的“洗脑”不同,胡平认为这个说法是专指中国思想改造的,他的根据是两个美国人五十年代初的著作。这里只是在习惯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说法)。要把旧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总之是非马列主义的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统思想――马列主义。

    土改运动斗争了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上很有势力,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不能不利用,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再加以利用,那就非要用轰轰烈烈的运动不可。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绝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要结合实际。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学校里,也就是教师们交代历史,交代其思想来源。当时中国三四十岁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思想,自然都与旧社会有关。今天拿马列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批评、指责,他们只有通身是病,处处不合。所以教师们过思想改造的关是很困难的,很痛苦的,而压迫凌辱加于他们身上的是难于忍受的。

    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其严重者多是涉及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所以在文化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虽然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预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22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

    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什么事都有阶级性,思想也有阶级性,绝没有超阶级的行为和思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必须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评,还叫群众批评;就是叫你当众出丑,再也见不得人。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失去自己的尊严。运动的一般情形,在小组里每人作检讨,自我批评,在座的别人批评。“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给群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2005-06-19
  • ├ 俗问题,我女朋友不是处女。

    男人要有自己的追求,整天围着女人转,将来连女人也会失去。毕竟生活是现实的

    老毛有句话:存地失人,最终人地两失。存人失地,最终人地两得。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越在乎对方,对方越不在乎你。正如同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就是亲情,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天经地义的。保持彼此之间的一定距离,反而有利于感情的长长久久。而且你过度注视对方,对她也是一个压力,也是一种负担。

    感情就像放风筝,要能放能收。

    【 在 tengyunlong (幸福只有一点点)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第一次谈恋爱,之前就知道女朋友不是处女。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只要自己想开了,没有什么事情的。我觉得她很不错的,我一直想只要她喜欢我,以前的事情就过去吧。

    : 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你真真正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以前的种种事情还是经常会像针一样扎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种感觉很怪,不是责怪,而是从心里弥漫出来的痛……。

    : 她和她原来的男朋友曾经同居一年半,这是让我心里难受的地方。她和她原来的男朋友因为离家里太远,而且对方是农村的,家里怕她受罪,所以强烈不同意,她不得已只好回来。她男朋友曾经给她家里打过电话,都是家里接的,也不敢告诉她,原因是怕她难受。

    : ...................

    2005-05-17
  • 借这里人气,问有人K歌么 (转载)

    这两天有去白石桥钱柜K歌的么,现有SG一名,PPMM一个。期待大家加入,回站内信箱

    2005-05-04
  • 北京国台办指正研究陈水扁双十讲话稍后回应

    2004年10月10日 20:18

    凤凰卫视10月10日消息 香港新城电台报道,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官员表示,正研究陈水扁在双十节发表的讲话,稍后会作响应。

    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就说,陈水扁的讲话,在两岸关系上充分表现出善意,可营造两岸缓和关系,对两岸关系起正面作用,期望北京方面作出积极正面的响应。

    在野国民党就批评陈水扁的讲话,是旧调重弹,了无新意。至于陈水扁邀请在野党领袖,参与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要等具体方案出炉后,才能决定是否参与。

    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陈水扁的讲话,认为具建设性,为两岸减低紧张,以及恢复对话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念。

    2004-10-11
  • 92香港会谈

    在海协会和海基会1992年3月第一次工作性商谈结束后,针对台湾当局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曲解,并考虑到部分台湾民众的疑虑,海协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唐树备指出,首先,商谈要反映现实,一个中国是客观事实。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考虑到两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现实才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真正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第二,本来双方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分歧,这见之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谈话,见之于台湾当局公布的有关文件。明明双方都认为是"一个中国",偏偏台湾当局某些主管大陆事务的官员,不同意双方提一个中国,不同意双方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两岸交往中的问题。第三,我们提出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是要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不是要与海基会讨论-个中国的涵义。至于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此后,海协将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概括为: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海协上述合理的主张在台湾同胞中引起反响,也使台湾当局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台湾当局内部出现了是否在事务性商谈中应表明-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意见争论。从4月起,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讨论,1992中8月1日,台"国统会"作出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结论。该结论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的涵义有所不同";"1949年以后,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这份结论表明,台湾当局一方面鼓吹"两岸分裂分治",谋求与祖国大陆"对等政治实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不得不表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立场和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鉴于台湾当局已作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态,1992年8月27日,海协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年9月,两会秘书长在厦门会面,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海协代表向海基会代表表示,"台湾方面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结论,说明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有共识。但我们不同意台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内涵的解释,也不可能与海基会讨论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建议海基会认真考虑直接引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

    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协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商谈中,海协代表提出五种有关表述坚持-个中国原则的方案,海基会代表也先后拿出八种表述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与海协代表进行讨论。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是:"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 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案,并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香港商谈结束后,11月1日,海基会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有关事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海协研究了海基会的第八个表述方案,认为这个方案表明了海基会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海基会提出"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具体论述台湾方面的看法,而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鉴于海基会表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因此,海协可以考虑与海基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提出希望海基会能够确认这是台湾方面的正式意见。11月3日,海基会发布新闻稿并致函海协,表示已征得台湾有关方面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同日,海协副秘书长就此事与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通电话时表示,这次两会工作性商谈,"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贵会建议采用贵我两会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11月l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指出海基会在香港商谈中就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了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态度,并提出海协口头表述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含义。"海协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12月3日,海基会回函对此未表示任何异议。海基会也从未否定海协11月6日在函中附去的海基会在香港商谈中提出的第八案。

    此后,两会都认为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构成1992年两会共识的就是上述两段经过协商、相互认可的具体内容。共识中,两会都表明了"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基会表示"认知各有不同",海协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做了求同存异的处理。显而易见,1992年两会达成的共识,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这个共识的实质,就是双方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并在此前提下,暂时在事务性面谈中搁置了关于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争议。1994年1月,唐树备在海协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会务报告时说:"在1992年的事务性商谈中,我会与台湾的海基会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2004-10-11
  • 首次看<犀牛>,感觉结尾值得商榷

    说实话这个话剧还是同学推荐的,才想到去看看。

    最后男主角用犀牛之心献给女主角表达自己爱情的决心,让我感觉很恶心。

    男主角还说犀牛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为了爱情似乎这个朋友立刻成了可以牺牲的了。

    用其他无辜生命来表达自己的爱意,简直是爱情恐怖主义了。

    我觉得如果话剧再演下去,就可能成为舞台板的《沉默羔羊》。例如:男主人公先杀女主人公,然后拿出她的心脏,自己吞下,最后再自杀。嘿嘿。

    2004-10-06
  • 反台独应该这么反

    现在反台独的软硬两手,都明显不到位,软的不足以吸引住,硬的不足以恐吓住。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如果中央确实有决心的话,一定要舍得下本。要敢于舍弃自己的部分资源。

    软的:现在的最新声明,根据台独分子的某些宣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厚条件。但是还是不够,我们要走到他们前面,因为我们要争取人心,这不同于普通的外交谈判。如果我们能在海外大力帮助台湾同胞。可以宣布给予海湾台湾同胞国民待遇,等同于大陆公民等等。中国官方要善于说话。你看看人家阿扁不愧是律师出身。要针对绿营的票仓,对症下葯

    硬的:要有针对性,目前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敢不敢下药。既然你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你就该把用一两个小的示例,显示一下。但是又不能靠那些直接的手段,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台独分子利用,我们可以凭借钓鱼岛一事(或者南沙群岛争端),与日本之类国家搞一个类似的摊牌

    2004-05-21
  • 只有和平统一才是收复台湾的唯一合理途径(一)

    对于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大陆学生,我可能有着和主流思想不太一样的想法。

    我认为台湾问题只能是和平统一才能真正对中华民族有正面影响,武力方式将会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中国当年没有收复台湾是不是利大于弊。

    从经济上看,如果收复了台湾不过是多了一个更大的海南岛而已。现在台湾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当巨大的帮助。尤其在改革得初期,台资的作用更是祈到了大陆第一桶金的作用。目前台资经济已经是中国大陆外资组成的重要部分,也为大陆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

    从政治上看,台湾没有收复,使得中华民族多了一种政治发展模式,台湾政治的发展为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少起到了借鉴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人说台湾大选乱相丛生,只能让天下人笑话。我要说我们十年后再看,我有信心那个时候大陆不会在笑话了。为什么?简单举个例子,大家看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吧,哪个美国民主是否也让人可笑呢?排除艺术的夸大之外,我们应该承认在民主初期,民主的本质使得各个阶层的代言人为了寻找最有效表达自己看法的途径,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而在经历种种竞争之后最终合理的民主手段就会浮出水面。现在台湾呼唤停止用“爱台湾”等分裂族群,制造悲情的手段而造势的呼声不是越来越高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台湾一旦民主进程步入正规将会给大陆民主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强大得促进作用。

    从军事上看,中国正处于大国上升期,此时中国军队现代化已成为必然,中国必须拥有与国力相符的军事地位,而这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此时以台湾尚未收复为借口,将是中国最好的理由。君不见日本方面为了追求自己的相符的军事地位,也总是拿朝鲜为借口么。这将大大降低我们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周边国家施与的压力。而且台湾没有收复,对我国建设军队也是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为凝聚军队精神,提高军队水平提供了有利的目标。中国人就是这样,“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

    从科学技术上看,台湾的科技水平,特别是电子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台湾科学技术的发达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台湾在任何领域中取得的成就都是包括大陆在内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就像台湾也为大陆成功发射载人飞船骄傲一样,这为也将提高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

    从文化上看,由于大陆在建国初期错误的政策,导致了中国民族文化在大陆遭受了难以想像的破坏。但是华语文化在台湾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相当多的大师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在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上。台湾表现的要远远好于大陆。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上没有收复台湾是利大于弊的。可见收复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在外面放一段时间现在看起来反而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提高。

    好,下面我们看看。现在是不是收复台湾的合理时机。(续待)

    2004-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