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 周飞舟 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 (转载)

    http://zhidao.baidu.com/q?ct=17&pn=0&tn=ikaslist&rn=10&word=%D7%AA%D2%C6%D6%A7%B8%B6&fr=wwwt

    简单说就是,A省穷,B省富,中央从两边收税,这些钱尽量向A省倾斜。

    【 在 offerscome (街灯※看月亮不如看我吧) 的大作中提到: 】

    : 简单对我这个外行科普一下什么叫做转移支付吧 :)

    2007-05-16
  • Re: 高全喜:论休谟的政治经济学(1)

    清朝晚期经济史的书,kanlee,催一催啊?^_^

    【 在 kanlee (玩梦幻西游中) 的大作中提到: 】

    : 挺好,这个是我们一个学院的老师啊.

    : 昨天有个同学说他和老师合作写了一本清朝晚期经济史的书,也是即将出版,跟我说找个时间也要贴到这个版面上来.希望大家再接再励,让本版真正成为经济学术观点和研究人的集中之地:)

    : 当然也补充一点,这里也决不是说要排斥当代主流经济学人。本版的自由、开放可以容纳任何观点,包括本版所指向的对立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有时针锋相对的辩驳不可避免,但决不会因为辩驳或者轻微的人身攻击而封人。这是本版与北大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在程序公正上的根本区别。人们将会知道,这里才是真正奉行“自由、包容而有学术深度”的地方。

    2007-05-16
  • Re: 周飞舟 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 (转载)

    抬一抬这个。我比较关心中部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较西部少这个问题。

    【 在 beep (菜M.Bodhisattva) 的大作中提到: 】

    : 图表见: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7/04/1341.html

    2007-05-13
  • 经济结构不改,民生经济难建zz (转载)

     尽管中国仍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有理由相信这种发展速度还会持续下

    去,但中国社会也很显然正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形式多样的社会冲突最近几年一一浮

    现出来,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早已成为中国领导层的最高政治议程。

      这一判断应当说是抓住了核心。中国社会今天所呈现出来的很多被外界称之为

      具有“民权”性质的问题,其背后实际上是民生问题。当人们不能通过经济手段

    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民生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求助于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是暴力的手

    段。这也就是眼下中国有关方面所承认的“经济问题政治化”现象的根源。

      经济结构造成社会不公

      在很大程度上,迄今为止人们都把重心放在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很多政策讨论,并

    未抓住问题的要害。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忽视了一个更

    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构成(或结构)是造成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的首要

    因素。只要这种经济构成不变,无论怎样强大的国家再分配能力也无济于事。换句话

    说,中国的经济已经不是有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生经济,不改变这样一种经济结

    构就很难造就一个和谐社会。

      笔者曾经论述中国巨大收入差异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因素不在国家的“二次分配

    ”,更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三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而

    “初次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经济构成。

      现有中国经济构成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财富从民间向国家转移,

    因而容易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第二是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因而容易造成

    少数人控制财富,中产阶级不能壮大,而社会多数相对贫穷的状态。这种经济形态的

    形成是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产物。

      国企垄断恶化民生经济

      财富为什么向国家集中?简单地说是国家垄断所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

    家实行“抓大”政策,即国家资本和企业的重组。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不用“抓大

    ”这个概念了,但实际上这种政策正在加快实施。中央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至今,189

    家中央企业已经同类合并为159家,而未来三年目标则是减少到100家左右。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组不

    可避免。问题不在于战略重组,而在于大型国有企业财团公司的治理和社会监督问题

      因为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社会监督,这些财团往往表现为自行其事的“独立王

    国”。很多经验研究都表明这些财团内部工资失控、垄断价格和腐败等等状况。尽管

    这些财团是从社会聚集资本的,但社会对这些财团毫无控制机制。因为这些财团属于

    国家,它们对国家的政策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一些场合,它们就是国家政策的制

    定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垄断不仅存在于中央部门企业,而且也存在于省级国有

    企业。地方企业垄断对民生经济是致命的。中央垄断一般发生在对国家具有国际战略

    意义的领域,而地方垄断则往往发生在任何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从财富集中的角度

    来看,地方垄断扮演了一个更为关键的角色。较之中央级企业,地方国有企业财团的

    公司治理往往更差,受地方政治权力影响更甚。

      民营化变恶性私有化

      中央和地方企业财团的重组和发展,在把财富和资本从社会转向各级政府的同时

    ,也转移到少数人手里。很清楚,中国目前很大一部分富人是各类国有企业财团的主

    管。而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更加快了财富和资本的转移速度,恶化了社会不

    公平状况。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县、市级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已经基本完成。民营

    化本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但是因为政策实施的失误,民营化往往演变成为恶性

    私有化。因为地方政权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民营化经常是通过政治力量把财富和资本

    简单地从地方社会转移到少数人手里。由于中小企业数量大,涉及到的社会成员多,

    恶性私有化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更加造成了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

      从这一角度来看,并不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社会冲突都是发生在这个领

    域。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地方层面,因为地方政权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所以地方垄

    断可能仅仅是恶性私有化的第一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权先用政权的力量对有利可

    图的经济领域进行垄断,把财富集中起来,然后再用政权的力量将其恶性私有化,从

    而完成财富和资本从社会到政府、再从政府到少数人手中转移的复杂过程。近年来,

    一些省份把自己所属的国有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民营化,就属于这类案例。

      国内资本的重组也好,转移也好,已经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在全球化的时代

    ,国际资本毫无限制地进入更是雪上加霜。国际资本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

    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全球化本身是财富和资本转移的一

    个重要途径,这在中国和海外并无区别。但中国的特殊情况是用政治的力量推进全球

    化。例如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为了外资、为了政绩,以极其优惠的人、财、物等生

    产要素条件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地方。

    就是说,全球化也使得一部分财富和资本向国际大公司转移和集中。

      在资本和财富向各级政府、少数人和国际大企业转移的同时,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体的民生经济越来越成为不可能。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空间越来越小

    。民营企业便是例子。民生经济并不等于民营经济,但中国民营经济却是民生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门,因为大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的。

      经济发展致国富民穷

      很显然,尽管中国的民营经济已取得宪法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并受到保护,但在

    实际政策层面,民营企业的经济环境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善,市场准入限制广泛存在,

    金融支持有气无力。中央政府并非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施有

    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

      从本质上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构造是一种有效的财富和资本转移机制。在这种经

    济形态中,不可能形成真正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结构因素出了问题,任

    何有悖于这种结构的政策都是难以奏效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各级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政策的确可以推进经济发展,但似

    乎和民生经济相去甚远,即使不是背道而驰。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持续,但结果可能是

    一种国富民穷,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形态导致社

    会分化,导致社会不和谐。(来源:新快报 作者:郑永年)

    2007-05-03
  • Re: 贴个关于房地产问题的习作供批判,呵呵

    呵呵。美国造铁路的历史?是你以前讨论说过的那些么?如果不是,扫扫盲吧^_^

    【 在 offerscome (街灯※看月亮不如看我吧)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又不是什么新鲜行业独有的事情,你去翻翻美国开始造铁路的历史

    : 就行了,一样的。

    : 区别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这个在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

    : ...................

    2007-04-30
  • Re: 贴个关于房地产问题的习作供批判,呵呵

    你要深入研究楼市、股市,恐怕你要深入研究组织。尤其是组织的信任和效率问题。呵呵,搞个组织行为动力学出来^_^

    以你blog里头举的上海楼市新闻调查为例,造价、行业内定价、心理定价、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都将是你深刻了解微观的关键词^_^我敢打赌,你会去了解更多的会计、审计手法的,呵呵

    你说的有点太玄妙了。。。hoho

    最近和我老板讨论楼市和股市投机的题目,她也提出要从时间/空间/金钱三者的关系入手,类似于david harvey 在 urban experience里面讲的那种意思。的确是很好玩的题目。

    农业生产按年计,工业生产按月计,楼市涨跌按旬计?股市涨跌按秒计。。。。

    呵呵

    【 在 wsy448 (越夜越堕落) 的大作中提到: 】

    beep98.spaces.live.com

    beeplin.blogspot.com

    【 在 beep (菜M.Bodhisattva) 的大作中提到: 】

    :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正的核心是时间。各方(包括组织和个人行为)对时间的看法,使得供给和需求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呈现出极端复杂的微观状态。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犹如如来神掌,一掌就把这时间轴(可以是房市,可以是股市,也可以是其他)给打短了……

    2007-04-30
  • Re: 贴个关于房地产问题的习作供批判,呵呵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正的核心是时间。各方(包括组织和个人行为)对时间的看法,使得供给和需求在时间轴上的分布,呈现出极端复杂的微观状态。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犹如如来神掌,一掌就把这时间轴(可以是房市,可以是股市,也可以是其他)给打短了……

    【 在 beep (菜M.Bodhisattva) 的大作中提到: 】

    : 脑子糊里糊涂的时候写的,,大家批评。。。基本观点和事实方面有没有问题?

    : Tuesday, April 24, 2007

    : 试论中国房市“刚性需求”的问题

    : ...................

    2007-04-29
  • Re: 私人股本在华收购

    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年底发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 在 jugojl (MINTDD) 的大作中提到: 】

    : 私人股本在华收购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0214&pos=DAILY_NEWS&pa1=feature&pa2=2&loc=DAILY%20EMAIL

    : 数据显示,中国的私人股本交易持续强劲。

    : ...................

    2007-03-26
  • 政策组合拳

    1、2006年中《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2007年初财政部、发改

    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

    政策的通知》。

    2、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年底发布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限制外资过快进出,鼓励

    民间海外投资。

    3、《企业所得税法》通过后,两税合一。民企大大减负。

    2007-03-25
  • Re: 中国制定工业发展宏伟目标

    dahuang师兄,你是工科偏计算机(电子)方向?

    【 在 dahuang (Straightman) 的大作中提到: 】

    : 嗯,5月8号的事件,对军工乃至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影响是转折性的

    2007-03-10
  • Re: 中国制定工业发展宏伟目标

    军工开始复苏的带动?

    【 在 wsy448 (越夜越堕落) 的大作中提到: 】

    :     1999年?呵呵。那时,网络大潮刚刚兴起。我刚进入大学。时间过得真快!

    :     99年发生了什么?愿闻其详。

    2007-03-07
  • Re: 中国制定工业发展宏伟目标

    1999年?呵呵。那时,网络大潮刚刚兴起。我刚进入大学。时间过得真快!

    99年发生了什么?愿闻其详。

    【 在 dahuang (Straightman)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一轮的技术升级,转折点在 1999 年,现在已经是收获期了,呵呵

    2007-03-06
  • Re: 中国制定工业发展宏伟目标

    振兴装备制造行业,这个十一五规划里头也提了。看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感觉是国家依靠大企业尤其是垄断国企来振兴这个行业乃至整个机械产业的技术升级。

    【 在 jugojl (MINTDD) 的大作中提到: 】

    : 中国制定工业发展宏伟目标

    :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北京报道

    : 2007年3月6日 星期二

    : ...................

    2007-03-06
  • 明朝的财政危机与文官集团(2) (转载)

    二、 黄仁宇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以及我对这些解释相应的驳斥

      如果说,以上的部分,大多是引用黄仁宇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阅读过黄仁宇著作

    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那么下面的部分,就是和黄仁宇观点的分歧所在了。

      分歧就在于如何对明代的这三个事实做出一个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农业

    税低,商业税更低?以及在长时间内,税收不但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

    增多,反而有所减少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明代晚期税收负担实际上低于明初的情况,

    增加税收的阻力变的如此巨大。

      1、黄仁宇的一些看法

      前两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看待明代的财政制度,可以放在一起说。黄仁宇的看

    法是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并非是前代制度的自然延伸,而是发生了

    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他看来是一种巨大的退步!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这点

      比如和唐朝比,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如唐朝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对唐朝财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

    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管理机构仍是相当原始和简单的,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财政

    机构职能的不断专门化。在第三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制度专门化在新的专门化的权威机

    构与中央政府的常规组织之间引起紧张状态。相比较而言,16世纪的财政管理一点也没

    有显示出这样明显的分期。总体看来,明代行政管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产生类似的制度

    变化 ”[32]p353

      和宋朝比,明代当然也不如。

      “毫无疑问,明代大财政管理不如前朝。即使在宋代,财政官员就已经发现要不断

    调整政策以利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税负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收入。王安石

    的财政改革早于一条鞭法500年,就已经将民众之役折成现钱来征收。国家反过来逐步

    提高铜钱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的要求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宋

    朝不断地利用它的财政手段来达到它的经济目标。即使在元朝,田赋最初也是按照铜钱

    来估算。当国家需要粮食的时,就依据铜钱反向进行折算。这也有助于保证财政帐目的

    完整统一。然而,明代几乎全部抛弃了这些策略与手段。在唐宋两代,财政管理趋向于

    专业化,在明代,盐务官员名声不佳。”[32] p421

      所以明代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以前的朝代完全不同,甚至连元朝都不如,显然不能用

    历史延续来解释

      “很清楚,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

    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象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

    代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了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

    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

    步。”[32]p426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个观点?首先应该承认,黄仁宇说明代的制度实际上和前代

    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是传统的延续,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把明代财政制度的这种变化

    ,概括为退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正确。但如果认识仅局限于此,而没有看到背后

    更深刻的东西,没有看到这种表面的退步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甚至是过度的进步、

    超前的进步导致的结果,则就失之于肤浅。对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做更详细的分析,

    这里不妨先放一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宇认为明代是“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确实

    明代政府基本上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什么收入,但这其中的原因远非仅仅是因为“忽视

    ”,真实的原因比这要深刻的多。另外一点,明代政府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也并

    非是因为明代工商业没有得到发展,恰恰相反,明代的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超过了任何

    以前一个朝代的。把政府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同工商业发展的程度直线式的挂起钩来,

    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武断下结论,未免把历史看的太简单了。在后面,我们也会对这些问

    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既然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前代制度的一个自然延续,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

    说退步,那么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把黄仁宇对此的论述总结一下,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朱元璋的个人

    的原因;第二是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总而言之可以称为意

    识形态的原因吧。

      关于朱元璋个人方面的原因, 黄仁宇是这么说的

      “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财政方案来实现其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张其势力

    范围。在国内,他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精神的统治”[32]

      p053

      “洪武皇帝反复强调为了纳税者的利益应该减少国家的开支,并谴责以前历朝主张

    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

    ”[32]p288

      “明朝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其管理能力有限,这是开国者有意的设计。洪武皇帝生性

    多疑,他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他无意改善财政运作

    ,……因此,从一开始,财政管理就显示出简单、生硬的特点。“[32]p418

      “朱元璋所创立的组织机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而且流毒之深,回天乏术”[32]

    p420

      从这些言论看,黄仁宇很大程度上把问题归咎于朱元璋的个人因素。他一面鼓吹所

    谓的大历史,另一面在具体解释历史的时候,仍旧不得不乞灵于个人的作用,这不能不

    说是思想矛盾和混乱的地方。如果以朱元璋个人之力真的能够左右整个明代将近三百年

    的财政制度,那么这与其说是对朱元璋的贬低,不如说是对朱元璋个人力量不适当的过

    度赞扬。

      很显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释历史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它很难解答一些疑问,

    正如黄仁宇自己所陈述的那样,唐代的财政制度也好,宋代的财政制度,一开始的时候

    都相当原始简单,工商业赋税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的比例都是相当的少,那为什么这

    些朝代在这以后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使得财政制度不断向专门化的方向发

    展,能够不断提高工商业税收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没有理由认为,明代

    仅仅因为朱元璋建立了简陋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的财政制度,在以后的几百年的时

    间就不能做出改变和调整!实际上,朱元璋建立的制度有许多,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没

    有多久就被他的子孙后代抛弃了。

      应该承认,朱元璋是少数几个当皇帝不仅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政

    治理想的人物,他出身平民,这一点对他所实行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是按照自己

    的理想竭力建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他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角度出发的结

    果,严惩贪污这些都不必说了。农业低税,商业税更低,尽可能减少官员数量,实行乡

    村自治,把政府职能也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及严禁官员下乡干扰民众等等都足以说明这

    点。但必须看到,朱元璋实行这些政策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因素的作用,而是有更宏大

    的背景,更深刻的原因,否则这些政策是不可能维持两百年以上的。这个背景和原因究

    竟是什么,我们在后面会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至于黄仁宇所谓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所以“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

    的集中,缺乏深度”之类的言论则只能看成是毫无逻辑可言的生硬附会。且不必说所谓

    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不过是一派胡言,试问就算真的“生性多疑”,这与“财政职

    权集中于中央”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宋代的财政职权比明代要高度集中的多,又是哪个

    皇帝多疑的结果?至于现代国家,政府的财政职权更比古代政府要集中的多,那又是谁

    多疑呢?而黄仁宇在详细分析中所指责的也不是明代“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而是集

    中的程度还不够,效率还不够!

      接下来看黄仁宇认为造成明代财政制度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农村经济观念,或者

    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儒家思想,

      “明代统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村经济观念,这是16、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决

    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保守性的,这是一个时代错误。”[32]p1

      “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用作

    用。在西欧效果,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迅速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在中国这样的

    大国,却无法实现如此迅速而深远的变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

    ,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32] p2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低税收必然对纳税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

    是错误的.明代的例子就显示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

    分的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世纪资金不足导致许多政府职能的

    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货币和户口食盐钞制度……”[32]p56

      “全部财政机构深受帝国建立者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节俭的意识和‘认为

    ’利本身是一种罪恶的观念的影响。商业营利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和国家这种观念发

    生冲突,而且必然受到压制。同时,国家必须克制‘国富’观念,因为国富必然意味民

    穷。虽然这个正统的经济认识受到以前历朝的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推崇,但似乎从来没有

    象明朝这样忠实地加以遵守。”[32]p288

      “官员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指征收商业税)兴趣。部里的官员仅作为份内之事

    完成责任,而省级官员却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区的财政负担。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

    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无论是对日常必需品还是奢侈品,

    没有人试图使得货物在内陆水运网中更加方便的流通。对于大宗货物和零担货物运输的

    税收没有进行区分……”[32]p304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些说法,明代之所以实行商业低税政策,难道真是由于所谓

    的保守观念,农业经济观念,反商业观念,儒家观念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种说

    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而并非是建立在严密的分析基础上。

      一方面黄仁宇通过自己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纠正了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他

    自己本人仍旧是陷在传统偏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研究之前,事先就已经认定了一个

    结论,中国既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那么这种落后的源头就一定要到中国的传统中去寻

    找,一定要到中国文化自身的根源中去寻找。保守的,小农的,这些廉价的名词漫天飞

    舞。结论既然早就认定,那么无论找到的事实如何,就都可以不管不顾的附会到预定的

    结论上去。于是相反的事实可以用来支持同样的结论。

      就拿对明代的认识来说,一些滥调说法通常就是明代是一个高压专制的社会,政府

    的权力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私人经济的发展受到政府的严厉控制,完全干预之下,

    商业的发展始终在政府的管制监督之下,并且政府还横征暴敛,对工商业施加沉重的负

    担等等诸如此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是一个反商业思想

    控制下的社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研究应该说在事实层面上颠覆一些流行的习以为常的

    看法,黄仁宇在书中自始自终指责明代的始终是政府的赋税太低,对私人经济控制的太

    无力,对商业的发展过于放任自流,缺乏有效的管制。这样的指责应该说和流行的对明

    代的指责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但奇怪的是,这似乎却不妨碍黄仁宇在

    最后的结论上保持和传统流行的看法一致!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有些荒诞的情形,完全

    相反的事实被用来支持一个相同的结论。

      如果一个中国的朝代,对工商业征收的赋税很重,政府的私人经济的发展控制的很

    严密,干预的很厉害,这会被作为中国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的严厉管制

    ,政府施加的沉重税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顺利发展(尽管公认的事实,一直明灭以前,

    中国始终是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一个朝代(比如明朝)对工商业征收的

    税收很轻,轻到甚至可以忽略的地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无力控制无力干预

    ,那么这同样可以被作为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既然主要从农业

    中征收赋税,这表明国家对商业根本不重视,根本轻视,政府对私人工商业不加以管理

    控制,则说明政府不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反商业思想导致的结果。

      相反的事实支持相同的结论,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谬,但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存

    在的一种最真实的现象。这些研究者似乎从来不考虑他们拿出来充当论据的事实和他们

    想要得到的结论之间有什么矛盾。结论是早已经预定好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

    农业思想根深蒂固,反商业思想根深蒂固,所谓的保守心理传统心理根深蒂固,中国的

    统治者以及士大夫都是反商业思想的忠实执行者,都是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西方人自然

    天生神明,早有远见),中国的儒家思想就等于农业思想,和工商业的发展势如水火等

    等诸如此类。剩下要做的就是去搜罗中国古代的一些事实,至于这些事实具体如何全然

    不要紧,要紧的只是这些是事实,然后用怪异的逻辑,似是而非的论证,把这些事实同

    他们预定好的结论牵扯上关系,如此这般就算大功告成。就算心得意满的完成了对中国

    历史的解释,就算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没有实现工业化,落后于西方的问题。

      这时候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伪科学,某种论断已经成为不可打破的

    符咒,刻印在每个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大脑皮层之上,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寻找到不同事

    实来印证这个符咒,而全然不顾他们所寻找的事实和他们所附会的那个结论之间究竟有

    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于是中国传统是反商业的,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制度等

    命题成为了根本无法证伪的宗教命题,因为无论事实如何,论者总可以把事实说成是对

    这个命题的支持。

      这就是弥漫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风气,甚至被看成天经地义,理所当

    然的风气。而黄仁宇,尽管他在明代财政问题的事实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澄清,但在总

    体思想格局上,仍旧没有摆脱这种风气的束缚。尽管他嘲笑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学家“对历史的具体细节缺乏耐心,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认定明代为封建社会,然后推

    定阶级斗争具有‘历史必然性’”[32]p414。

      实际上,他自己也早已坠入彀中。尽管使用的名词不同,中国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使用的名词“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他使用的名词是“农村经济观念”

    “保守性”、“儒家思想”、“反商业思想”等等,但实质上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2、黄仁宇的三个误区

      当然上面这些抽象笼统的抨击当然不能取代具体的分析,我们下面还是有必要看一

    下黄仁宇借以来支撑他结论的一些明显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国家的管理控制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黄仁宇看来,明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国家在管理控制私人工商业方面的无能,甚至说

    无能都不太确切,应该是根本没有什么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管理控制的尝试和企图。于是

    他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国家对工商业的发展不重视、不扶持,因此中国的商业不能向西

    方那样发展,并最终演变成资本主义。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否定的回答!明代的工商业发展和同期的西方国家相比,恰恰

    要发达和繁荣的多,如果说明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工商业最繁荣的国家,

    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私人工商业一定要在国家强有力的管理控制(或者换个好听的

    词“扶持”)之下,才能繁荣发展。事实上按照西方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观念

    ,所谓看不见的手,恰恰认为私人工商业在没有国家的干预控制之下,只会发展的更好

    。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国家的控制干预,但这是因为工业化以后,完全放任

    自流的市场经济会导致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并引发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并非是因为

    没有国家控制和干预,工商业就不能得到发展。但在前工业化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这样

    的问题。所以黄仁宇的这个观念本身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许多对明代的基本财政常识都不了解的所谓学者教授,他们指责明代的恰恰

    是所谓封建国家严密控制干预之下,私人工商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黄仁宇用来指责

    明代的理由恰好。仅此一点也就可见,在某种深入骨髓的偏见作用之下,事实本身已经

    变的无关紧要。无论事实如何,都可以被附会到这种偏见之下。黄仁宇是如此,那些所

    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如此。

      第二个误区是国家征收的工商业税收与工商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这个误区就不仅仅是黄仁宇一个人的误区了,而是许多历史研究者的误区了。他们

    研究历史时,往往想当然的认为某个朝代或某个国家,如果工商业税收占整个国家财政

    收入的比例高,就是对工商业重视,工商业比较发达;反之如果工商业税收占的比例很

    低,就是对工商业轻视,工商业不发达。

      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我们经常能够看见有些人把明代和宋朝比,宋朝的工商业收

    入有多高,以此来显示宋代经济如何发达,而明代工商业发展如何倒退;或者拿明代中

    国和西方比,西方的工商业税收占的比例有多高,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西方能工商业不断

    发达,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没有。

      其实这种观念的谬误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比较建立的前提就是假定双方工商业税

    征收的力度和比率是在同一水平上,否则这个比较就根本没有意义。同样一个国家,可

    能原先不征收或者很少征收工商业税,但由于某些事件影响,发生财政困难,迫于压力

    ,加征工商业税,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税收入在国家财政

    收入的比例从 10%以上突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难道能够因此说明这个国家的工商业发

    展水平在这前后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吗?显然不能!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军费开支问题,任用桑

    弘羊实行均输平准告缗以及盐铁专卖政策,获得工商业收入相当巨大,如果保守估计占

    据国家总的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应当并不夸张。但很显然并不能认为在实行桑弘

    羊财政政策前后,国家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要说有变化,那也是在

    这些政策之后,私人工商业承受的负担更加重,受到更大的抑制。

      再比如唐朝时期,也有类似情况,唐朝的前期,工商业税收在国家财政中同样处于

    次要地位,但到了中后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不得不加大工商业税征收力

    度。

      五代十国,以及北宋南宋的情况都大体类似。

      明代的工商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前代,尤其是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其繁荣程度在

    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被人称羡的北宋南宋的工商业发展程度也不如明代,这已经由大量

    的研究所证实。明代的工商业税收入低,而且不象其他朝代那样可以增加上去,另有重

    大原因!所以根据工商业税的收入来判断明代工商业发展水平,这是根本谬误的!

      再从私人工商业者本身的角度说,如果问一下他们国家征收的税多对他们有利,还

    是征收的税低对他们有利,他们的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征收的税低更有利.

      第三个误区,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理解,完全忽视了利益关系对观念的影响,几

    乎完全以理想化抽象化脸谱化的方式看待历史人物的行为。

      在我们上面所引用的黄仁宇的言论中,已经可以看的很清楚。他把明代政府和官员

    的行为都解释为一些思想观念支配的结果,似乎明代的这些官员不是活生生的人,而仅

    仅是一些抽象观念的代表物而已。什么保守性、缺乏远见、儒家思想、反商业思想,一

    顶又一顶的帽子,扣的真是不亦乐乎。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在历

    史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问题是任何思想观念,本身也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在一定利益格局下形成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象小学语文老师一

    字一句去推敲历史当事人言论的字面含义,而根本不能理解历史当事人这些行为的真正

    动机。

      比如当文官们说农本商末,所以只对农业征收赋税就够了,他们内心的动机果真是

    出于农本商末的观念么?当他们向皇帝鼓吹所谓“利本身是一种罪恶的观念”,他们内

    心果真就如此认为么?很显然,如果只看表面言论,只知道去探究这些言论的字面含义

    ,那也是永远也得不到真相的

      为了增加说服力,验证以上指出的黄仁宇的三个误区,我们不妨来看明代工商业尤

    其是私人工商业究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三、明代工商业的发展

      1、工业

      在1979年第2期的《学术论坛》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

    165],里面有一个表格是比较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铁产量是1957万5026斤

      实际上这张表格中所列的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

      这一点只需从如下论述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

    ?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达到最高

    点,为824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207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

    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1068-1085年),但元丰元年(1078)的铁课

    只有550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

    ,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20%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二八

    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

    户自便货卖。”如按550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2750万宋斤,合今3

    300万斤,即1.65万吨”[166]

      显然同样一个824万斤,207万斤都仅仅是指铁课,而并非是实际产量。明朝永乐初

    年的1957万5026斤同样应该是铁课,而不是实际产量,否则就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了。如

    果说宋朝是北宋中叶才兴起私人承买,官营铁冶退居次要,那么明朝则是洪武年间就已

    经是民营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

    ”[167] p178,宋朝实行的是“二八抽分制”“民营铁冶只需交纳20%的产量作为铁

    课”,而明朝实行的是“官府对民冶征收十五分之一的铁课”[167] p178。按照同样方

    法的结算,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1957万5026斤的15倍左右也就2亿7362万斤左右,

    一公斤为1.673明斤(宋斤明斤唐斤是一样的),则约为16万2550吨,这个产量比一些

    人估计宋代最高产量还高一万吨,“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

    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

    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

      以后铁产量应当有更大的增长,这从一些地方的铁产量的迅速增长就可以得到验证

    ,比如“嘉靖元年(1522),广东潮州、惠州等处的铁课是银5576两,税率是产铁万斤

    交银三两,这样折合铁产量达1858万斤,超过宣德时全国民矿产量一倍半[引者注:这

    一点肯定是不对,严重低估了宣德时期的产量];嘉靖十年(1531),同样计算,更增

    至 2763万斤,10年间又增长了48%。”[167]p178

      “明代的冶炼技术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煤炭冶铁有了更大

    程度的推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

    三”。鼓风器也有了改进,已由简单的活门木风箱改为活塞推拉的木风箱,这种风箱能

    连续供给较大的风压和风量,从而提高冶炼的强度。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

    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

    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

    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

    的一项重要成就”[155]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 ’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

    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

    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

    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168]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

    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169]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只能

    引用摘录相关内容简略的介绍一下。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

    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

    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到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

    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

      [170]

      能够显示明代丝织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证据是明代绢价的下降,“就现有材料,…

    …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167]

    p128。实际上考虑明代白银存量急剧增加并导致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也就是扣除通货

    膨胀的因素,那明代绢价实际下降应该还要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明代丝绢产量远

    远高于宋朝,这才导致价格如此大幅度下降(当然这应该也和其他竞争性纺织产品的增

    多有关,但这个因素影响应该不大,因为丝织品一直属于中上阶层的消费品,有其不可

    替代的优势,甚至随着明代奢侈扩散化,平民对丝织品的需求只会增大)。

      此外“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

    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

    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

    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155]

      制瓷业,“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景德镇,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

    绕郡产’”“到万历时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155]

      制糖业方面,“明代发明先进的糖车取代宋元时榨糖技术,大大提高了榨蔗效力。

    造糖技术上也有大发展,明中叶已能制作白砂糖,……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糖产量大幅

    上升,质量也明显提高,闽广两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全国制糖中心,各种糖

    制品远销海外,是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155]

      造纸印刷方面, “明代后期,私人刻书越加繁荣兴盛。以万历时期刻书最为丰富

    。”[171]

      “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如常熟毛晋,‘广招

    刻工’翻印各种书籍,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流任经部可,十七人任史部,更有

    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

    德堂西,以延长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压,以延淄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

    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字匠所居’”

      钱泳,《履园丛话》卷22《梦幻汲古阁》

      “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这一点与一般私人刻书有所不同,

    它介乎于私刻与书坊刻书兼备的性质。自己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

    自投资、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

    节紧密。书籍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

    构运作完成。已经 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171]

      “明代胡应麟对明刻书业的分布有过专门研究和评论。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

    :;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

    )刻、歙(州)刻聚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又说:;凡刻之地

    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谢肇??说:;今杭刻不

    足称,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厥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安有书

    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待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近来吴兴、金陵渐渐陷

    此疾矣。;以上两说,说明到了明代刻书中心发生了变化:四川、平水印刷事业已经衰

    落,而建阳、苏州、杭州仍然称盛。明代中叶后,杭州转微而吴兴代之而起。无锡、南

    京相继成为刻书中心。歙县后来居上,北京仍是北方刻书的重地。但是,这时全国刻书

    业已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福建三地,而 以江苏为首了。”[171]

      “编、刻、售合一,发展较快。书坊刻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不单是刻书匠户,

    而是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种结合有利于书

    坊主人了解社会需要,从而有的放矢地编刻图书。这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

    且也促进了刻书事业的发展。除上面所讲的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外

    ,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都自撰、自编、自校、自刊了许多医书。熊

    宗立编印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被日本人称为医家至宝,在日本翻刻,成为日本刊行

    最早的医书。其后人熊龙峰、熊大木的忠正堂又编印了许多话本、小说,其中《北宋志

    传》和《大宋中兴英烈传》就是 后世《杨家将演义》和《说岳全传》两部长篇的雏形

    。”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弘治年间(

    1488─150 5年)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和嘉靖年间无锡安氏桂坡馆为最著名。他们应

    用铜活字排印各类古书,为后世藏书家所重视,有不少得以保存到现在。就今传世的有

    华氏会通馆弘治五年印《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印的《容斋随笔》和《文苑英华辨证

    纂要》,以及华氏兰雪堂排印的《艺文类聚》、《春秋繁露》等等。安氏桂坡馆排印的

    《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壁事类备要》等书,也有流传。此外,还有嘉靖年间芝城姚

    氏兰印《墨子》、建业张氏的《开 元天宝遗事》和王云溪馆排印的《玉台新咏》以及

    许多其他人用铜活字刊印的唐人诗文集等等。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

    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

    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

      明代印刷术另一大发展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十七世纪得到广

    泛的发展。这是和吴兴的凌氏、闵氏两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吴兴在嘉靖以后渐成刻书中

    心,技术超过福建和杭州。闵氏(闵齐急)在1616年用套版印成《春秋左传》。以后闵、

    凌(凌蒙初)二家继续发展套版印刷,刻印了许多带有批注评点的经史子集四部古书,以

    及戏 曲小说。他们采用套版印刷的古书,被称为;闵刻;和;凌刻;。最初用朱墨两色,

    后来发展为五色。他们的用意是为便于学习,所以在书的内容上并没有特殊价值,但是

    印刷技术却因 此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71]

      2、明代私营工业占据压倒性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

    ,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

    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就以瓷器而言,《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根据宋应星的记载介绍“民窑发展非

    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

    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155]

      此外曹大为提供的数据“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

    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

    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

    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172]

      在许涤新, 吴承明编写的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

    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

    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

    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

    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167] p578页

      丝织业的情况也是相同

      吴承明说“关于明代丝织官手工业,每年5.6 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

    宋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指明代每年5.6

    万匹)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万历十五年(1587)有个报告说:“累朝定

    制,岁造缎匹,不过三万余匹,上用赏赐,俱在其中”,……有些人把明代丝织官手工

    业过于夸大,恐怕也是不适宜的。”[167]p149-150

      “

      事实上,官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

      苏杭官局,嘉靖以后就大量实行由民间机户领织的办法。……朝廷所用丝织品就逐

    渐改为市买和领织,并逐渐集中由苏、杭起解

      ”[167]p150-151

      “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

    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

    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皇朝所需丝织品,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如成化时,福建、江西、湖广等处

    岁造缎匹不足,即“委官赍银”,到南京、苏州市买,以至“价值太高”。大约市买相

    当普遍,所以成化二十年(1484)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不许另科银价,转往别处织

    买缎匹”。

      ”[167]p152

      “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还常雇工织造。……南京是丝织重镇,但官局的

    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所以要“出备工匠,雇觅在京高手”。……官局的雇工,不仅说

    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也反映原来的户籍制度已在瓦解。”[167]p153

      “民间几乎有多少?也不妨做个猜测,……总的看来,在明末,民间机户至少也有

    官局工匠的3倍,即约3万人了”[167]p154

      关于丝织工业,尽管事实很清楚,民间远远高于官营,但有些论者似乎死活不肯面

    对事实,比如他们硬要挖空心思把明代的领织说成是什么封建统治者对丝织业的控制。

      不过吴承明的一段话应该是对这种论调最好的反驳

      “

      领织是由官局自织演化而来的,它也是官局制度的一个否定。由于有社会经济条件

    的变化,有大量民间机户和富裕大户的出现,才有这种演化和否定。[领织制度本身还

    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础之上]如说“重名包揽,规图分例”,就正是说它是

    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才有人包揽,企图一人承领两份任务。……天启三年(1623)有

    个记载说,官府对于领织,若“银两尽行给发,机户有利,接迹而来;内监挟朝廷之威

    权,银两不免减削,机户无利,掉臂而去。”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这正说明,领织

    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每遇争执,机户就“动以料价不敷为词”,朝廷的威权也起不

    了多大的作用

      ”[167]p157

      采矿业的情况,吴承明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

    ,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

    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

    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 ’,明代的官矿

    、官冶,大体是这样。”[167]p175

      “宣德十年(1435)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

    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

    人等,各回原职役’。这种笼统的诏令,未必贯彻,但民营矿业的声势已大,可以想见

    ”[167]p178

      另一则资料也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

    ——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

    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

    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

    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155]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

    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

    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

    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

    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 年之久。不过积

    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167]

    p175

      至于铜和铅, “也属官矿,但很早就有民营。民间开采须经官批准,缴纳一定实

    物,亦称矿课”。有些人把开矿需要经官批准,并且征收旷课,当成是所谓封建政府对

    民营矿业的残酷压制剥削,唾沫横飞的大加批判,只是这些东西也不想想看,难道现在

    ,任何一个国家,私人开矿是可以不经过国家批准的?是不需要征收税收的?这些人研

    究历史除了给古人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会干什么?

      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即便是这样一种管理,很大程度上也名存实亡,徒有虚名。不

    经官府批准,私自开矿就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过官府批准的,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

    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基本长朝廷中央政府能够从开矿中获得的利益少

    之有少,大量的巨额到流到那些私营矿主的腰包里去。看看如下记载就明白了,“铜的

    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

    。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

    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

    ,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

    矿,为奸商专擅’。” [167]p176

      还有煤矿开采,“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

    。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

    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

    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

    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

    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游行示威的局面”[167]p178-179

      再有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

    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

    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

    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

    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89]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

    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

    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

    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173]

      3、明代商业发展的水平

      对明代这种私营产业过度的发展以及造成的后果,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分析,这里

    仅仅列举一下事实。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正是在农业和私营工业都高度发展的基

    础之上,明代商业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明初朱元璋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日后明朝工商业的繁荣旺盛之间有紧密关系。一

    方面,他本身就对商业征收低税,尽可能减轻商业负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他致力的农业经济的恢复也为日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物质

    基础!这一点西方的明史专家也是看到的.《纵乐的困惑 :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说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所竭力恢复的农业秩

    序,而且还借助了这种秩序的恢复。洪武皇帝限制流动的经济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

    量。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成功。生产量的提高造就了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

    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性流通促成了从剩余产品向商品生产的过度。与此同时,洪武以军事

    供应和人员调动(张涛的官职调迁肯定走了至少两万公里的路)为目的的交通手段和投

    资使得各交通子系统得以改进,这使得商品流通更为容易。商人们的货物与政府的税收

    物资在同一条运河上运输,商业经济人与国家的驿递人员走的是同样的道路,甚至他们

    手中拿着同样的路程指南。明朝政府从背后给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同样也包括思想和

    社会地位的变动——一个推动力,而市场则从前方加速了这种运动。商业化并非简单地

    是从洪武设想的国家垄断的交通系统和政府倡导的自给自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反而恰恰是后者发展的结果”[174]p12

      “洪武统治时期和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恢

    复经济的措施,一旦农村的稳定社会秩序重新确立之后,那些为自身的生存需要而生产

    的生产者发现如果年景好的话,生产还有剩余,他们很愿意出售这些剩余品……只要他

    不禁止买卖,上述的丰歉之别和贫富不衡就会带来物品的买与卖,并最终导致劳动的买

    与卖”[174]p67

      明代商业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趋势,在明代一些地方一跃变为商品粮食出口区,如“江西赣州

    每年都有大批商品粮输出运往各地,‘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毂之舟,日络绎

    不绝’” ,而许多本来粮食可以自给的地区甚至本来是重要产粮区的地区都因为农业

    人口的流失,以及种植其他可以获取更高商业利润的经济作物而变成粮食进口区。如“

    前面提到的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

    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四方”[155]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

    ,……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

    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167]p91

      “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

    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176]

      关于明代商业其他方面的发展,不能一一详细列举,因为材料实在太多,这里仅随

    便列举摘录一些相关记载,算是窥一斑可见全豹。事实上,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商业

    研究论文已经相当多,我们也没有必要做无意义的重复。具体的可见《晚明社会变迁与

    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第二章,许敏撰写的《商业与社会变迁》,另外樊树志编写的《晚

    明史》一书导论中的第二部分《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也可做参考

      江南出产的“绫、布而物衣被天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前来收购棉花,棉纱

    和棉纺织品,

      下面列举的史料多摘录自谢国桢收集整理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175]一书

    下册

      “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材,或当五,或当十

    ,或至倍蓰无算也。然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东

    南在盐。茶禁通于西北之虏,而多产于东南,故其法久而可守。盐禁限于行盐之地,而

    在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难行。且茶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之一二,盐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

    居七八。故原大则饶,原小则乏,上则富国,下则富民,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此其大

    经也。吾渐富厚者多以盐起家,而武林贾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177]

      吴伟业(也即那个写《圆圆曲》说“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末遗

    民吴梅村)诗:“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

    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

    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178]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

    ,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

    。皆衣被天下”[179]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

    、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80]

      ”张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因广召商贩贸易

    ,号民市。兼收其税,充诸将吏廪犒需。时真有胡越一家气象。后几议设税珰,梅国桢

    特再疏止”[181]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

    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

    子母息モ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

    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

    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

    ,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

    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182]

      “吴中素号繁华,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

    繁盛,闾阎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

    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

    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

    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

    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183]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

    有秋也。闾阎既得过,则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故势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

    之,亦孚封君。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缙绅家非奕叶科第,

    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184]

      p3

      张瀚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江南之利,莫大于罗崎绢纤,而三吴力最。即余先

    世,亦以机杆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抒致富者尤众。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

    中为最。有张姓者,世以畜牧为业,以万羊称,其畜牧为西北饶富甲于秦。其他藉以富

    厚者,燕周齐晋之郊亦夥矣。”[177]

      僻远的江西铅山镇上,

      “

      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

    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

    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

    、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

    中小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

    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

    、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衢绢、福绢

    。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185]

      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名、优、特产,辐辏汇萃于山陬一隅,这确实很能反映明后期商

    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

    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三

    十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

    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

    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劳之,谓之“

    接顶”。夜至店,设席贺,谓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贺也。贺亦

    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

        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骨核,

    不演戏,用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灶亦二十余所,

    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后,荤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

    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泰安

    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186]

      4、明代海外贸易

      对明代一般商业情况的介绍就到这里,下面着重介绍明代时期的海外贸易

      明代的海外贸易可以说从明代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并且规模相当巨大。有些人一直

    喜欢津津乐道的是明朝的海禁,但实际上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一纸空文,真正

    严格执行的时间少之又少。嘉靖时期,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中提到实际的情形

    “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

    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188]

      也就是一百多年来,海禁几乎根本没有被实际执行过,官方一直是睁一只眼睛闭一

    只眼睛,“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188]

      再看别的明代人的话,进一步可以得到验证

      王抒“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

    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

    之为用”[189]

      从上面引用的记载可见从明代宣德年间,海禁的律令就已经根本得不到严格的执行

    ,私人出海通商的记载的也不少。原因并不是什么吏治腐败,而是

        “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

        “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

      成化弘治之际,就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190] 之举。到了正

    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

    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可以说明代在太祖以后的海禁法令,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全部

    拱手让于私人,并因此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强烈欲望。

      到了晚明,海外贸易发展经过了两百多年积累,已经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为

    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樊树志《晚明史》的片段

      “据严中平研究,一五七四年和一五七六年的两个文件记载,中国商人运到马尼拉

    的货物包括面粉、大麦面、食糖、干鲜果品、钢、铁、锡、铅、铜、瓷器、丝织品和小

    物件。到了1580年代,中国商人来货就更加繁多了,其中生丝、绸缎、棉布、夏布、陶

    器、瓷器、玻璃器、面粉、饼干、咸肉、火腿、黄油、干鲜果品、家畜、家禽、家具等

    。1590年代,中国来货包括天蛾绒、织锦缎(本色的和绣花的)、花绫、厚绸、棉布、

    夏布、面纱、窗帘、被单、铜铁器具、火药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而其中生丝

    、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

    著居民所普遍消费”

      “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上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

    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的丝绸和其他中国衣着原料。1592 年这个总督报

    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

    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种植的棉花自行纺织,可以向

    墨西哥输出肆十万比索的布匹。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以后土著居民还是大量服用中国

    衣料。”

       “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

    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有的文献说,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

    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严中平说,实际上,

    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

    关系。”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

    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

    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

    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

    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

    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2]p52-53

      “地方志记载:‘(月港地方)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秣稆。该富家

    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成

    (化)弘(治)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福建地方官员根据当地百姓的请求,上疏朝廷将月

    港由镇升格为一个新县——海澄县的县治”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

    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

       “中国商人运去的货物大多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水瓶、瓷器、铜铁器之类,尤其

    受欢迎的大宗货物是丝织品。中国精美的生丝、丝绸极受西班牙人喜爱,往往以高价向

    中国商人收购,中国商人因此获利甚厚。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

    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不少商品来回运输不便

    ,就由福建人移居菲律宾在当地生产、供应,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华人经营的织布、服装

    、铸造、彩绘的作坊商店。此后从明代的中国大陆移民不断增多

          “Theveuot在《奇异的旅行》第二卷记载,当时马尼拉城有西班牙2000名

    (包括军队在内),……中国人则有2万名……”[2]p54-p57

          一本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参看全汉升《明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

    贸易》)说‘中国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

    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

    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

    牙人,当无拘无束的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就马尼拉来

    说,每年航经中国海的商船,着实是它的繁荣基础。[2] p59

      “从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来看,平均每年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

    50%以上,17世纪初上升至80%,最高年份达到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2]p60

          “全汉升分析,在晚明数十年中,每年开抵马尼拉港的船舶,……中国商

    船要占绝大多数,有时甚至等于进港船数的全部在明代,中国商船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

    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1586-1590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

    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占全部进口税的91.5%” [2]p62

      “在当时东南亚诸国看来,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船队在路上基地的支持下,成为

    中国贸易网中最大的商人。……无可争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

    易,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

    的阿卡普尔科港。马尼拉生丝市场的繁荣,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马尼拉经商发展,无怪

    乎有人说,17世纪时的马尼拉城,与其说是欧洲式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

      其他的论文著作中对明代海外贸易的繁盛情况也多有论述

      “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

    和《华夷通商考》所载,(30)福建省输出日本的商品,除上面所说的丝织品、瓷器、糖

    、果品外,还有铁、纸、布、竹器、药材、茶、酒、漆器、金线等。又根据荷兰人侯德

    孟万历年间在印尼万丹(下港)看到中国商人出售的商品有:各种丝布、各色生丝、缎子

    、天鹅绒、繻子、金丝、金襕、磁器、皿、美丽的漆笼、水盘、嵌铜、大罐小罐、水银

    、首饰盒、色纸、历、金表纸的书、镜、梳、眼镜、硫黄、中国刀、漆鞘、人参、扇、

    遮太阳的唐伞等。还有,“沿海人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国

    外(31)。可见,月港出口货物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品。”[191]

      明朝人洪选善的《瓶台谭侯平寇碑》写道:“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先业

    ;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维漳沿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什二三得返

    ,犹几幸少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田亩之夫,缀耒不耕,赍贷子母钱往市者,

    握筹而算,可坐富也”。《海澄县志》亦说:“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沤散;不

    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他们“十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

    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

    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

    者辟易,资爰有居,产自无恒”(32)。他们为了利润,“时有飓风之俭(险),亦冒为之

    ”(33)。至于船上人员,“其舵水悉雇佣贫民”(34)。由此可见,明代在月港从事民间

    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是市民阶层。至于一部分是所谓“富家”、“富者”、“豪富”、

    “居者”、“舶主”等,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因为海外贸易要漂洋过海冒风险,而

    且起落无常,顺利则“容致巨万”,成为暴发户;“不利则轻弃父母妻子,安为夷鬼”

    ,家破人亡。因此,他们只能是唯利是图,敢于冒风险的大海商,决不是一向养尊处优

    的封建官僚地主。[191]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

    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

    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

    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

    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

    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155]p10-p11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

    ,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155]p11

      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

    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

    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

    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

    ”。[155]

      海外贸易发达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李隆生在一

    个表格里列举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

    、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然后

    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

    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

    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 亿两。”[103]p165

      事实上这个估算可能还是偏低的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 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

    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151]p241,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

    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

    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做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

    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

    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

    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

    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

    价”[151]p241

      5、对明代海外贸易的评价问题

      对明代的海外贸易究竟应该怎么评价,有这样几种观点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不妨来

    分析一下。

      一种观点是不顾明代中晚期海外贸易高度发达的客观事实,刻意贬低明代海外贸易

    的意义,对明朝政府的作用更是不遗余力的攻击,竭尽全力的诋毁。这种观点中,戴裔

    煊的言论可以说比较有代表性,和他类似的论点,长期以来在评价明朝的时候不绝于耳

      我们下面引用戴裔煊的一些话

      “百般扼杀摧毁,终未奏效,隆庆万历间明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放东西洋海禁。发给

    商舶文引,准贩东西两洋,征收税饷,又实行对商舶搜刮榨取。请领文引要引税,东西

    洋每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一两,后来增加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

    ……加增饷则因为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完全用银钱买货,回船除银钱外,没有别的货物

    ,即有也没有多少,所以从吕宋回来的船,每船更追加银一百五十两,叫做加征”[192

    ]p344

      “禁海固然妨碍超出国家界限商品的流通,驰禁实际上是寓禁于征,对积累资本,

    扩大商品再生产不但没有帮助,甚至还有更坏的影响;更不用说以舶税充兵饷,用来镇

    压人民了”

      “明封建朝廷弛海禁,发给商舶文引,与西方国家对贸易公司的特许证书相比,截

    然是不同的。……明封建朝廷虽给文引特许中国商人与东西洋各国贸易,但是封建政府

    关注的只是尽可能征抽名目繁多的税饷。不顾舶商的死活。充其量只任令自负盈亏,自

    生自灭,根本谈不上什么补助与保护”[192]p345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所谓的海禁固然被这些人非议,取消海禁同样要被这些人非

    议!总而言之,对于明朝政府,他们似乎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不加以毁谤污蔑,则于心不

    甘.那么他们非议的理由是什么?第一是征税太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搜刮榨取!那么事实

    又如何?这样的税果真重么?看他列举的兴致勃勃的样子,“请领文引要引税,东西洋每

    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一两,后来增加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

    从吕宋回来的船,每船更追加银一百五十两,叫做加征”,似乎明朝政府真是罪大恶极

    ,对商舶敲骨吸髓,盘剥无度。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只要略做对比,就可以把他的这种

    无耻谰言揭露的体无完肤。根据记载明末时期郑芝龙成为远东海洋上实力最雄厚的军事

    贸易集团,郑芝龙是海商兼海盗出身,深知海上贸易利润内情,他是怎么收取商舶费用

    的?““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

    国。”看到没有,“每舶例入二千金”,也就是每只船收取二千两银子!!就是收取这

    么多的银子,不但没有影响海上贸易,而且照样是一片旺盛繁荣的景象!!大家可以凭

    自己的良知判断一下,所谓“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一两,后来增加东西

    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从吕宋回来的船,每船更追加银一百五十两,叫

    做加征”,这究竟是收的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事实不仅是太少了,而且少到了可怜

    的地步。

      还有什么非议呢?用他们的话说“驰禁实际上是寓禁于征,对积累资本,扩大商品

    再生产不但没有帮助,甚至还有更坏的影响;更不用说以舶税充兵饷,用来镇压人民了

    ”,这样的言论已经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是满肚子戾气的

    人,难以想象会居然不顾事实到如此离奇的地步!这样昧着良心来强奸历史的人居然还

    是所谓的正经的历史学家?若按照他们的逻辑,明朝政府只能自动解散,才算满意,才

    没有罪过,否则无论干什么都会扣上镇压人民的罪恶。

      继续来看他们的离奇言论“封建政府关注的只是尽可能征抽名目繁多的税饷。不顾

    舶商的死活。充其量只任令自负盈亏,自生自灭,根本谈不上什么补助与保护”,只征

    收一百多两的银子(一般情况甚至只有十几两的银子),这叫名目繁多的税饷。对舶商

    不过多的干预控制,这叫“不顾舶商的死活。充其量只任令自负盈亏,自生自灭”,按

    他的意思是不是政府干预了控制了补助了保护了,他们就满意了?放心,到那个时候他

    们又会给明朝政府按上的罪名是官商勾结,或者是让海商沦为封建政府的附庸,破坏市

    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事实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看见了不少如此的论调。

      类似戴裔煊这样的非议攻击虽然声色俱厉,但由于其背后的观念实在陈腐不堪,背

    离事实也实在太远,所以是色厉内荏,即便现在,这种言论在专业学者中的市场也不会

    很大(但并不等于没有人宣扬了)。

      相比之下,李宪堂在《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

    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中宣扬的观点显得更精巧细致,也更有创意一

    些。李宪堂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

      “西方向东方输入白银,从客观效果来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采出来的是更宝

    贵的原油——物质财富。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

    瓷器、茶叶、蔗糖等。如此绝对出超的外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标志。在这种看似

    无比合算的交易开始之时,东西方之间的对决便输赢已定了。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

    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

    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

    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

    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

    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

    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

    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

    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

    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193]

      这种观点看似新颖,其实却不过是某些陈腔滥调的变种,总而言之,无论当时中国

    发生了什么,都会被挖空心思的罗织成病态的表现,落后的根源,他们形成的心理定势

    就是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开始的,以如此心态研究历史,夫复何言。

      我们还是来具体分析一下他的理由!首先,所谓的绝对出超的外贸是否是社会病态

    的标志?这只能说是典型的毫无常识的一派胡言!在前现代社会,在没有国家刻意控制

    干预的情况下,绝对出超的外贸只能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高出于任何同时代其他已经建

    立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标志,如果硬要把这说成是病态,只能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本身就

    是有些病态。事实上,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其中核心一条就是要求在对外贸易中保持

    出超的地位,出口一定要超过进口,为此不惜动用国家控制干预的手段。尽管后来资本

    主义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评价不高,非议诟病甚多,但这主要是针对重商主义用国家控

    制干预市场经济商业活动的主张,对于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对国家经济发展更有利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所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再其发展都必然经历了在世界

    各地尤其是殖民地大量倾销本国工业产品的过程。清朝和英国并没有绝对出超,仅仅是

    相对略微出超,英国就要依靠贩卖鸦片,来扭转这种情形,来竭力取得自己对清贸易出

    超的位置,导致清朝时期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如果按照李宪堂的逻辑,那英国人真是有

    病该送医院去了。即便是现代社会,一个国家要发达起来,也必然要经历对外贸易出超

    的过程。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贸易逆差,那是因为美圆已经取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

    国的印钞机印出来纸币就几乎相当于明朝时期的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才不必保持

    贸易顺差。

      至于说“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

    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

    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

    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

    为代价的。”

      这种鼓惑人心,煽动性的言辞反映的不过是作者的无知臆断。说的倒好象当时中国

    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一样,资本家残酷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工人的剩余价

    值。这种富于感情色彩的言辞,除了满足作者想当然的臆断心理,可以上毫无价值与意

    义可言。明朝的生产力确实相当发达,但这种发达也只是限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所处的

    水平而言,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谈什么对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如果那样就

    叫超限榨取,那西方近代工业化时期又算什么?现代社会又算什么?按照作者的逻辑,

    是不是回到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才算做不是超限榨取??

      李宪堂还自做聪明的把白银流入中国同黄宗智说的内卷化联系在起来,把白银从海

    外流入,以及白银的货币化当成是造成内卷化的原因。关于内卷化的问题,我们在后面

    会有专门的分析,只指出一点,李宪堂拼命地罗列一些事实,却丝毫也不能说明这些事

    实和他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他看来,似乎只要罗列出一些事实,然后再加上一些空

    洞的论断,就完成了他的证明

      象李宪堂此类作者,除了主观臆断加上乱扣帽子之外,对分析明朝时期的经济现象

    ,以及中国最终落后的历史现象,可以说毫无作为。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名词拼凑起来,

    组合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似乎就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满足了他们的心理欲望,但这

    些千创百孔,自相矛盾的论断对于解释问题,说明现象,何尝有半点帮助。

      李宪堂 “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

    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

    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

    —白银只是加快了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没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模式。”

      “白银的输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从战国以后,什么时候是自给自

    足的小农经济?既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怎么需要白银的输入?这样一种不着边

    际的臆语,居然可以作为严肃的正式的论文发表,也可算的上是奇观。他们干脆就说西

    方天生命定就是能产生新制度,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天生命定就是不能,这不就

    结了,还绕来绕去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们对明代生产力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的介绍和分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2007-03-05
  • 明朝的财政危机与文官集团(1) (转载)

    http://www.moiracn.com/memory/wdbread.php?forumid=1&filename=f_2760

    节选自杜车别的眀史辨

    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原因,不是崇祯的原因,也不是什么腐败这些不着边际的因素,

    那么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Ⅲ、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这一点在上面崇祯皇帝部分的论述中已经说明的

    相当充分。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

    模的国内叛乱。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

    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

    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发生财政困

    难?难道说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

    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

    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

    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反观

    明末,不必去说名义上军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

    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一个

    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

    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

    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是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

    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

    就不行了呢?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

    处于不断衰退中?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任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任何当时人的记

    载,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到了万历时

    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即便

    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尽管相对于万历时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

    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

    政却是显得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注意到明朝初期的赋税收入到明朝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

    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

    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税

    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都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

    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末期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

    期,修建北京的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

    ,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中间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

    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以及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

    和。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总体上社会保持安定,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但总体上

    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我们才能解答明末财政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从而解答明朝灭亡的真正实质究竟是什么!

      但是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透彻的回答,我们还是需要一步步进行分析.

      一、三个事实的确认

      首先从黄仁宇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专

    著中论述我们可以确认如下三个事实,然后从这三个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

    础上给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三个事实是

      1,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

    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3,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当政府试图增加赋税时阻

    力重重

      1、明代税收过低

      关于第一点,明代税收过低的问题,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相信。一些人一直以来被灌

    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

    髓,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明代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

    征收的赋税过重,人民难以负担,奋起反抗的结果。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甚至一些所

    谓的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明代的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情况,很容易就能做出否定的回答。事

    实上,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长

    久以来被一些人深信不疑的这种陈腔滥调进行了驳斥。

      黄仁宇说“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

    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

    ,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p341

      (1)农业税低

      “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

    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

    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

    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 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

    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

    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

    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

    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

    ,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

    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

    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32]p410-411

      李隆生在[103]一书中对晚明农业总产值做过一个估计,他可能没有看过顾诚及其

    弟子对明代耕地面积的考证,仍旧采用传统的过低估计。

      我们这里只采用他对明代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每亩田1.2石的米[103]p175(南方亩常

    量高的多,北方亩产量低,这个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明显是偏低的,张显清提供了一些其

    他学者的看法,余也非的估计是明代北方地区平均亩产1.302市石,南方地区平均亩产

    2.604市石;郭松义的估计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按照一石白米

    为94.4公斤计算,则平均亩产在1.3石左右,但这里我们为保守起见,仍旧采用李隆生

    这个偏低的估计)。

      至于耕地面积,明初洪武时期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亩左右[34]p304,明代16

    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的耕地面积应该在11亿亩左右。按此估算,洪武时期的农业总产

    量是10亿两千万石左右,而晚明时期全国农业的总产量至少是13亿两千万石左右(这个

    显然是出于保守估计,偏少的一个产量)。

      而明代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32]

    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32]p56,“1600

    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32]p226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

    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不包

    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

      当然通过总体田赋收入和总体产量的比较得出的平均税率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具体落

    在每个地主头上的负担究竟如何。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呢?黄仁宇以广东顺德县的情况

    为典型,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摘录一些主要结论

      “1585年版的《顺德县志》提到,佃农通常每亩土地向地主交纳0.9石稻米,由于

    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则征收部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

    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 ”[32]p111

      基本税只占1/60,那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

    ),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

    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但主要是

    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

    成的5%。累进税制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

    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32

    ]p116

      “税收低的标准,可以进一步从县志汇集的数字中得到证实,1585年,……可以知

    道每亩土地的平均税收负担为0.0332两白银,……即使不考虑正常季节会混种各种不同

    的作物,平均每亩土地的年均收入也应当在1两白银左右。因而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

    地收入的3.5%左右,(即便考虑有些年份粮价下跌的影响),税收依然不会超过土地收

    入的6.12%” [32]p116-117

      也就是所有各种摊派加上去之后,并且考虑到粮价波动的因素,也只是在3%到6%之

    间波动,这样的税率也实在并不算高。

      除了顺德县以外,黄仁宇还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

    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得到的情况大体上和顺德县相似,有的地

    区高一些,有的地区低一些。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

    影响)[32]p217;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 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32]

    p220;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

    率为 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32]p221;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

    率是5.4%。[32]p222

      最后得到的总的估计是“通常而言,直到17世纪初(原文为“16世纪初”,应是笔

    误或翻译错误,因为作者在文中前后引用的数据年代都是在1576年, 1600年,1620年

    这类的,大致范围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引者注),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

    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

    的税赋较重,象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

    偿应役、……,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

    三角洲地区特例的影响。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越占整个帝国田

    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田赋收入和农业总产量的比较

    得到的农业税率在明代晚期只有2%不到,而按照黄仁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估算,则全

    国平均税率可能在10%左右(应该强调一句10%税收就本身来说,仍是属于低税收,黄仁

    宇对这一点也是反复强调),这之间相差了五倍之多,怎么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用总产量来估算税率的时候,用的田

    赋收入只是基本税额,也就是并没有把许多其他摊派比如地方上供给驿站的用度,以及

    供给户部的一些物料折银计算进去,尤其是没有把劳役折合的银子计算进去,根据黄仁

    宇的估算,全国劳役折合的银子可能在1000万两白银左右。

      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把所有这些都全算进去,估计农业税率充

    其量也只能在4%左右,而不可能更多(事实上4%都是过高的估计,因为明后期劳役折银

    ,都是大打折扣的,根本达不到理论上的估计)。如顺德县的例子,把所有的摊派都考

    虑进去,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

      那么还有6%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又有可以分成两点,一是粮食本身在一年不同时间

    的价格波动,一是粮食的南北价格差距。

      明代晚期大部分粮食赋税已经是折合成银子来交纳。黄仁宇的说法是“1600年以前

    ,基本税额为2600万石,其中有80%似乎已经能够折银”[32] p226而万明等学者对此的

    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估计是偏低了,“他对税收中白银的估计可能偏低。

    事实上,田赋已经折银交纳,就是加派,也是征银”,“总的来说,大致实物征收在总

    数10%左右,即晚明约90%的实物税已经转变为货币税可能更为合适。”[151

      既然粮食税在晚明大部分是折合成银子上交,那么地主要交纳赋税,就首先必须把

    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骤然增多,导致粮

    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银子

    ,而到了征收赋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于是价格又会上升。这种现象在许

    多明代经济史著作论文中都有记述。在黄仁宇的著作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山东汾

    上县1576年就报告说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

    0.52两白银降到每石0.37两白银,大麦则从每石0.4两降到每石0.25两白银。三个月后

    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32] p239-240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

    ,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白银,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

    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如万历四年(1576),山东汶上

    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而大麦由每石0.4两白

    银下降到了0.25两,并且在三个月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晚明社会变迁》 [151]

    p194-195

      这并非仅仅发生一个地区,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南方的话,这种由于交纳赋税造

    成的粮食价格波动可能还要剧烈。

      那么由此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政府是不是因为农民因为粮价降低而不得不卖出更

    多的粮食而获得收益呢?恰恰相反!政府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妨作个假设,假

    如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这时候粮价是每石0.3两白银,得到的银子是30两,上交给

    政府。而等政府拿到这30两白银的时候,并用于支出各种开销的时候,正好是过了税收

    时期,粮价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这30两银子到市场上去买粮食的

    话,假如粮价是0.5两白银,只能买到60石的粮食。于是在农民那里,他觉得自己交的

    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政府真正收到只有60石。那么当中40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

    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

    而减少的结果。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异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南方的粮价低,北方的粮价高。南方的

    粮价低的时候能低到每石米只有0.3两白银(如黄仁宇说的“在16世纪晚期,广州的粮

    价可能跌至每石0.3两白银”[32]p117),而北方的粮价则接近每石1两白银,我们这里

    不妨算每石0.9两白银(事实上,李隆生在估计明代农业总产值的时候,用的价格就是

    每石0.9两白银)。还是用刚才那种方法计算,在南方一个农民交纳100石的粮食税收,

    折合成银子是30两白银,而这 30两银子送到北京去的时候,实际上只能购买33石左右

    的粮食,中间将近损失了70%。假设一个地主总收入是1000石的粮食。对北京的中央政

    府来说,实际上只收取了南方农民1/30的赋税,而对南方的农民来说,他交纳的却是十

    分之一的赋税。这中间的好处不用说,又全部落在了买卖的商人口袋里去了。

      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

    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力的。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

    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原因,黄仁宇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的估计是根据《大明

    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每个地区的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后得到的。这个 10%的自

    然是靠字面上的记载估算得来,同真实的情况应该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些地方志的

    记载说,每亩田应该交纳多少两多少两银子。但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理想状态,最后交纳

    的时候,能否真的落到实处,是很成疑问的。

      明朝晚期,即便农业上,偷税逃税漏税的现象都相当严重的。我们上面的部分实际

    上已经引用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集到明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

    记载。

      比如《漳州府志》中说

      “田入佃手,其黠者逋租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移,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主

    之谣”[92]p2208

      “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税与积

    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

    已时”[92]p2208

      《漳蒲志》“今深山中巅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然土田日增而顷亩

    粮税日减,即国家不尽民之财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宁不察其故乎?盖豪户猾书交互为

    弊,有私自垦田而全不报官者,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者,又有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江者

    ,有飞诡税粮而幻去亩籍者。夫是以新额无增于前,而原额日减于旧,职此之故也”[

    92]p2240

      “环海之利,岁收不啻四五千金(这应是个人的一年收入),其所输官者,未及五

    十分之一”。[92]p2240

      此外还有各种逃税的手段,也即所谓的“飞洒、诡寄、虚冒”,过去一些论者常常

    把这些当成是明代晚期富裕地主把税收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的手段。其实根本就是

    大谬特谬,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嫁的问题,就是偷税漏税的手段。把偷税漏税的行为

    当成什么转嫁负担,完全是转移视线,有意误导。这三项中,飞洒勉强可以转嫁税收负

    担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晚明时期,一般平民谁都不是吃素,谁都不高兴当冤大头吃亏,

    所以这种手段实际上应用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诡寄、虚冒”。《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说“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诡寄者,避重以就轻者;至虚冒者,一切欺陷,以负国课

    耳”[p1819]

      总而言之,这种种欺瞒手段,偷税漏税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即便单纯就农民本身

    的负担而论,税率大概也远远达不到10%,估计可能在6%左右。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晚明时期,国家方面实际征收到的农业赋税,所有摊派

    零碎全部加起来,总和也低于4%;而就农民方面来说,其实际负担低于6%。

      实际上,无论4%也好,6%也好,甚至采用黄仁宇估计最高数字10%,这样的税率都

    是相当低。但即便是这样低的税收,晚明时期也很少能够足额征收到。

      我们不妨看看黄仁宇对此的描述

      “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1570年,仅未收之税

    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当16世纪七十年代,张居正掌权之时,逋赋者要被控告,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

    受到同时代许多人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王世贞。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许多积年逋赋者

    多为富户,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县官的体罚与拘捕,州县官只好将这类事情向上一级政

    府报告。但这样的事例上报太多,除了显示州县官自己的无能以外,不会有什么效果。

    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传统中

    国仁爱政府的观念支配下,这种办法很少采纳。(这一点似乎正好说明一向被人批评为

    专制没有人权的古代中国至少是明朝时期,对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程度其实还远在西方

    之上——引者注)而且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

    ,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

      “对于赋税拖欠,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

    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他们是很少有用的

    。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

    事情在明代后期是很常见的。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

    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逋赋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但

    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也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了任何好处。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

    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某地

    曾上报说当地一些纳税人共同倩人代杖,不肯纳粮”[32]p192

      如果这些税收拖欠的情况考虑进去,很显然,实际上明代的实际农业税率是在一个

    更低的水平上。

      (2)商业税更低

      以上是农业税方面的情况,那么商业税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农业税虽低,但无

    论是4%还是2%(从政府实际征收到的角度来说),总还是实实在在的征收着,那么商业

    税,在明代基本上是属于名存实亡的性质,剩下的也仅仅是点缀。如果说农业税偷税漏

    税的行为占据总体税收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商业税方面,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偷

    税漏税掉了。这种情况下用税率来衡量明代商业税的征收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从明朝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

    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

    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

    ‘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

    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

    ,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

    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

    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

    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

    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

    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152]

      明初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

    约’(《明史》)当时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超过者以违法论[153]

         “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三十税一’,还规定书籍

    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

    大简约”[34]p16

        “明初朱元璋下令工部在南京建有16座大酒楼,……‘待四方之商贾’”“时

    人李公泰用集句歌咏十六楼”“比如咏南市楼‘纳纳乾坤大,南楼纵自初。规模三代远

    ,风物六朝余。……”[154]p168

      从总体上看商业税收,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

    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

    不过340万两”(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89]

      黄仁宇评论说

      “

      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适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

    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税收总额却比较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

    大数额也不过378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把所有的如盐税茶税都统统包括进去了],

    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

    征收水平实际上低的可怜”[32]p340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

    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

    。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

    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如果

    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32]p341

      而从具体来看,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商业关税几乎没有

      “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

    运河沿线;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

    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

    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 “分

    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

    ,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

    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89]

      而黄仁宇则举的一个例子更说明情形的荒谬

      “山西汾阳县,1609 年商税是6606两白银,税额很高(其实这个税额本身来说很

    低了,所谓的高也是相对于其他地方低到几乎等于没有的商税)。但是在浙江金华县,

    这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额不足7两,地方志中坦率的承认商税征收

    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了”[32]p306

      再从一些比较重要的税收项目来看明代工商业税低下的程度。

      比如明代市舶税(相当于现在海关的进出口税收),只需要和一些私人海上贸易集

    团的收入比较,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收的税低到了什么程度。比如根据记载,崇祯时期

    崛起的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

    ,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

    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

    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

    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

    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

    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155]

      这虽然是在崇祯时期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对比。郑芝龙集团完全是依靠

    海上贸易崛起的,但仅仅凭借海上贸易的利润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征收费用,就达到

    了“岁入以千万计”,再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就是可怜的

    三百多万两(其中的市舶税只有区区4万两)。

      再比如盐茶业

      以前唐宋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大头,盐茶专卖,到了明朝,政府却获利极少。关于关

    于盐的专卖

      “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

    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16世纪晚期,私盐贩

    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象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

    的随意管理。

      简而言之,专卖制度,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

    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

    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32]p274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

    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

      “

      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

    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16

    世纪中期,四川巡抚也承认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

      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当16世纪

    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当时的一位学者对

    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内地茶户不知官茶、私茶之说久矣。天下之言生财者,亦罔闻知’

      ”[32]p338

      浙江应该是产茶大省,而茶叶的税收居然仅仅只有6两,这可以当成是荒唐的笑话

    来看。

      正税本身就低,而偷税漏税现象也是相当普遍。这点从崇祯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曾德

    昭在《大中国志》的有关记载中就能看出来

        “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

    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

    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

    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

    ,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156]p14

      从这段记载来看,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

    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

      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

    分了。

      而许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政府官员故意鼓励的结果,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征收

    来的那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

      黄仁宇记述如下的怪诞事情

      “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

    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

    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

    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

    进行税收评估。这三个官员赢得了传统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32]p313

      这里就已经根本谈不上什么税率高还是低的问题。如果税率很低,比如明初规定的

    三十分之一,但能够真正落实的去收取,那好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看这几位的做

    法呢。一个是只收三个月的税,完成定额(所谓的定额自然是过去传下来的),等于把

    原来很低的税率再乘以四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税率变成了1/120(其实更抵,因为连

    收税的那三个月里,都未必认真的收)。另一位呢,干脆就是让商人们看着给,你高兴

    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或许哪个商人当是做慈善事业,就多给一点(说句老实话,那些真

    慈善的商人给讨饭的钱恐怕都比给政府的税多)

      他们这样忠实的为工商业集团谋取利益,自然是能赢得传统历史学家(这些人基本

    上也是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高度赞扬。

      正是因为有这样怪诞的情形,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有如下情形的发生

      “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

    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

    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32]p306

      征收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用的,也确实只能关闭了。

      我们还可以和唐朝宋朝时期的情况对比一下。

      “唐代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600万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绍兴末年,

    盐、茶榷货为2400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

    抗冶榷货更高达3690多万贯,占据全部财政收入的56.5%”[158][157]p389

      “到了中唐时期,榷盐利税占整个征赋的一半以上,《旧唐书?刘晏传》:‘大历

    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而盐利且过半。’”[159]

      黄仁宇说“一些明朝的官员在阅读史书时,惊奇地发现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

    得盐利600万缗铜钱”[32]p282

      唐朝饮茶尚非很普及,对茶叶征收的税率就已经相当高,一开始是10%,到后来增

    加百分之五十,再后来还实行了专卖“《新唐书?食货志》又记曰:‘武宗即位,盐铁

    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

    置邸以收税。’对于私商贩运茶叶,采取残酷的重罚,贩运之百斤以上都是死罪。”

      如果把盐茶还有其他商税收入总和在一起,则在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

    当是远超过一半。

      事实上,这还是常规的税收,如果算上其他临时征收的则就更多了,比如“肃宗即

    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

    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160]

      此外如

      “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卢)杞乃

    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

    官借以给军……敕既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

    其不实,即行榜,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又以僦柜纳质

    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161]

      这样对商人的名为借取实为掠夺,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再看宋朝的情况

      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漆侠《宋代经济史》

    一书的数据说

      “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

    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

    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

    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

    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

    84.7%”[162]

      仅仅“茶、盐酒等坑冶榷货”收入已经达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6%至多,而农业税在

    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少于20%

      李晓在《关于宋代禁榷专卖制度的再认识 》一文中说

      “宋代货币财政收入之所以持续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过禁榷专卖收入特别是盐、

    酒课利的增加实现的。而且如果货币财政总收入以至道年间的2224万贯为基数100,则

    乾道末年的7000万贯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就

    是比至道年间的770万贯增加了617%。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货币财政收入要快将

    近1倍,这是禁榷收入在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163]

      宋代在盐茶酒等上面的禁榷制度,对财政之重要意义,宋人也多有论述,“欧阳修

    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宋贶说:‘国家岁用至广,两税之外,仰给于鹾

    茗者为多’。 宋高宗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陈从古说:‘国家利源

    ,鹾茗居半’。在宋代,禁榷制度对于维持封建统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

    一个朝代,到南宋后期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孙梦观说:‘今日之急务,莫理财若

    也。生财之路穷,独倚办于楮、于盐耳’”,叶适更是说“舍茶盐则无以立国”。[163]

      还有一件事情能说明盐茶收入在宋代的重要性“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诏令凡违犯

    茶盐酒禁者可酌情以钱物赎罪。谏官余靖闻而大怒,当即上书道:‘臣不知谁为陛下画

    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

    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

    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结果

    ,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163]

      不妨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仅仅“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

    万贯”那就相当于在明代仅仅这三项收入就达到4752万两白银!!而实际上明代在这三

    项上的收入有多少呢?“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

    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总而言之,同样的这三项,在明代

    的收入只有三百万两银子都不到!而要知道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宋朝

    ,至于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然后宋朝政府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接近

    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商人拿去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大概可以对明代的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的事实有了一个比

    较具体的认识

      再来看第二个事实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

    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朝的税收数量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以后就很少变动过,要说有变化,那

    大概也是越变越少。

      农业税方面,黄仁宇说

      “造成16世纪税收基数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

    税收定额制度。1377年,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

    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

    厅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

    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

    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32] p055

      永乐时期曾经略有增加,“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

    收入据说达到创记录的3461万2692石”,而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

    附的省份,其额度也包括进来的缘故”[p55]。但失去对安南的统治之后,“收入又重

    新调整到接近3000万石”[32]p56。

      然后在宣德时期,国家田赋收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减少

       “14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对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过高的

    额外费用已十分不满,他们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年的全部税收

    。为此宣德皇帝做了让步,下令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然

    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地区,此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 2700万石左右,

    但对于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却不做考虑。”

      耕地方面,“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给帝国政府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

    额作为现在的统计数据,新增地亩很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是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

    离。1502年上报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明证。应该指出税收定额制度是明代的基本政策,唐

    宋时代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32]p56

      人口方面,“与一般看法相反,增长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于税收增加。过剩的人口

    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很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过剩的人口能够进行登记和评定,地方管理

    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担心上报人口增加会促使政府重新调整地方税收定额,增加税收.

    他们至多是重新调整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使得税收相对容易

    征集,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32]p74

      于是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生产力进步多少,明代农业赋税

    始终就维持在这个水平左右,前面也多次引用过“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

    石”[32]p226

      其实即便不看黄仁宇的论述,光是从明史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明代农业税不增反降的

    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

    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148]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

    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64]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

    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

    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3]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

    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14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

    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9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

    年间。麦子减少了11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

    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

    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上一节中已经顺带说明。这里再补

    充一些内容,田口宏二朗说“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明朝却并没那么受

    到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先辈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皇帝为恢复流通经济的

    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明初当局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

    商税也不断降低” [9]

      这里是说明代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

    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

    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即便在明初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

    。商税在整个明代始终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3,越到明代晚期增加赋税的阻力反而越大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官集团上层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基层的抵抗

    阻挠。就第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在上面部分已经提到。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

    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

    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

    在。凡是向崇祯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杨嗣昌

      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 “豭狗人枭”。皇帝增加赋

    税是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而实际上最后还是没有

    顶住,所以才有周延儒上任,按照复社领袖张溥的指示向皇帝建议“首请释漕粮白粮欠

    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

    年夏麦代漕粮。……帝皆忻然从之”。可以说明朝在一年多以后的灭亡和崇祯听从这些

    建议之间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至于来自基层的抵抗阻挠,这从上面叙述过的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就可见一斑。这

    里再补充一条黄仁宇书中描述的崇祯时期的情况,“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加税

    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1632年,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了50%

    ,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其中的134个

    县事实上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纳任何税收。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税收征纳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

    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所以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税率过重和税收规避”[32]p411

      此外明人笔记中也多有明代末期,农民因为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或者

    卖出田地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摘录了。

      4、这三个事实所产生的一些效应

      以上三个事实,第三点其实是公认的,无须多说。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尽管我在

    上面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述也相当多,但对这些现象第一个做系统全面阐述的,则很大

    程度必须归功于黄仁宇所做的研究。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作为对明

    代财政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澄清了长期以来许多根深蒂固的误会和偏见。

      对明朝的传统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高,政府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

    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的一个朝代。然

    而黄仁宇的研究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认识。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

    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社会!《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的结论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

    府对社会控制的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无力。

      黄仁宇在书中对明代赋税过低造成的结果有许多描述,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了,

    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少的水平上。“明代的文官很

    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

    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

    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32]p57“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

    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

    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

    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应该知道,明代的官

    员们除了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

    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32]p237

      低税再加上政府官员如此少,想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当困难,所以很多本应

    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往往交给社会基层单位自己来进行。在朱元璋时期,“地方官员甚至

    不许亲自下乡。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皇帝的俭

    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32] p052“当时,军队要自己生

    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32]

    p41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

    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的远远不够。

      ……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

    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

    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32]p239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

    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

    ,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

    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32]p420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

    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

    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

    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2007-03-05
  • Re: 关于分税制之狐狸梦解释

    “可是,某些人对国税产生了错误理解,认为国税既然已掌握在国家手中,该给地方的

    也给了,所以留下的自然任我支配。因此国税就乐意投向东部沿海等高效率,回收大的地方

    。这一来问题就大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获得的税收返还比例越来越小,而在国家手里

    的部分又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等方式投到发达地区。”

    地方政府各部门驻京办事处、驻各省会办事处,在1994年后数量猛增。东部、发达地区

    的公关能力和财力自然大大优于西部,从中央相关部委那“跑部要钱”的效率自然更高。

    同样道理,中央的钱被优势省拿走,省的钱被优势市拿走,市的钱被优势县拿走……

    【 在 kanlee (玩梦幻西游中) 的大作中提到: 】

    : 狐狸梦中也谈到分税制的问题,现拷贝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 新狐狸梦18:关于分税制

    :    “那是当然。”小羊肯定地说,“我国以前实行的是国家调拨制度,1994年以来开始实行中央地方的分税制。所谓分税制就是中央和地方各自划分税收范围和支出范围。本来这是好事,发达国家也都这么做。但是在我国就变了样。本来税收的作用就是为了调节收支。国税主要用来�

    : ...................

    2007-02-28
  • Re: 关于分税制之狐狸梦解释

    他是定义方便。此时的现钞为彼时的存款。我疑心,你背后的时间假设和他不同,乃

    有此问。

    他用的概念,字面上,和现行主流一致;实质上,只能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各安其位。

    你要想,你是毛,或者邓;如果你把自己当作周小川、戴相龙——基础货币这个概念的

    含义就大大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了。

    顺便扯点闲话,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曾经写到,建国三十年,国家经济增长一直向上。

    【 在 jugojl (MINTDD) 的大作中提到: 】

    : 经常看到kanlee谈论货币调度的时候调度的是基础货币. 为什么不能是一般货币? 难道调拨一定是现钞么. 存款不行?

    2007-02-28
  • hoho

    版主: kanlee                        国计学                     讨论区 [GuoJ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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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刊 登 者     日  期  文章标题                     在线:  56 [一般模式]

    56个在线啊,恭喜kanlee^_^

    2007-02-27
  • Re: <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不少章节与斑竹的想法非常吻合!

    是这个写的么?)[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 在 jugojl (MINTDD) 的大作中提到: 】

    : 可见这时间上知音还是有不少的.

    2007-01-13
  • Re: 新狐狸梦18

    这章的税收写得好。

    【 在 yisar (伊水绿纱) 的大作中提到: 】

    : (税收返还制度的公式为:每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总额=上年税收返还数*(1+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0.3),这是一个递推公式,国家规定以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为递推的最初基数。假定93年净上划的收入数额为A,每年税收稳定增长率为r,则以后第n年地方获得的中央

    : “所以税收返还制度本意是短期内照顾地方利益,长期内扩大中央的财政权,以便使得中央能完成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

    : “可是,某些人对国税产生了错误理解,认为国税既然已掌握在国家手中,该给地方的也给了,所以留下的自然任我支配。因此国税就乐意投向东部沿海等高效率,回收大的地方。这一来问题就大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获得的税收返还比例越来越小,而在国家手里的部分又通过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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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