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 thinkpad T410s开机显示fan error

    多谢,我还是找个维修点吧。。。555

    【 在 gordonsun (Gordon) 的大作中提到: 】

    : 对大部分人来说不好换,某宝有卖的,几十块钱。九成是风扇坏掉了。自己严格按照官方说明书也可以换,螺丝很多,要注意。

    2016-06-25
  • thinkpad T410s开机显示fan error

    这是显示风扇坏了吗?换个风扇容易吗?哪里有的卖呀?

    求助!

    2016-06-25
  • Re: [申请] wsy448 申请 Digest/学术文摘 版大版主

    支持,

    id:suranonsword

    Digest版前版主

    【 在 wsy448 (孔修分子王阳明 国计模型MOD1.05) 的大作中提到: 】

    申请人ID:                                            

    : wsy448

    版面英文名称:                                        

    : ...................

    2016-01-15
  • 抱歉

    最近杂事太多,水木基本没上。

    恭迎新版主。

    2016-01-15
  • Re: 一条广告证明你老了

    竟然没人说“味道好极了”?

    看来我真的老了。。。

    【 在 laodun (专挖版霸) 的大作中提到: 】

    : 婚后无子莫发愁,寻子得福水清沟。

    2015-07-15
  • Re: 如果带摄像机回古代,你最想录制哪场对决?

    武侠小说又不是“古代”。。。

    【 在 russianboy (雪中火|每月编码一万行) 的大作中提到: 】

    : 尹志平那场不算啊

    2015-07-09
  • Re: 版面积分变更记录

    涨了,感谢大家的讨论,希望能够继续:)

    【 在 deliver (自动发信系统) 的大作中提到: 】

    : 【此篇文章是由自动发信系统所张贴】

    : [版面积分变更情况]

    :   版面积分:    47517 -> 47708            ↑191

    : ...................

    2015-07-08
  • Re: 有没有人觉得理性和感性是两回事?

    休谟说,理性只不过是感性(激情)的奴隶!

    「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and can never pretend to any other office than to serve and obey them」

    【 在 memoryxy (qqqq) 的大作中提到: 】

    : 比如,想要减肥,却抵抗不住美食的诱惑;想要财务自由,有大的计划却不知道迟迟执行不了;比如忠言逆耳,明明知道他的建议正确,却还是会不高兴;明明知道游戏、av是虚拟的,可理性小人 还是控制不住感性的那个小人;比如虚荣、贪婪、都市生活各种不必要的无形的压力,�

    : 如何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建立桥梁?

    : 比如面对大的计划,每次想到就恐惧不想去执行,那就分解它,做个checklist,每次只关注简单具体的事情;

    : ...................

    2015-07-07
  • Re: 侠客和剑客区别在哪?

    一,在单老的语境中,他从白眉大侠到白眉大剑是升格了。

    二,徐良也用剑,青龙剑。虽然没有金丝大环刀出名。

    【 在 killyou (那个人样子好怪哦) 的大作中提到: 】

    : 剑客也不一定用剑,参见白眉大剑——徐良

    2015-07-07
  • Re: 所以绝代双骄原著结局是怎样的。。。

    看完原著后,确实有这个感觉。。但我是先看的电视剧,那时候年纪也小,反而印象深刻。

    潘志文倒是能文能武,能忠能奸,吴岱融和他,都把傅红雪给演活了。

    【 在 bangke (盖聂——读成gai4的都拖出去打屁屁)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也是最先看的这版,潘志文的扮相潦倒气倒是有,但傅红雪那种韧劲和狠劲没演出来,而且潘志文年青时扮相比较儒雅,就算满脸胡子也不太像傅红雪,而且这版把明月心和周婷弄成一个人,相当离谱

    2015-07-06
  • Re: 所以绝代双骄原著结局是怎样的。。。

    潘志文的傅红雪还不错呀,可能是先入为主,我最先看的这版天涯明月刀

    【 在 bangke (盖聂——读成gai4的都拖出去打屁屁) 的大作中提到: 】

    : 吴岱融其实扮相更好是边城浪子的傅红雪,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少年傅红雪,非常忠实于原著,中年傅红雪倒是没找到好的,狄龙虽然扮相俊美,但是完全没有傅红雪的潦倒气

    2015-07-06
  • Re: 有读《尚书》的么

    读洪范了吗?有啥感觉?

    【 在 desperatephd (desperatephd) 的大作中提到: 】

    : 把尚书正义和尚书今古文注疏对照着看,发现汉唐清的人说话真顺溜啊,至少还在说人话

    : 话说我认识有的人能把尚书全背下来的。。非我族类

    2015-06-29
  • Re: 王保树教授讣告

    哀悼!

    同学们亲切的称呼他为“保保”,正是因为他亲切、慈祥、和蔼。

    保树教授千古!

    【 在 caoyungh (清风竹林·flying) 的大作中提到: 】

    : 王保树教授讣告

    :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法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后首任院长,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王保树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22日9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 王保树教授是我国商法学的开创者,商法学、经济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为我国商法学、经济法学的繁荣与发展以及相关立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

    2015-06-24
  • Re: 版面积分变更记录

    我已经捐了些管理积分了。管理积分是12倍的,好用。

    核心版友们经常删水,mg一下,或者抽空做做精华区,管理积分还是可以获得的

    【 在 invertebrate (水木一姐) 的大作中提到: 】

    : 捐的时候看到已经到四万点了,那我先留着等下次到两三万的时候再捐吧。分太高扣得也快

    2015-06-18
  • 于明:大宪章的两种命运zz

    “大宪章”的两种命运

    东方早报2015-06-14 12:11:54阅读(12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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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落在中东欧平原上的各色“宪章”表明,1215年《大宪章》绝非个例,而是广泛存在于中世纪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实践。可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东欧的总体“失败”。就像人们很少关心失败者的历史一样,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法律史,包括曾拥有的“大宪章”,也一并淡出西方法律史的视野。

      于 明

      今天纪念《大宪章》,意义何在?

      1215年6月15日,在兰尼米德草地上签署的那份《大特许状》,或许并无多少新意。其中的内容大多是重申贵族已有的特权;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文字的形式写在了精美的羊皮纸上。但就是这样一份在当时看似平常的《大宪章》,八百年后依然享受着全世界的纪念。这篇尘封已久的历史文献能够取得今天的崇高地位堪称奇迹;以至于人们在将其推向神坛的同时,仍不断提醒自己,这也许只是一个神话。

      但神话也有意义。作为近代宪法的母国,英国的宪法史应有一个神圣的起源,一个值得纪念的起点。在今年的英语图书中,涉及《大宪章》的书单已是长长一串,其中既有像卡朋特教授(David Carpenter)撰写的严肃学术著作(Penguin Classics,2015),也有各种应景的通俗读物。可在这书单中,有一本却显得特别,这就是波兰学者拉乌(Zbigniew Rau)主编的《大宪章:中东欧的视角》(Routledge,2015)。如编者所言,在《大宪章》的八百周年纪念中,本书提供的是一个“新鲜且不寻常的视角”。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心中不免疑惑,诞生于伦敦郊外的《大宪章》,与欧陆腹地的中东欧诸国,究竟有何关联?

      但如果熟悉中世纪史,就不难发现,《大宪章》并非英格兰的发明,而只是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封建特许状。正如“大特许状”(Magna Carta / Great Charter)的名称显示的,其本质只是一份国王的特许状;因签署者的身份尊贵,被冠以“伟大”(Great)之名。《大宪章》中确立的贵族特权 / 自由(在中世纪,特权即自由)——对国王征收捐税的限制、国王剥夺自由民权利须经合法裁判等——只是封建制中已存在的不成文规则的表达。“大宪章”不仅存在于英格兰,也同样存在于匈牙利、波兰、捷克、立陶宛等中东欧诸国。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自豪宣称,《大宪章》不仅是英国的,而且是“构成整个欧洲同一性的根基性要素”。对王权的约束,不仅蕴含在英国《大宪章》之中,也同样贯穿于中世纪欧陆封建国家的宪法结构之中。在匈牙利,随着强势君主贝拉三世(Bela III)去世,国家陷入继承权的争夺战之中。作为回报,获胜的安德鲁二世(Andrew II)将大量土地赐予贵族与骑士,导致其势力不断膨胀。1217年,安德鲁参加十字军东征失败,贵族与骑士乘机反叛,胁迫国王在1222年签署《金玺诏书》(Golden Bull)。

      与七年前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如出一辙,《金玺诏书》也同样旨在保护贵族与骑士免遭恣意权力的侵害;它限制任意的征税,以正当程序保护骑士免于随意羁押,要求国王每年定期召开议会。尽管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王室骑士,但在限制王权方面却与《大宪章》贯彻近乎一致的原则,因而被视作匈牙利版本的《大宪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匈牙利议会(Diet),也成为欧洲最强势的议会之一。到十五世纪,匈牙利议会已可操纵国王的废立,而贵族阶层所应承担的税负也被削减殆尽。

      波兰史上也不乏类似的特许状。1370年,卡西米尔大帝去世,他的女婿匈牙利国王路易继承王位,为换取贵族支持,路易签署《克斯西协定》(Pact of Koszyci),削减并限定贵族的税负。路易死后,王位落入立陶宛的亚盖洛家族手中。亚盖洛也同样设法讨好贵族,定期召开贵族议会(sejm),并在1454年签署《克雷科怀斯宪章》(Charter of Cerekwice),明确未经议会许可,国王不得征收新税或征召军队。此后,1505年的《拉多姆宪章》(Charter of Radom)进一步剥夺了国王在未获议会同意情况下创制法令的权力。

      这些散落在中东欧平原上的各色“宪章”表明,1215年的《大宪章》绝非个例,而是广泛存在于中世纪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实践。在封建制原则中,国王权力从来都受到来自大贵族和底层骑士的制约。一旦国王侵犯既有的封建特权,贵族或骑士的反叛随时可能发生,而随之而来的即是各种形式的约束王权的“大宪章”。

      为什么只记住了1215,记住了英国?

      重要的一点,依然来自于英国在近代史上的成功。今天纪念的《大宪章》,不仅仅是1215年的那份特许状,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延续八百年的宪法传统;它不仅包括《大宪章》,还包括此后的《权利法案》,甚至于大洋彼岸的继承者《美国宪法》。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曾经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一个流淌着英国血液的超级大国的诞生。在这惊心动魄的历程背后,宪制的稳定与成功,无疑被视作英美大国崛起的“秘密”。上溯这“秘密”的源头,《大宪章》就像一座丰碑矗立在它的起点,熠熠夺目,倍享尊荣。

      可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东欧的总体“失败”。就像人们很少关心失败者的历史一样,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法律史,包括曾经拥有的“大宪章”,也一并淡出西方法律史的视野。尽管《金玺诏书》等文件还是偶尔被提及,但与英国《大宪章》的崇高地位不同,这些“宪章”并不具有多少神圣的意味,相反却沦为国家总体失败记录中的一串脚注。历史总是无情。曾经相似的“大宪章”,却在历史的兴衰中,遭遇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但历史依然值得反思。同样是“大宪章”的一纸文书,为何在欧洲西陲的英伦得以创造自由与繁荣,而在欧陆腹地诸国却招致动荡、奴役与衰亡?

      回到中世纪,中东欧诸国的“宪章”,在约束王权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一个强大贵族集团的诞生。匈牙利贵族集团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使其变本加厉追逐自身利益,而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日益疏离。即便感到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匈牙利贵族依然将自身税负降低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不顾国家军事能力的削弱。1526年,纪律散漫的贵族军队在与奥斯曼的战争中一败涂地;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贵族与国王的持续冲突,最终葬送了曾经强大的中欧王国,直至失去独立,一分为三。

      波兰的命运也与之类似。1572年,亚盖洛王朝灭亡后,贵族选举法国的亨利为国王,并通过了另一部具有“大宪章”意义的《亨利王约》,宣布国王不得征税和征召军队,并确立由贵族选举国王的新制度,王权完全沦为贵族的傀儡。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力量的衰落,波兰不断沦为俄罗斯、普鲁士等国的蚕食对象。而1652年通过的“自由否决权”,更成为贵族集团最后的政治自杀;任何一名贵族的反对都可能导致议会法案被否决,乃至议会解散。孱弱的波兰最终被俄、普、奥瓜分殆尽,消失于欧洲的版图。

      失去的不只是独立,还有自由。尽管“大宪章”维护贵族的自由,却放任贵族压迫农民,使之沦为丧失自由的农奴。凭借对立法权的垄断,中东欧的贵族任意驱使农民从事劳役,增加农民赋税,并立法阻止农民自由迁徙。中东欧农奴制的大规模回潮,使得劳动者境况日益恶化,以至于引发1514年的匈牙利农民起义。在这个意义上,中东欧“大宪章”维护的自由,仅仅是贵族的自由,并且被用来更彻底地剥削农民的财富和自由。有如福山所言,仅仅对政府权力的宪法限制,并不足以建成负责任的政府,还可能是更残酷的暴政。

      英国的成功,恰恰隐含在中东欧的失败之中

      中世纪历史中,贵族、骑士等封建团体对王权的制约,无疑构成宪法传统的重要推动力。各种“大宪章”的诞生,不过是这一历史运动的成文法表达。但问题是,仅仅约束王权,或是贵族的抵抗,并不足以保证一个既限制权力又负责任的“好宪制”的诞生。相反,正如失败者的故事所揭示的,当贵族力量过大而王权孱弱时,只能使贵族阶层失去制约,沦为不负责任的特权集团,在与王权的对抗中不断消耗国家能力,直至整个国家的失败。

      反观英格兰,王权却始终强大。诺曼时代的英国王权即已领先于欧陆。安茹以来的中央司法机构创设与巡回法庭派出,都不断推动王权的建构。约翰与亨利三世时期,由于战争失败或幼主当国,贵族力量一度崛起,胁迫国王签署《大宪章》《牛津条例》等限制王权的法律,却并未阻止王权在爱德华时代的复兴与增长。红白玫瑰的两大家族的斗争曾使王权遭受重创,但也同时削弱了贵族力量。在战争废墟之上建立的都铎王朝,再次扭转颓势,直至将王权推向绝对主义的边缘。《大宪章》本身也日渐消沉,甚至被遗忘。

      也正是强大的王权,构成了对贵族力量的制约。与中东欧不同,英国贵族始终面对王权的挑战,并且始终尊重国王的尊严与特权。尽管宪章允许强迫国王改正错误,但却一再重申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王权“任性”的同时,《大宪章》事实上也划定了国王特权的边界,从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维护了“国王的自由”。《大宪章》禁止国王任意征税,但实际上也赋予国王在议会协助下增税的可能与正当性论证。一旦国家面临战争威胁,诸如爱德华一世这样的强势君主就有理由以《大宪章》施加压力,扩大王室收入,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这种权力的微妙平衡,使得贵族必须认真对待国家,而不至于沦为狭隘的利益集团。由于王权挑战始终存在,英国贵族不仅不能单纯追求自我利益,而且必须不断谋求更大范围的支持。英国议会从来就不是按照社会等级组织的等级会议,而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代议机关;除了教俗贵族,还广泛代表骑士、士绅与市民。就像最初的“西门国会”,之所以吸收骑士与市民代表参加,恰恰是为了弥补亨利三世国王缺失的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寻求更大范围的社会阶层的支持,使英国国会成为政治团结与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

      从这一视角进入,《大宪章》在今天的崇高地位,首先并不在于宪章本身,而来自于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能力的塑造。贵族反叛促成《大宪章》的诞生,限制了权力的专横;而王权的强大,也同样避免了贵族集团的堕落。国王与贵族的均势,使得英国议会成为整合国家的基础;它一方面构成对绝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国家能力。它限制了征税权的滥用,也同时赋予经由议会的征税以更强大的合法性基础。在《大宪章》之后,贵族所承担的税负并未减少,反而持续增长。在此后的对威尔士、苏格兰的战争中,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我们都看到议会的合作与对王权的支持。

      在此意义上,《大宪章》的宪制意涵,并非只是制约王权,或保护民权;相反,它不断提示,宪法的首要问题,依然在于国家的整合与构成(constitution)。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约束政府权力的前提,是政府首先要获得权力。英国宪制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始终关注并不断推动国家的整合,建构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共同体”。无论是《大宪章》,还是英国国会,都参与到共同体的塑造之中,并成为其重要象征与组织机制。而当新兴的利维坦崛起时,《大宪章》蕴含的权力制约机制,也同样得以复兴;在不断塑造权力的同时约束权力的运行。

      也因此,《大宪章》并非只是一个神话。它构成对恣意权力的制约,也构成国家整合的起点与象征。但《大宪章》也依然只是神话。在英国历史上,它既没有提供多少新主张,也并非国家成功的关键。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并不缺少各色“宪章”,真正决定性的步伐,还是在于“大宪章”之后的道路选择,在于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建构的成功,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持续更新。只是当一个强大的帝国呈现在世人面前时,那些曾经在英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象征才逐渐凸显,直至被推上神坛。八百年后的今天,神话依然在被不断建构与重塑。

      但最好的纪念并不只是复述神话。在1215年《大宪章》之外,不应忘却在同一时期的欧陆腹地存在的另一类“大宪章”。成功者总是不断被纪念,但“失败”也同样值得记取。“大宪章”的两种命运,始终提醒我们更完整地理解宪制的复杂构造,理解宪法在“限权”机制的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建构,理解宪法作为国家构成机制的原初意涵。

      这也是对《大宪章》的另一种纪念,另一种意义。■

    2015-06-17
  • 金斯伯格:毋再尊崇《大宪章》zz

    被屏蔽了,大家自己看链接吧

    http://www.guancha.cn/TomGinsburg/2015_06_17_323631.shtml

    约翰·金斯伯格,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

    在英语世界里,800年前由约翰王盖上印玺的《大宪章》是基本权利和法治的同义词。在美国,从“茶党”(观察者网注:茶党运动可以追溯到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称得上美国革命的代名词。当代茶叶党在2009年获得重生,主要针对奥巴马政府的社会改革政策)到说唱歌手Jay-Z:每个人都在颂扬它,每个人都在借用它。Jay-Z最新的一张专辑,就被命名为《大宪章圣杯》。

    ……

    2015-06-17
  •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宪章》八百年纪念研讨会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行: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纪念在英国以及世界法律史上的一部伟大文献的问世,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的一批男爵将题为MagnaCarta的文件递交到英王约翰一世面前,并以强大的压力迫使国王签字。到今天,时光整整过去了八百个年头。

    学术史研究已经表明,《大宪章》并非如孙悟空一般横空出世;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并与此前诸如亨利一世签署的《自由宪章》以及更早的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国王们的加冕礼誓词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男爵们并非心血来潮地发明了这种形式,约翰王能够同意签署它也是这种渊源所带来的合法性使然。不过,假如我们设想自己回到当年历史的那个特定时刻,《大宪章》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大宪章》跟当时或此后其他地方的类似文件相比较,在所指向的人群上是那个国家境内的所有自由人。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是自由人。但是,能够让国境之内所有自由人都分享一部通过契约所确立的权利和自由,与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的类似文件相比,还是绝无仅有的创举。

    1215年的《大宪章》不是一个含义清晰的文本,英文译本也经常发生争议,更不必说中文的各种翻译了。不过,第39章的条文却言辞清晰,掷地有声。我试着翻译如下:“未经其侪辈合法裁判或依据吾国之法律,任何自由人均不得遭受逮捕或监禁或剥夺财产或逐出法外或流放或以任何方式毁损,吾人亦不得主动或受命对其攻伐。”

    这个条文所确立的准则对后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尽管《大宪章》只是一个封建性质的约定,并非立法文本,其中没有包含陪审团裁判,也没有人身保护令的规定,但是,第39章却是正当程序、同侪审判等原则及其生发的一系列规则的胚胎或滥觞。据一位美国学者1991年的统计,美国有超过900个联邦和州法院引用过《大宪章》;1940-1990年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最高法院在超过60个案件中引用了《大宪章》。

    所以,《大宪章》的价值也许不在于当时的起草者在条文中所表达了什么,或起草者以及签署人所理解者怎样,更在于后世的读者和引用者对于其内容的解读。那些古风盎然的条文有些让我们迷失,有些自己也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但有些却带着我们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大宪章》的伟大正在于这种强大的再生产能力。

    各位同行,在这个年份里,世界许多地方的法律界和历史学界都纷纷举行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我们这个研讨会简朴但不失庄重。研讨会邀请的学者包括法学中人,也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形成了一种特别美好的对话情景。李红海教授设计的会议海报用了一幅流传很广的画作:在伦敦郊外的Runnymede,周边是虎视眈眈的男爵们,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这些人身后的背景却不是泰晤士河,而是北大的未名湖和清晰可辨的博雅塔。这种神来之笔真是想想也是醉了。红海仿佛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纪念八百年前的《大宪章》,梳理文本,考订意义,当然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不过,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地思考:这部古老的文件对于我们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怎样的价值。我读晚清出使英伦的外交家的日记,从郭嵩焘、曾纪泽,直到薛福成,居然没有看到一处提到《大宪章》的。这个现象本身是饶有兴味的。不过,今天我们的研讨会大概可以算是一个例证,表明中国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古老文件应当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意识到它与我们正在推动的法治事业之间的密切关联。

    作为北大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的一名教师,我向各位表达热情的欢迎,也预祝这次研讨会的圆满成功!我们当珍惜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如果这次错过了,下一次,就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等待,才能参加2115年6月15日举办的《大宪章》九百年纪念会了。

    谢谢大家!

    2015年6月15日

    2015-06-17
  • 泮伟江:光荣与尴尬:这个世界的规则,原来奠基于800年前的鸡零

    光荣与尴尬:这个世界的规则,原来奠基于800年前的鸡零狗碎

    原创 2015-06-15 泮伟江 新京报书评周刊

    微信ID:ibookreview

    『与321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编者按:“法律高于过往之上,连国王也不得违反。”这是《大宪章》的核心精神。

    800年前的今天,英国糟糕的国王约翰被逼迫在羊皮纸上签署了《大宪章》,它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也由于它深刻地影响了八百年来现代世界的法律和制度,尤其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权利法案》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宪法》,被认为是西方和世界宪政的源头。

    然而,大英帝国虽然在800年前诞生了世界宪法的基石,它自己800年来却并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全世界只有三个主要民主国家没有正式的成文宪法)。这部《大宪章》在今天看来更是鸡零狗碎,比如它规定寡妇在老公死后自愿改嫁的可以在先夫住宅内停留多少天(《大宪章》第7条);管犹太人借了钱如果意外死亡了,该谁来还(第10条);甚至连泰晤士河上拆渔梁这种鸡零狗碎的小事也管到了(第33条)。

    当然啦,《大宪章》里的这63条条款在今天看来大多不具现实意义,甚至显得荒诞,也只有其中的3条在现在的英国法律中还有效了。如今它只因其在历史中的象征意义而依然熠熠生辉,也仍然令英国人感到骄傲。然而,经历了英伦三岛险些分裂的局面之后,古老的英国也开始经历关于“存在”的焦虑,《华盛顿邮报》最近登出了一篇文章,英国的上议院议员正在引入制定一部成文宪法的法案,这也让英国迎来了一场关于“是否需要一部成文宪法”的讨论。

    但是,英国人肯“放下身段”向被它影响过的殖民地学习制定成文宪法吗?让我们看看法学博士泮伟江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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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章》签订800年后,英国是否需要一部成文宪法?

    撰文 | 泮伟江

    在《大宪章》签订800年纪念日,当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正隆重地纪念这份古老而神圣的文献之签订时,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却建议英国制定一部成文宪法。这本是为了应对危机,维持“英国性”的一个举措,但吊诡的是,措施本身却具有鲜明的“去英国性”的特征。

    1215年6月15日,在距离伦敦城外30公里外泰晤士河边的一片叫做兰尼米德(Runnymede)的草地上,当时的英格兰大贵族们逼迫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叫做《大宪章》(Magna Carta)的法律文献。由于确实是被逼迫签订的,所以大宪章签订以后没过多久,就被约翰撕毁。而约翰此种举动还得到了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持,教皇斥责大宪章是“以武力及恐惧,强加于国王的无耻条款”。

    英国内战于是重新开启,并且随着反叛贵族们请求法国派兵支援,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尽管约翰在随后的内战中取得过几场胜利,但却不幸于1216年染病暴卒。约翰的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内战各方势力随后再次发生了分化,部分贵族转而重新支持国王一方,法国人最终被赶出英格兰,新国王也分别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三次签署《大宪章》。在1225年,新国王强调此次是“自愿和自由意志下”签署的。

    800年后的今天,大宪章中只有三个条款是仍然有效的法律,这就意味着,《大宪章》已经从800年前的一份法律文献变成了一份历史文献。许多的历史研究也揭示,在800年的历史中,《大宪章》并未在实际的案件审判过程中发挥多少“实际”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宪章》是不重要的。在整个英格兰宪政发展的历史中,《大宪章》不断重复地被提及,并且大宪章中蕴含的王在法下、正当程序、未经独立司法之公正审判,国王不能随意逮捕、监禁自由人或者剥夺他们的财产,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税等原则和理念都内化成整个英格兰普通法政体的基本原则和结构。就此而言,《大宪章》具有一种伟大的象征意义,是英格兰普通法心智和普通法宪政的象征。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出席大宪章签署800周年纪念活动

    在《大宪章》签订800年后的今天,不仅是英格兰人对大宪章的故事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并为此展开了隆重的纪念。并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包括中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纪念活动。尤其是美国,似乎对大宪章的热情甚至还要超过英国。在对此表示自豪之外,这或许多少让英国人觉得有些奇怪甚至尴尬。

    今天这篇小短文,就是想谈谈《大宪章》签订800年后,英国人的这份自豪之中隐藏的那份尴尬的难言之隐。就在英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大宪章纪念活动时,又传来一份消息,说英国的一位上议院议员引入了一项法案,如果该法案通过的话,有可能会促使英国开启制定一部成文的宪法。尽管这件事情几乎确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在英国国内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此事,并且这确实构成了对英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困难的一种可能的回应措施。

    国王约翰被逼迫签署《大宪章》

    的确,晚近四五百年来,英国人既经历了日不落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辉煌与荣耀,同时也发现在这个由自己所缔造的现代世界中,面临着老大帝国衰落后的种种尴尬和困窘。例如,开创殖民主义时代的老大帝国,不但要面对和适应当年的北美殖民地,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代替自己领导世界的现实,同时也必须艰难地抵抗着当年的殖民地在文化、政治、经济等诸领域对自身的“殖民化”。简单地说,如今悬在英国人心中的那个噩梦是,在全球化时代,英国即将不得不变成一个“美国化的英国”。

    当然,对当下的英国人来说,除了文化认同的焦虑感之外,更紧迫和现实的还是政治认同的焦虑——二战以后,英格兰虽然失去了世界,但仍然是光荣和体面地撤退英伦三岛。但如今,英伦三岛内部危机重重,2014年9月份苏格兰公投虽然有惊无险,却足足让英国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2015年的英国大选,工党在苏格兰地区的溃败与苏格兰民族党的大胜则再次埋下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伏笔。同时,欧盟一体化的日益加深,也大大限制了英国的主权空间,从而再次引发了英国人对“英国性”丧失的忧虑,以至于越来越的英国人希望通过一次公投而退出欧盟。

    因此,在《大宪章》签订800年纪念日,当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正隆重地纪念这份古老而神圣的文献之签订时,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却建议英国制定一部成文宪法。这本是为了应对危机,维持“英国性”的一个举措,但吊诡的是,措施本身却具有鲜明的“去英国性”的特征。

    英城市图书馆现《大宪章》珍贵版本价值千万美元

    作为现代宪法传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英国人将Constitution概念的含义,由传统的“组织体”改写成通过法律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大宪章》。可以说,现代西方宪法传统的源头在英国。2015年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纪念《大宪章》的活动,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大宪章》象征了英格兰古老的宪法传统,同时也揭示了英国宪政的核心原理。

    对英国人来说,成文宪法不过是颁布给殖民地的一份份特许状,而殖民地之所以有时候需要一部成文宪法,乃是由于殖民地缺乏美丽的英格兰的那自由的空气和宪法的土壤,而不得不人工移植和培育宪法幼苗的“空间站”而已。但英格兰本身却不需要这样的培育宪法幼苗的人工设施。英格兰本身就最适合宪法成长的美好土地。在后殖民时代,英国人仍然可以欣喜而自豪地看到,相对于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其他近代殖民帝国所开拓的殖民地,唯有大英帝国当年设置的各个“空间站”,在大英帝国撤离之后,仍然保持的自由、民主和稳定。

    因此,《大宪章》签订800年以后,当年领导英国人民打败约翰王,逼迫国王在那块大草坪上签订大宪章的那群大贵族们的承继者(英国上议院)的一员,提议建议一部英国的成文宪法,对英国人而言,确实是心情复杂的。对空间站而言,无论它建设得多美好,都不过是在荒凉的太空中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尽量逼真的模拟。当有一天人们建议说,要按照空间站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来建设地球的生态环境时,人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大宪章纪念亭,位于温莎附近延泰晤士河岸的芳草地兰尼米德

    那么,英国是否需要一部成文宪法?

    答案是,需要,也不需要。首先,就宪法的核心含义而言,确实任何现代的成文宪法,其核心的精神和内容,例如法治原则、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捍卫与保护、国家权力间的制约与平衡、司法独立,等等,都不过是对《大宪章》所象征的英格兰宪法传统的“临摹”与“提炼”的成果而已。既然如此,英格兰虽然没有美国宪法意义的成文宪法,但英格兰当然是有宪法的,而且是世界上最仍然存活的古老的宪法。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实际上问的是,英格兰的不成文宪法是否也有缺点,因此是否需要从那些成功的模仿者学习,吸收成文宪法的某些优点,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被模仿者被模仿者所超越,这是可能的。即便是太空空间站的技术,有时候也能够被转化成地球上广受欢迎的某些民用技术,从而促进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英国人应该痛彻地领悟过这一点。例如,德国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模仿者,但后来很快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全面地超越了英国,从而具备了挑战英国的实力,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生,从而也将英国人拉下了世界霸主的神坛。因此,在宪法实践的领域,英国人也应该虚心地学习成文宪法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某些方面,通过成文宪法的技术,进一步提炼和明晰化英国宪法的某些惯例和原则,从而通过制度创新,来应对英国当前宪政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2015-06-17
  • 吉尔·莱波雷:大宪章:神话延续800年

    大宪章:神话延续八百年

    2015年06月16日 09:29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吉尔·莱波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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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王约翰本来完全不可能得到王位,他的治理也是糟糕透顶的。他生于1166或1167年,在亨利二世的五个儿子中排行最末。约翰登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名字都不是源于某位国王,而很可能是源于姐姐琼安,地位卑微,可见一斑。他的命运被认为永远无法得到拯救,以至于后世的英王无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翰王既恶毒又软弱,老实说,与他同时代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也是这个德性,所以人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的统治到底有多么糟糕。无论如何,最差的国王却因为一个妥协之举而被历史牢牢铭记。1215年,他在一份被后世称为“大宪章”的特许状(charter)上加盖印玺,并向男爵们保证,他将遵守“吾国之法律”。他随即反悔,请求教皇废止这份协议,教皇听从了他的意见。约翰不久后患痢疾去世。有人说,“约翰一下地狱,地狱就更不堪了”。2015年是《大宪章》颁布八百周年,也是约翰王去世799年。约翰死后,无人怀念,但没有哪份法律文件比他签署的《大宪章》更受尊崇。

    《大宪章》被看作法治之根本,主要是因为约翰王在其中承诺,他将不再任意将人投进地牢,这个条款孕育了现在所称的正当法律程序,它被理解为人民拥有的权利,而非国王所作的承诺。正当程序是抵御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但并不是在1215年一蹴而就的;它是由一块块石头筑就的城墙,年复一年地被捍卫、受侵蚀。《大宪章》的其余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凋零,被遗忘了许多世纪,早已坍塌,成为一个废弃的城堡,一个浪漫的遗迹。

    《大宪章》是用拉丁文起草的。国王和男爵们说法语。国王喜欢用上帝的名义宣誓,“这是上帝的话!”当时的农民是文盲,讲英语。这份文件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的是封建税赋的安排(农役租佃、租地权、免服兵役税)、关于土地和畜牧业的古老措施和规定(小邑和农耕工具),以及有关地产侵占和继承的琐细措施(新近侵占之诉和收回继承地之诉)。其中一个条款的开头是,“由此时起,居森林外之人不必顺从森林法官之普遍召集,除非案子是他们自己的,或因为他们是居森林者之担保”。

    《大宪章》的重要性时常被高估,意义时常被扭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在1992年语带机锋地写道:“约翰王的承诺所蕴含的意义一直在变。”《大宪章》对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不同的遗产,在英国,最初的约六十条中仅有四条还保留在官方法律文件中。2012年,新罕布什尔州的三名共和党人在州议会提出一个法案,要求“州议会提交的所有涉及个人权利或自由的法案和决议案应当直接引用作为该项个人权利和自由起源的《大宪章》条文”。对美国的原旨主义者来说,《大宪章》的生命力尤其持久。“它每天都与我们同在,”安东宁·斯卡利亚在联邦主义者协会举行于2014年秋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说道。

    关于法治(rule of law),人们谈了太多,但很少谈到历史的治理(rule of history)。《大宪章》是国王与他的男爵们达成的一个协议,也旨在弥合古今,尽管其方式不是后来展现的那样。这就是历史经常的面目:道路总偏离本意。为了准备八百周年纪念活动,《大宪章》有了自己的推特用户名@MagnaCarta800th。推特上有各地的《大宪章》展品,有的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有的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还有的在其他博物馆。在这些地方,拉丁文的《大宪章》与外界隔着厚玻璃,它们像是热带鱼或皇室珠宝,当然也像是稀世奇珍。《大宪章》成了一种用墨水和羊皮纸制成的神物,一种用书面语写成的圣物。大英图书馆的礼品店出售《大宪章》T恤、茶巾、墨水池、羽毛笔和约翰王枕头。国会图书馆卖《大宪章》马克杯;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卖一本名为“《大宪章》:基石和宪法”的童书。你甚至能在网上买到印有拉丁文全文的《大宪章》奶嘴。

    1169年时,约翰登基还是不可想象的,那一年,亨利二世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仍在世的、年龄较大的儿子们:与他同名的继承人亨利得到了英格兰、诺曼底和安茹;理查德得到了阿基坦;杰弗里得到了布列塔尼。亨利二世给了小儿子约翰一个名字:无地王约翰。斯蒂芬·丘奇(Stephen Church)在最近出版的传记《约翰王与通往<大宪章>之路》中指出,亨利二世可能是希望他的小儿子去做一名学者。1179年,亨利二世把约翰交给拉内弗·德·格兰维尔(Ranulf de Glanvill)教导,格兰维尔创作或者说指导完成了最早的英国法评论,即《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Realm of England)。

    “英国法是不成文法,”这篇评论解释说,“把王国的法律和规则降低为书面文字是完全不可能的。”格兰维尔认为,习惯和先例一道构成了人们可以认知的普通法,这就巧妙地解决了亨利二世时期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一部不成文的法律是法律吗?格兰维尔认为当然是,但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是不成文的,甚至就算它是成文的,用怎样的理由或强力可以约束国王,让他遵守法律?

    亨利二世的儿子们一个个地辞别人世。约翰的哥哥亨利、所谓的小国王于1183年去世。约翰成为一名骑士,前往爱尔兰,期间一些部下弃他而去,他由此得了一个新绰号:软剑约翰(John Softsword)。杰弗里于1186年去世,约翰与理查德随后联手反对父王。1189年,约翰娶了表亲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她没能生育,约翰结束了这段婚姻,把她锁在自己的城堡里,后来又卖了她。)亨利二世驾崩后,狮心理查德继承王位,继续进行十字军东征,在返回英国的途中,在德国被俘,约翰趁此机会联合法国的腓力·奥古斯都,企图发动叛变,但是理查德打败了约翰并且原谅了他。狮心王说,“他还是个孩子”。(约翰那时已年近三十。)1199年,理查德死于弓箭,这时约翰不再缺少土地、剑也不再是软的,他登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

    约翰征战频频,得到的城堡还没有失去的多。在他手里,损失了安茹、阿基坦的许多疆域。他也弄丢了诺曼底。1200年,他娶了另一位伊莎贝尔,她那年只有八九岁;他称妻子是“小东西”。他还有一大批私生子,据称还试图强奸一个男爵的女儿。(前者是普遍现象,后一种行为却不常见。)当然,正如教会提醒的那样,对约翰的事迹不能全信,因为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很仇视他。但无论如何,他征收苛捐杂税,税额比以前的任何国王规定的都高,他把许多货币运到国外,并在城堡金库中大量储存货币,导致任何人都很难有钱给他。如果哪个贵族欠他的债,他就拿对方的儿子当人质。他曾经将一个女贵族和她的儿子活活饿死在地牢中。据说,仅仅因为怀疑一个手下对他不忠,他就处死了这个人。他反对选出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为此,他最终被教皇处以绝罚。为了重新获得教皇的认可,他精明地承认英格兰和爱尔兰臣属于教皇,并出于同样的原因保证继续进行十字军东征。1215年5月,反抗约翰王暴政的男爵们攻下了伦敦。当年春天,约翰同意与他们开会,协商和约。他们在泰晤士河边的草地兰尼米德举行了会议。

    男爵们向国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汇集为《男爵法案》(the Articles of the Barons),其第29条规定“未经同等之人裁判或依据吾国之法律,任何自由人均不得遭受逮捕、监禁、剥夺财产、逐出法外、流放,或以任何方式毁损,国王也不得对他不利或武力对抗他。”约翰回答说:“男爵们何不拿这些不公正的苛刻要求来问问我的王国呢?”但是,到了1215年6月的时候,形势愈发严峻,国王不得不屈尊在一份条约或者说宪章上加盖他那蜂蜡材质的印玺,这份合约是他的抄写员在单张羊皮纸上用鞣酸铁墨水写的。根据这份宪章的条款,“我们以自己的名以及我们继承人之名”赏赐“我们王国的所有自由人”一定的自由,“为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享有及保存直到永远”。(从本质上说,“自由人”就是贵族)其中一项自由就是《男爵法案》第29条要求的:“未经同等之人裁判或依据吾国之法律……任何自由人均不得遭受逮捕、监禁。”

    《大宪章》堪称古老,但即便在起草之际,它也并不特别崭新。正如尼古拉斯·文森特(Nicholas Vincent)在牛津通识读本之《大宪章:一个极简导论》中所指出的,国王以书面形式坚守自己的统治权,这种做法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了。文森特是东英吉利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也是新编插图本文集《<大宪章>:自由的基石,1215-2015》(Magna Carta: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1215-2015)的主编和主要作者。在法兰西,从公元877年开始,国王登基时须宣誓施行正义。伦敦国王学院的中世纪史教授戴维·卡朋特(David Carpenter)在企鹅经典之《大宪章》中解释说:《大宪章》从早期的协议中多有借鉴;其中的大多数观念,包括许多特定条款,都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评论,它回答但并未取代去年去世的J.C.霍尔特(J. C. Holt)的权威观点。比如说,在11世纪的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二世向骑士们承诺,“非经我们的祖宗之法或同等之人的裁判”,不会剥夺他们的土地。1100年,征服者威廉的儿子亨利一世在登基后发布了一部以“自由宪章”(the Charter of Liberties)闻名的法令,他承诺“废弃所有不公正地压迫英格兰王国的罪恶习惯”,这个习惯清单将再一次出现在《大宪章》中。《自由宪章》未能阻止亨利一世及其继位者掠夺臣民、屠杀敌人、为难教会、藐视法律。但它的确记录了那些将在一个世纪后催生《男爵法案》的诉状。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要求臣民遵守法律,并承诺臣民将得到“吾国之法律”的保护,格兰维尔言之凿凿地说,这些法律是不成文的。约翰王声称:“我们并不希望你们受到法律和判决之外的处理,也不希望任何人任意从你们那儿拿走什么东西。”卡朋特说:“从本质上来说,1215年所发生的事情是,王国发生了转向,告诉国王他应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1215年6月,约翰王在宪章上加盖印玺。事实上,他曾在许多宪章(并非原创,皆有来历)上盖章,然后这些文件才能分发出去,为人所知。但到了7月,他求助教皇,请求教皇废止该宪章。教皇随即在8月发布教皇教令,宣布宪章“无效,永远失去全部效力”。约翰王的王国迅速陷入内战。国王死于1216年10月。他被埋葬在伍斯特,如丘奇所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部分国土已落入敌手”。约翰在去世前指定,由九岁的儿子亨利继承王位。为了结束战争,在亨利年幼时统治国家的摄政恢复了签发于兰尼米德的宪章的大部分内容,并首次做了多处修订。1217年,与森林有关的条款独立出来,成为《森林宪章》;1225年,其余部分——1215年宪章的三分之一已被删除或修订——被冠以《大宪章》之名。它赋予所有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以自由,而不再仅限于自由人。它还把条款分章。《大宪章》于1297年进入制定法汇编,在1300年首度以英文形式问世。

    卡朋特问,“《大宪章》有影响力吗?”大多数人显然是了解《大宪章》的。1300年,就连艾塞克斯的农民在起诉领主的管家时,都在引用《大宪章》。那么,《大宪章》真的起作用吗?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但卡朋特基本上认为它是不完备、没有执行力和无关紧要的。《大宪章》先后被确认了近五十次,那也只是因为它几乎不被尊重。一个比较糟糕的英译本在1534年得以首次印刷,但到了那时《大宪章》的已经与一件古董无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较奇特,在17世纪,在议会与专断王权的斗争中,《大宪章》成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但那时《大宪章》的版本已混乱不堪、历史也不为人所知。北美殖民地的许多宪章深受《大宪章》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招揽殖民者。世人重新关注《大宪章》,爱德华·柯克居功至伟,他称《大宪章》是英国的“古代宪法。当时,有传闻说,柯克正在写一本关于《大宪章》的书;该书的出版为查理一世所禁。最终,英国下院下令出版柯克的著作。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指出,美国法律人是透过柯克的眼镜看《大宪章》的。(克伦威尔连《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的名字都说不对,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从高中历史课上就开始了解它们了。)不管怎么说,《大宪章》在殖民地开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总是被高估的。法律史学家A.E.迪克·霍华德曾说,虽然《大宪章》很珍贵也很重要,但它并未“躺在约翰·史密斯船长的裤子口袋里”穿越大西洋[0.00% 资金 研报]。如果谁要主张一个讲法语的国王向贵族所做的短暂承诺构成英国自由、及后来的美国民主的基础,那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215年的本月15日,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宣布和确立了英国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发表于1749年的《穷理查年鉴》的6月行事历中写道,督促读者们记住并标注这个日子。

    《大宪章》在17世纪的英国得以复兴,又在18世纪的美国得到称颂,这是因为人们人为地赋予了它权威性——作为政治抗争工具的历史文件,如文森特所称,“至少可以说,《大宪章》在1215至1225年间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这个事实本身让人们很难去主张这部法律在本质上是恒定的、不能改变的”。

    《大宪章》在本质上恒久不变这个神话是殖民地所打造的。1760年代,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为了反对英国议会征税,殖民者们开始援引《大宪章》作为支持己方论点的权威文件,主要是因为它比任何殖民地与任何国王或议会达成的协议都要古老。1766年,富兰克林来到英国下院解释殖民者们为何拒绝缴纳印花税,议会问他,“宾夕法尼亚州大会怎么能声称,通过《印花税法案》对他们征税侵犯了他们的权力呢?”富兰克林承认,在殖民地的宪章中,的确没有哪个文件有此功效。但他引用了殖民者们对“《大宪章》所宣布的英国人共有权利”的理解。

    1770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指示身为该州驻大不列颠谈判代表的富兰克林,可以这样推进己方主张,英国议会的征税“旨在剥夺我们在《大宪章》那一条款中所占的最低份额,许多个世纪以来它都是英国自由的高贵基石,重复再多遍也不为过”。那个条款就是《大宪章》第39条:“未经同等之人裁判或依据吾国之法律,任何自由人均不得遭受逮捕、监禁、剥夺财产、逐出法外、流放,或以任何方式毁损。吾人亦不得主动或受命对其攻伐。”自由之子们把自己想象成男爵的继承人,罔顾宪章事实上捍卫的不是国王赐予某些贵族的自由,而是自然赋予所有人的自由。

    1775年,马萨诸塞州采纳了新的印章样式,画面上的那个男子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大宪章》。1776年,托马斯·潘恩说:“在英国,保障自由的宪章不是形成于参议院,而是缔结于战场;它是人民的坚持换来的,而不靠王权的恩赐。”在《常识》一书中,他呼吁美国人去制定自己的《大宪章》。

    《大宪章》是美国得到的一份非同寻常的遗产,这是一个政治史问题。但也经常与成文法和非成文法、承诺和权利之间的差异联系在一起。在制宪会议上,人们很少谈到《大宪章》,而只是随口一提。人们在一场反抗国王专权的斗争中用到《大宪章》,但在宣布独立后,它就看起来不合时宜了。在美国,不存在需要约束的国王。在制宪会议将要结束时,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提出了以下问题:新的政府框架是否需要将一个权利宣言或权利法案纳入其中?如卡罗尔·伯金(Carol Berkin)在她的简史性著作《权利法案:为保护美国自由而斗争》(The Bill of Rights: The Fight to Secure America’s Liberties)中所述,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压下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4篇中敦促各州批准宪法,他解释说,对抗王权的《权利法案》的确是个好东西,但在共和国中全无必要。“《权利法案》就起来源而论,乃君主与臣属之间的规定,用以削减君权、扩大臣属特权,保留不拟交付君主行使的权利。”

    这正是有剑在手的男爵们从国王那儿得到的《大宪章》的真相。这是后世的国王们何以不断确认宪章的原因。这是查理一世在继位伊始(1628年)接受《权利请愿书》的缘故。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在1688年向奥兰治亲王提交《权利宣言》,并在其后将它打造成名为“权利法案”的议会法案,根源也正在此。因此,显而易见,从初始含义出发,它们不能适用于筑基于人民权力的宪法,更不可能被人民的直接代表和公仆行使。在严格意义上,美国人民没有交出任何东西;他们保留了所有无需专门保留的东西。“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保障我们自己及后代得享自由之恩赐,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这是对人民权利的一个更好的承认,比那些在几个州的《权利法案》中充当主角的、卷帙浩繁的格言警句要好得多,更适合那些警句的地方是伦理学论文,而不是政府宪法。

    伯金认为,麦迪逊最后之所以决定支持《权利法案》,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除非向反联邦党人做出让步、接受《权利法案》,否则宪法不可能得到批准。其次,麦迪逊转而认为,尽管《权利法案》对克减政府权力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但它本身即是人民主权的彰显,或许有助于制衡政治上的多数对少数的暴政。麦迪逊在1788年写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在我们的政府中,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社会上的多数人手中,对私人权利的侵犯是可以想见的,不是来自违背选民认知的政府行为,而是来自政府沦为大多数选民工具的行为。”

    麦迪逊所起草的《权利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成为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的27个条款,它们与约翰王基本无关。政治科学专业的唐纳德·S.鲁茨(Donald S. Lutz)认为,《权利法案》27个条款中仅有4个可以追溯到《大宪章》。麦迪逊自己抱怨说,谈到“接受陪审团审判、出版自由或良知自由……《大宪章》中不存在任何保障这些权利的条款”。事实上,《权利法案》条款主要起源于各州在1776至1787年间制定的权利法案,而这些法案来自殖民地所制定的自由宪章,其中包括1641年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法典》,在这些文件中,殖民者订立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本身就是一个修订版。历史有时不过是一种修订行为,修订、修订、再修订。

    《大宪章》很难说是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蚀。更公正的说法是,就像其他古老的事物一样,它时不时地被从柜子中取出、拍落尘埃、公开展示,以便回应一种需要。这种需要通常是政治性的,往往还挺复杂。

    在19世纪的美国,《大宪章》是一份单一、稳定、不变的文件这个神话被建构出来,有助于塑造人们对宪法的尊敬,让人们认为宪法是不可改变的,尽管潘恩和多位建国之父事实上都认为,成文宪法的主要美德在于可以修改。1836至1943年,美国的16个州在制定法汇编中收入了全本的《大宪章》,而超过25个州收入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男爵法案》第29条的修订版:“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修正案是在1868年通过的;对它的解释使得《权利法案》适用于各州。在过去的20世纪,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热点的宪法解释争议的核心。比如说,它正是罗伊诉韦德案和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所争论的中心议题。。

    与此同时,《大宪章》成为一种美国偶像。1935年,加盖蜡印的约翰王形象出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的门上。二战期间,《大宪章》是英美共同政治价值观的象征。1939年,在世博会期间,英国林肯大教堂所拥有的一份《大宪章》在纽约展出,它被放在防弹玻璃之后,置于一个专为盛会建造的、名为“大宪章厅”的圣地。当丘吉尔热切希望美国参战时,他考虑把这份《大宪章》送给美国,这是“我们有能力做出的唯一真正充分的姿态,它可以交换保存我国的手段”。他要求大英图书馆送给林肯大教堂一份大宪章,好填补他打算送给美国的那份留下的空缺,这个要求没能获得认可。事实上,林肯大教堂的《大宪章》被放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被男爵和平民保护着”,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诗人、国会图书馆馆员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信中这样开玩笑。它在图书馆中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相邻。战争一开始,即被转移到了诺克斯堡,于1946年回归林肯大教堂。

    《大宪章》在人权运动中再次被作为斗争武器,然后又被用于冷战。“这份《世界人权宣言》……反映了许多促成它的人和政府的多样观点。”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1948年发表演讲,敦促联合国通过宣言。她是负责起草宣言的委员会的主席,但她坚称这份宣言有自己特定的谱系。“这份《世界人权宣言》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所有人的国际《大宪章》。”(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无理逮捕、拘禁或放逐。”)1957年,美国律师协会在兰尼米德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协会前主席在当天发表演讲,声称《大宪章》最终在美国得以宪法化:“我们在书面文字中追求确定性的尺度。”

    《大宪章》开辟了一条又一条道路。肯尼迪大法官在2008年的布迈丁诉布什案(Boumediene v. Bush)中的多数意见中写道:“《大宪章》规定,对任何人的监禁不得违背吾国之法律。”多数意见判定,关塔那摩囚犯拉克达·布迈丁(Lakhdar Boumediene)和其他被拘押者被剥夺了一项古老的权利。但就在兰尼米德的协议达成八百周年之际,每11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正在监狱里度日。

    历史的治理和法治一样悠久。《大宪章》被盖章、继而被废止,被修订、又被弃之如敝履,被拔高,受到世人尊敬。历史有一种作用:书写历史是超越时间界线、对未来的一种投射。但在历史中没有确定性,所有的只是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战争是常态,和平则罕有。

    2015-06-17
  • 陈季冰:《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得到了践行zz

    800年前的今天, 1215年6月15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1167-1216)在泰晤士河旁兰尼米德(RunnyMede)的一片美丽宁静的草地上被迫答应25位贵族代表的要求,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因为这部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这位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得以永载史册。

    这份用拉丁文书写在一张差不多A3大小的羊皮纸上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贵族和自由民的权利。后来的历史演进证明,《大宪章》所创造的“法治(rule of law)”理念不仅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石,也是人类民主宪政的源头。

    一.

    迄今有关《大宪章》的各种学术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而无意在这里画蛇添足。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也是古往今来关于它的共识:就《大宪章》的文本来看,它的最大突破在于对“绝对王权”的否定。《大宪章》承认,英格兰国王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但却拒绝承认这一“神圣权力”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相反,它声称,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没有更多的权力。而在总共63条、4000多字的《大宪章》中,最重要的第61条(即所谓“安全法”)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以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如果国王的行为违背了《大宪章》,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武力,剥夺国王权力和财产。在信奉“君权神授”的中世纪政治合法性框架内,这种加诸王权身上“契约”是史无前例的。

    绝对权力终结的地方,就是法治开始的地方。

    然而,如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里程碑事件一样,《大宪章》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文本所传递的精神本身,更在于以后的历史发展幸运地让它的价值得到了凸显。如果遍查世界各个文明的史籍,我们一定能够搜罗到许多类似于《大宪章》这样限制王权的事件和文献。就拿中国来说,史载,早在殷商初年即发生过贤臣伊尹“放太甲于桐”、7年后待这位乖张的殷王改过自新后才还权于他的重大政治变故,这也是历代儒生津津乐道的故事,在性质上与英格兰贵族胁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如出一辙;儒家经典《尚书·泰誓中》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它几乎已经将“受命于天”的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甚至直到传统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仍然有黄宗羲这样的学者对绝对王权发起强有力的批判……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历史事件为中国的法治和宪政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后来的中国历史没有沿着这些事件所开辟的可能性演进,因而就使它们成为了偶然的、孤立的灵光闪现,湮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英国人幸运地抓住了机会,将偶然事件中蕴含的可能性充分展开成为了历史本身。因此,《大宪章》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得到了践行。事实上,《大宪章》签署以后,英国的许多国王(包括签署它的约翰王自己)和统治者们并没有真正把它当回事。他们不是想要废除它,就是试图修改它,或者根本不打算遵守它……英国人民为了捍卫《大宪章》所赋予自己的权利,前赴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战斗了整整500年——他们以《大宪章》之名砍下了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的人头;他们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的领导下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他们又发动“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重建君主立宪制度……最终,英国人成功地驯服了“绝对权力”,使《大宪章》中蕴含的法治精神生根发芽,成长为制度的参天大树。随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和崛起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日不落帝国”,这一法治精神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直到800年后的今天,《大宪章》依然是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3个条目仍然具有法律效用,分别是:国王必须保证英国教会的自由、伦敦及其他市镇的自治权,并且未经依法审判不得对公民采取搜查、拘捕、放逐或没收财产等剥夺权利的强制行为。

    正是因为《大宪章》在英国历史上的成功,它激励着后世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懈斗争,而这种斗争又进一步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一位英国首席大法官因此写道:“《大宪章》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实际上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后代声称它说了什么,相信它说了什么……”

    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大行其道。受此学术风潮影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思维定势,它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分为英国式的“演进理性主义”与法国式的“建构理性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前者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让-雅克·卢梭(1712-1778)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等人为代表。英国和法国分别遵循的是“渐进改良”和“激进革命”的政治变革模式,而改良优于革命。

    我在这里愿借讨论《大宪章》来简单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首先,将英国的政治演进模式简单地归纳为“改良”,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的,历史上的英国人民并非一味地坚持改良,拒斥革命。一旦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忍无可忍时,便会毫不犹豫地不惜以无力推翻统治者。而将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并且推崇前者、贬低后者的当代思潮,可能是对过去一个世纪横扫中国的“革命崇拜”的一种有益的逆反,但它却同样不符合历史真实。就像革命并不必然优于改良一样,改良也并不必然优于革命,一切视乎究竟哪种方式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小、取得的进步更大。我想提醒那些“革命恐惧症”患者,辛亥革命是“革命”,而明治维新是“改良”,但如果不考虑别的,仅从它们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来看,因辛亥革命而死的人数远比因明治维新而罹难的人数少。

    因此,英国人真正的智慧并不在于支持改良,反对革命,而在于他们对传统的敬畏。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他们对《大宪章》所确立的法治传统的执着尊崇,导致了英国现代化的成功。英国人似乎对那种否定和打破既有的一切、对社会进行全盘重新规划的豪迈的进步信念怀有与生俱来的怀疑和恐惧,对他们来说,无论采取改良还是革命的手段,总是努力试图将它对社会造成的震动控制在最小范围。这一点,哈耶克正确地看到了,但他的大多数中国粉丝并没有深刻领悟。

    第二,观念固然重要,但它并非像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相信的那样,是推动社会演进的全部动力。新观念与社会变革之间毋宁是种子与果实的关系——种子中蕴藏着可能性,但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它就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亦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人类历史中产生过许多有利于形成法治的观念的种子,但它们几乎全部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大宪章》之所以成为一个幸运的例外,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多么“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加适合它的发育成长。

    哈耶克提炼出“英国观念”和“法国观念”,并将它们加以概念化的对比分析,只是出于一种学术上的抽象需要,它们并不是复杂多元的真实思想史。我可以轻易地举出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法国唯理论”观念的英国思想家,例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我也可以同样轻易地举出许许多多具有典型“英国经验论”观念的法国思想家,例如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因此,在我看来,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主要不是由休谟和卢梭们所决定的,而是受制于英法两国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由于篇幅关系,这里无法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但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关键:第一,英国一直拥有强大的贵族势力;第二,英国的经济结构历来更加依赖于商业,而非农耕。

    从《大宪章》的诞生过程本身来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重要道理:法治产生于势均力敌的利益博弈,它不是由什么人(或组织)根据一套理念从无到有地规划出来的。

    三.

    令人悲哀的是,在庆祝《大宪章》问世800周年的此刻,英国和欧洲正深陷为得以继续生存而斗争的凄凉境地,这使得人们为《大宪章》所结出的果实的未来命运感到担忧。

    如果说希腊和英国分别是人类民主和现代法治的发源地的话,那么它们同时陷入困境则是整个西方文明陷入严重危机的象征和缩影。由于经济持续低迷以及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一种前所未有的浓厚的怀疑主义和失败情绪正弥漫在英国和整个西方的精神世界上空。

    一个多月前刚刚进行的那场英国大选虽然是对英国现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确认,但它却加剧了英国和欧盟分裂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选民们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政治冷淡、对领导人的不信任以及无力感深刻地折射出这个被称为“议会之母”的国家的不健康政治生态。仅仅在不久以前,大选的获胜党还能得到超过40%选民的支持。而现在,胜选的政党只能努力争取不比对方输得更惨,让支持率勉强超过30%。

    无论是赢得连任的保守党人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还是输掉选战的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都没有展现出能够带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领袖气质。的确,不仅是英国,在整个西方,政治领导人的形象和威望比起他们的伟大前辈而言是一落千丈。当今这一代总是挨骂的被吓坏了的政客从来不敢向选民提出更为宏大的愿景,他们只能在严峻的情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做出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

    这种精英的无力与草根的缺席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在更大范围上渐渐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心和对政治人物的信任,这正在导致更为不幸的后果。在英国和欧洲,它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合法性真空。而那些反体制的民粹主义极端思潮恰好趁虚而入,填补了它所留下的大片空间。它们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普遍情绪,向失望的选民提供了廉价的情绪发泄对象,而非积极的解决方案。它们反精英、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洲……直至反政治。

    传统上,西方的左翼总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在梦幻般的未来,它们的口号里通常带着“前进”之类字眼;相反,西方的右翼总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于黄金般的过去,它们的口号里通常少不了“回归”之类字眼。

    但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关键时刻,西方的确有必要从历史中重拾信心,进而再次获得向前的动力。

    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宪章》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一点也不比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分量轻。它是“独立革命”的重要精神指引,美国国会至今仍然陈列有精细仿制的《大宪章》;它还被编入了美国教科书;签署地兰尼米德的“大宪章纪念址”,也是由美国人出资设计建造的。

    据媒体报道,作为8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头戏,当下正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展出的,除了有英国各地仅存的四份800岁高龄的《大宪章》原件副本外,还有专程从纽约公共图书馆运来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亲手撰写的《独立宣言》草稿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的《权利法案》原件,这两份珍贵文件都是第一次漂洋过海在美国以外展出。

    它们一起见证着人类为争取自由权利而不懈斗争的漫长而光辉的历史,它们还能够继续照亮人类未来的道路吗,就像它们在过去几百年里成功做到的那样?

    写于2015年6月14-15日,2015年6月15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见网标题:《大宪章》为什么能让英国现代化成功;链接:http://dajia.qq.com/blog/511603052112824

    2015-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