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精神科医生接受过正规心理学训练的不超过10%。

纽约的许多父母担心，即便重新开放经济，如果学校不开放，也无法工作。

纽约市家长们获知，教育部正在考虑一项重新开放学校的混合计划，即学生们每周只有部分时间上学。Smitten Kitchen创始人黛布·佩雷尔曼（Deb Perelman）在推特上表示了她的担忧，“自从3月以来，对我们以及无数的父母来说，这不仅是站不住脚，而且是不可能的。”

佩雷尔曼表示，学校混合开放计划将让在职父母在经济重新开放与学校关闭或部分关闭之间备受煎熬。

“我希望有人能大声表达出沉默的声音”佩雷尔曼在推特上写道，“在冠状病毒经济环境下，选择孩子或选择工作。”

列克星敦（Lexington）的一些父母对此消息感到沮丧，因为没有针对在职父母子女的计划。教育部对反馈意见“充耳不闻”，对专家的数据和指导“视而不见”。

许多父母担心，在学校不开放的情况下，即便经济重新开放，家长们也无法工作。

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梅利莎·科尼（Melissa Kearney）对《今日父母》说，我们从佩雷尔曼的恼火中看到了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

依据政府统计数据，科尼发现四分之一的美国工人育有13岁以下的孩子，她将13岁设定为能独自待在家中的最低年龄。那些不工作的、能够在家照顾孩子的家长占比为16%。

如果学校不能完全重新开放，许多美国父母将不得不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 科尼说：“我不确定人们如何能够兼顾。”

科尼说，她最担心的是低薪家庭和社会基本工种家庭，因为这些家庭不太可能在家中工作。 她说：“他们有望上班，但缺乏提供高质量或安全照顾儿童的规定，目前尚不清楚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

科尔尼说，如果我们想发展经济并保护好孩子的安全，与其辩论何时重新开放餐馆和酒吧，倒不如先关注如何解决照顾孩子的问题。

香港的主要交通站点都设有机场大巴，收费也不贵。

公立医疗体制存在问题，没能对心理治疗服务做合理的定价，造成心理治疗不正常的极度缺乏，因此把众多患者挤到体制外的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机构没有严格区分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心理问题严格上属于情绪波动，这类问题基本上不找心理咨询人员，患者自己也能自愈，心理咨询至多是缩减了自愈的时间而已，但心理疾病如果不经历有效的心理与行为治疗，是不可能自愈的，存在心理问题，不花钱找心理咨询机构，问题也能自行痊愈，存在心理疾病，心理咨询机构要么说自己治不了，要么心理咨询人员技术水准不够，既无心又无力，真不知道中国的心理咨询机构有几个有存在的价值。

精神科医生的诊治范围是极为严重、病人已经基本丧失自控能力的精神疾病，而这种重度患者占精神障碍的人极少部分，大多数病患是神经症和人格障碍，对其进行药物治疗是没多大效果的，而目前整个医疗体系之下，得了神经症的患者基本上是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医生的，迫不得已只能求助于精神科医生，花钱白费功夫。

二十年前，金洪恩电脑公司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教育软件开发商，可惜因为盗版的因素，金洪恩电脑公司后来转型做少儿英语产品了，当年它制作的《从零开始学日语》和《从零开始学法语》放在现在也是极好的外语学习软件，不同于单纯的视频课程，它有很好的交互性，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技术模仿发音，建议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无论是首都机场还是大兴机场，往来的地铁都是单独设线的，线路价格都不便宜，而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这些一二线城市的飞机场站都是设置在城市地铁主干线上，不需要换乘和另外计费。

刚从广州回来，感觉那边除了戴口罩之外，地铁基本都坐满了人，餐馆饭店人声鼎沸。

欧美国家7月份将重启电影院，香港的电影院5月份就恢复了，台湾的电影院疫情期间就没停过，目前还没听说一起在电影院感染的病例，在政府眼里，电影院的生死根本不算什么，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控制，限制聚集，政府官员也知道即使让电影院开张，出现疫情的概率是极小的，但政府需要一个抓手，表现其维系着控制人群聚集的政策，不幸的是，电影、演出、KTV这些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行业成为政府的抓手，估计只能等疫情彻底结束，政府完全放弃控制人群聚集后，电影院才能开张。

目前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比中文系强不了多少，英语教育已经普及，好大学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高过英语专业的大有人在，况且靠语言谋生本来面就很窄，感觉任何以体制内单位为首选的专业都不是就业情况好的专业。

心理治疗不同于一般的身体疾病治疗，疗效不完全取决于医生的技术，更关键的是治客自己的学习领悟与实践能力。

记得一次和一位心理治疗界很有名的老师聊天，他的观点就是心理咨询是为实践服务的，心理疾病一部分源自不适当的环境，因此一定要远离对自己存在负面影响的人，心理疾病还源自错误的认知，因此一定要多读书，多和有生活智慧、社交能力强的人交流，心理疾病还来自能力的缺陷，因此要不断提高自己，多做体育运动，多学习实用技能，心理咨询的目的是纠正错误的认知，发泄负面的情绪，真正从心理病患中走出来，还得依靠不断的学习磨练，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家庭对于小孩而言就是一层保护罩、营养供给体和非智力因素培养的学校，小孩在家庭中获取从外界无法获得的安全感，但如果家庭内部出现不和谐不健康的因素时，必然会影响小孩的性格成长，为人父母教养子女绝不是天生就会的技能，尤其是老年人受愚民教育毒害没多少人是有文化的，可以说，中国真正和谐健康，父母很会教养子女的家庭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心理病患如果往前追，一般都能追到他们的原生家庭上，记得原来豆瓣有个小组叫父母皆祸害，可以说不会教养子女的父母是心理病患的万恶之源。

目前存在心理病患的人大多数是神经症，达到无法自控的精神病的人是很少的，精神科的药物治疗对于神经症是无效的，真不知道那帮精神科大夫毁掉了多少人。

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加强患者与家人的沟通，取得谅解，再帮助患者找到更为有效的职业发展途径，去精神科找大夫开药完全是浪费时间与金钱。

按临床医学的模式培养心理治疗师本质上是失败的，心理疾病与身体疾病完全不同，本质上更接近心理学，西方国家的心理医生大多是心理学专业出身的。

公立医院的精神科只管开药而已

目前中国的心理咨询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体制内以公立医院里医学出身的精神科大夫为主，主要采用药物治疗，体制外的心理咨询机构比较复杂，主要以处理心理困扰为主。两者都有各自的问题，精神科严重过剩，目前很多心理疾病是当成精神疾病治疗的，精神科大夫过度依赖用药造成其专业性的缺陷。体制外的心理咨询师鱼目混杂，很多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心理学教育，不清楚心理疾病和心理困扰的区别，很多沦为江湖术士，而正规心理学专业到体制外机构做心理咨询的极少。

整体资源都被这两类不入流的群体垄断了，社会缺乏受过心理学系统训练，采用科学方法治疗心理疾病的心理治疗师。

MAO对旧体制下的又臭又长又脱离现实的国民教育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gm”，根据这条意见，国民教育实行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学制，上大学前每个学生真真缩短了3年时间。到1978年高考恢复，6+3+3的学制也一步步来了，开始认为真好，每个学习阶段都有一个学年的复习迎考，但时间证明这是害人，以亿算的国民浪费3年时间，这3年完全是为了考试，对个人、国家都造成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损失。

上世纪小学有实行5年制的，后来都改成六年制了，感觉小学那些文化课完全没必要抻到六年讲，5年就足够了，如果小学的学制缩短，中学将留有更多的时间，谁都知道，最能决定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是中学和大学阶段。

死于新冠肺炎大多是抵抗力差的老年人，中青年人扛个把月就自愈了，强传染力的强也不是插肩而过就能传染上，看了一下传染链绝大多数是同吃同住发生密切接触的人，这种传染病比起霍乱、鼠疫来说，可是说就是一个症状比较重的流感而已。

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的恐惧主要是对其致病机理、传播途径不清楚，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加上出现了死亡病例，因此才谈新冠肺炎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