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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内幕(转载)

    标 题: 22 ● 银行内幕(转载,绝对真实,是建行武汉分行的事...

    记得王蒙曾经有篇名作叫《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描绘了一个清新的、廉洁的组织

    部形象。很凑巧,我也曾经在人事部门工作4年,对我国现存的组织人事和干部考核体系

    有一些感触。下面就是我在人事部门工作的点点滴滴,写下来给大家看看,姑且命名为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续集》吧。

      要从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说起,那年我23岁。当时,在金融部门工作可是件很荣

    耀的事,收入高、地位高,所以大伙儿都抢着去金融部门。可是毕业学生多,不可能都挤

    进去呀?于是大家各显神通,毕业生见面供需会上,大家争相把自己夸得一朵花似的。

    更有甚者,买通学校管毕业分配的政工人员(我不屑于称他们为“老师”,因为他们什

    么都不懂),到用人单位美言几句。

      由于我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成绩并不怎么好,在班上总是排个中等,还曾经有两

    门不及格——微积分和工业会计。所以成绩上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可是我会画画,于是

    自荐时带了自己画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椰子树》。也算我运气好,这家银行的

    一个支行正准备要个会美术的来搞搞储蓄宣传,于是,被人事处长一眼看中,初选上了

    。人事处处长助理(正科级,由于年轻不好一下子提为“副处”,所以先“助理”一下

    ,也就是代理的副处长)跟我是素昧平生,但人很好,很欣赏我的才华。于是他对我说

    了一个秘诀:下次复试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画,让他留下印象——这是最重要

    的.复试那天,我带上了我的画,展示给行长大人看,行长大人非常满意。于是,我就被

    录用了。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人事处长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

    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一

    天处长助理问我: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支行去一下子就被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出头,你最好还是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处长助理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

    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就把你调上来。

      这样我被分到了J支行,住在集体宿舍里。同事们知道我是从人事处--组织部来的

    ,都问我有什么背景能到人事处实习?我说我没有背景,只是外地人,反正就留在那里

    实习了。同事们纷纷猜测,我是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来锻炼的。后来我才知道,我

    之所以有幸成为那批学生中唯一一个被挑中到人事处实习的真正原因是,我曾得罪过的

    一位学校政工人员在处长1助理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想用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顶

    替我的名额,被处长助理拒绝了,处长助理对她说: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

    。但是处长助理又有点不放心,想通过在人事处实习观察我一段时间。结果,呵呵,我

    因祸得福。和我住同一宿舍的有大约10多个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

    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

    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发财、权力

      在支行干了3个月以后,B市组织了金融系统"金融知识电视竞赛"。我作为我们行

    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还好,因为是科班出身,比杂牌军到底狠实些,所以得了冠军,

    受到行长大人亲自接见。当时有一张照片,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比赛后第

    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组织部)报到,是“借调”。临走

    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兄弟们哪

      我到人事处上班了,很凑巧,一来就分管干部、协管组织。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

    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

    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

    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

    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

    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领导们的赏识。终于有一天,处长亲自带我到行长那里

    ,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傲慢地瞟了

    我一眼,哼哼唧唧地说,好,你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支行人事科长

    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对我挺

    好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

    我说,那就不必了。借调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我们行开始了一年一度

    的干部职工考核。我负责这件事。根据总行的文件要求,我们制作了长达20多页的考核

    内容——让人看着头就大,甚至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

    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大家的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第一条“纲”

    就是“是否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空泛的“纲”的结果

    就是一团和气。我们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

    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

    。其中有个县支行,年年发生大案,100万人口的大县、200多号人,存款余额不足一个

    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以上,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

    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16个"不称职"!(弊端五:

    原则如同儿戏)。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

    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让我不由得想

    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应当说,当时的人事处长在我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至少根据我的观察

    是如此。他住得比较远,行长大人专门给他一部奥迪轿车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

    ,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三个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欢收礼,几次看见他把拿

    着礼包的送礼者赶出办公室;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

    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后来,又搞职称评聘。各个二级分行、支行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文件精神,职称

    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可是这些人我从来见都没见过,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

    优秀”?只有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我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衡

    量,于是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

    这个“标准”是否客观,只有天知道。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

    昭然若揭,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来找我,我

    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

    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了。于是

    处长和处长助理很高兴,说我是“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

    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数目

    实际上比报总行的超出100多个!我向处长汇报,处长盯了半天说:哎,假报表、假数字

    ……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

    。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处长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

    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

    ,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同事,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由于我很挑食,很多东西不吃,所

    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

    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就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

    给,还经常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的精神!一听就是假的。

    那年春天我们去春游,到了某个二级分行。招待得很丰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鱼、

    乌龟、幼鲨和其他海鲜。可是我觉得这些大名鼎鼎的、象征“富人生活”的东西根本就

    不好吃,比我妈妈给我做的糊辣汤、羊肉烩面和糊涂面条差远啦!再想想这一桌子值多

    少钱,心里觉得难受,于是勉强吃了几口就再不动筷子了。我心想:看来这些所谓的“

    上层人物”过的生活也他 妈的不过如此,除了这样穷奢极欲还有什么?晚上安排到某

    娱乐城“活动”,临去之前,处长叮嘱大家说:唱歌可以,但不许洗桑拿、不许搞保健

    按摩、不许跳黑灯舞!我们是组织人事干部,一定要做出表率来。等我们去到那里,发

    现已经有10来个"小姐"在那里恭候了。处长一脸不悦,说,搞这些干什么。--这不

    是假正经,因为我们处长身体不好,洁身自好是出了名的。J分行的Z行长是个又高又粗

    的壮年人,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过剩的人,他说,没啥,耍耍轻松一下嘛。他的级别和

    处长一样是正处级,处长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于是尴尬地坐了一会,Z行长拉起一个小姐

    到舞池里跳舞去了。过了一会儿,舞厅灯光暗了下来,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人影。我下

    意识地一直盯着Z行长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个"小姐"接吻。春游回来后我把这件

    事报告给了处长,处长显示出很吃惊的样子。后来过了几天,分行发了一本书叫《银行

    思想政治工作汇编》,我翻了翻,里面有Z行长的一篇大作《论银行家的思想修养》。

      就在1996年春天,处长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

    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那年夏天,

    处长让我写《人事处、组织部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处长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

    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地完成了,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

    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

    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

    封信,非常感动。

      那年夏秋之交,处长也高升成为分行纪委书记,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王

    ,是个转业军人,高中文化程度。原来在清水衙门——监察室工作,喜欢下围棋。以前

    我见过他,总是抽5块钱一包的"红梅"牌香烟。至于他为什么当上人事处长,据说是因

    为他很听行长的话,从不跟行长进行任何争辩。相比之下原来的处长太独立了,我几次

    看到他和行长大人争的面红耳赤,所以行长大人给他“提拔”成一个级别较高的清水官

    ——众所周知,“纪委书记”在企业里虽然属于领导班子、党组成员,可是没什么实权

    和油水,只是在一把手的领导下查查案子罢了。

      后来听处长自己介绍,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他正好17岁,读高中一年纪,立刻响

    应伟大领袖号召当了红卫兵。由于出身好,造反、破四旧、揪斗走资派积极,被推选为

    学校红卫兵领袖,曾经受过红太阳的接见和检阅。提起这事,他总是无限光荣似的。后

    来又响应红太阳号召上山下乡,再后来当了兵,入党提干当了官,再后来转业到地方。

      说到我们银行,就不能不提提行长大人。据老同志介绍,行长大人是属于那种特别

    走运的人:他本来是分行营业部会计科副科长,1984年,市里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发现他是这个银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又是学财经专业的,那年也才41岁

    。于是找他谈话,进去的时候是副科长,出来就一步登天地当上了副行长(副厅级)!

    1987年老行长离休,他变成了一把手,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10多年。10年以来,原先

    的老人物陆陆续续地退休的退休,死亡的死亡,调动的调动,绝大多数处级干部都是行

    长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都对他心存畏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一开始,行长也是诚惶诚恐的,很谨慎,也做出一些成绩。但是渐渐地由于权力缺

    乏制约,他人性中的丑陋一面开始膨胀,养成了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对手

    下的干部经常训斥。行长当时已经55岁了,眼见退居二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觉得自己

    很亏,开始大捞特捞。他不顾重重反对,执意要建一座44层大楼来"弘扬我行光辉形象

    ”,面上看是好大喜功,但幕后的潜台词是他可以捞到巨大的利益。他的儿子的公司为

    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进口石材”,其中的奥妙不说也明白。后来某县支行要盖大楼,一

    个存款不过一个亿、员工80人的小行居然要盖22层的大楼,我们听了都很可笑,可是居

    然也被批准了。原因是行长大人的弟弟——一个无业游民,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草台房

    地产公司,(当然法很巧妙,他儿子的公司和他弟弟的公司名义上都是别人当“老总”

    ,但实际上是傀儡)招标时一招就中(当然会中),审价时行长大人专门给项目评估处

    处长打招呼,要“宽松一些”,评估处长心领神会,于是很“宽松“地审了,批了。大

    概有100多

      万的赚头。结果报批时,行长大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了250万元。

      言归正传。再说我们的处长,将近50岁了,精力却很充沛。他喜欢下围棋,是个全

    行闻名的臭棋篓子。经常找人一下一个通宵,后来别人都怕他,于是他就跟电脑下,每

    天下班就下《手谈》,经常是彻夜不回家,他老婆几次到单位来找他。有一次我值班,

    在他边上打游戏《盟军敢死队》,他下《手谈》。我打到夜里3点就熬不住睡觉了,第二

    天早上回办公室发现他还在下棋,一看我说:哦,上班了。于是洗了把脸就夹个本子开

    会去了。

      新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组织部里的年

    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从那以后,他完全

    对我们放任自流,事事要我们拿主意,办完以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他总是回答说“哦

    !好,好!”估计多半记不住。

      新处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两个在行里做临时工的女儿转了正。当然,也有10

    0多个临时工跟着沾了光,也转了正,绝大多数是行里干部的子女。为此我们超过了总行

    规定的人数指标,当然我们隐瞒不报。处长嗜烟如命,总是一枝接一枝不停地抽,一天

    要抽掉两包。自从当上人事处长兼组织部长以后,他不再抽红梅烟了,改抽“玉溪”和

    “中华”,偶尔还见过几回抽“熊猫”的。我想,他如果每天抽两包“玉溪”,他的每

    月1500元的工资全花在抽烟上都不够。一开始,我们敬他"阿诗玛"他还抽上两口,后

    来就总是说抽多了,先不抽。我们也知趣,再不给他敬烟了,知道他看不上。

      新处长的另一个爱好是打扮自己。快五十了每天还油头粉面,衣服、裤子、鞋子、

    领带、皮包、腰带全是国际名牌。国内名牌和金利来之类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看。1997年

    3月我们处调整办公室,我们帮他清理办公室,从里面搜出如下东西:未开封梦特娇衬衣

    、T恤各一件,"五粮液"4瓶,"路易十三"一瓶,"玉溪"5条,"中华"三条,"鳄

    鱼”牌衬衣、皮包各一,“君山银针”茶叶3桶,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一双,圣大保罗

    皮带两条,圣大保罗打火机一个、皮包一个,“圣罗兰”烟盒一个。后来我到商场看了

    看,光那个打火机就卖598元。看到这么多东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恨恨地骂:"真他

    妈的……”处长经常好心地给我们发“玉溪”烟抽。大都是打开一包抽一根以后就给

    我们。可是大家一抽就发现是假烟。原来他只散发假烟,真的自己留着。后来我们给这

    种“玉溪”起了个绰号叫“王溪”,意思是比“玉溪”差那么一点,也是指“王处长散

    发的玉溪”。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什么呢?

    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新处长说:要

    改革。于是他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于是定了方案,根

    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2.5:1扩大到5.1:1

    ,正处级的差距从2.1:1扩大到4.5:1。正科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

    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副处级以上名义收入大大增长,正副科级基本

    持平,普通职工下降20%--这就是"改革"!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的收入一部

    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支行纷纷提出

    批评意见,但是受到行长大人的全力支持,原因就不用多说了吧。

      大家知道,像金融企业里,“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

    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还有很多上市公司

    为拉关系无偿赠送的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这

    在银行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而某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

    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

    一种手段。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他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

    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作者: 苏三 脸谱: 随便说说 日期: 2002-05-16

    2004-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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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2-26
  • 傅国涌雄文: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兼谈金庸与中�

    在一个商业化时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

    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那么,

    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二十世纪“文化偶像”之一就不是偶然的,何况他又是两岸

    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

    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由此,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尚

    未面世的“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

    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们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金庸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

    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便凭着殖民地香港赋予

    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

    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惟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

    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按常理推

    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

    ”,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爱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敢直面

    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

    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金庸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

    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其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金庸以八十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

    了一场“华山论剑”,在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

    ,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

    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

    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

      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

    样几点:一是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二是有

    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

    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三是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

    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四是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们以为他是不及格

    的。

    一、金庸的家世和道路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

    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从元朝末年金庸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

    直到他的爷爷这一辈。五百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

    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六人中

    进士,十七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十四人,中举人

    五十九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十人中进士

    ,三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

    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三十八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

    举时代的巅峰。可是,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

    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

    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

    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

    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琏)、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

    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

    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朝廷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

    家一度中落,乾隆十九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金庸的爷爷

    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金庸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人。查文清

    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

    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

    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

    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五百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

    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各种地方

    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

    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

    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

    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

    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

    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

    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

    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

    地。可以说,到金庸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金庸从小生

    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

    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因为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

    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

    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外,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

    心或许早已植根在金庸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

    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

    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

    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

    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金庸对世俗价值的

    在乎,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厅中

    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

    的都是旧式文人的心境和态度。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

    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如果不是偶

    然的机会来到香港,金庸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

    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难逃过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生命中最美好

    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因此,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

    》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

    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

    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

    到了衢州中学后,他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而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

    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青春时代的金庸

    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

    ,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金庸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

    想、有憧憬。1947年10月,他考入上海《大公报》是其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

    报》“文人论政”理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

    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他们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金

    庸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十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

    评到武侠小说,最终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

    折。金庸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

    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金庸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

    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金庸的武侠小

    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境之后,金庸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

    开。金庸与《大公报》笔战,其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

    中成了暗杀对象,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港。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

    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

    自己的独立品格,坚持当年的新闻理想,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

    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金庸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

    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金庸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然而,在安乐、在无

    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却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

    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其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

    格、思想、心理结构上,金庸还没有走出古代。

    二、金庸的思想世界

      金庸的权力观。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

    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

    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

    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

    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

    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

    、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

    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美丽

    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

    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

    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

    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所毒化而出现的畸形现象。与写作武

    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

    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

    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

    认识水准,不幸的是,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正如吴霭仪已深

    刻地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

    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

    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

    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

    、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

    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

    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观念。也就是说,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

    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因为办报成功,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金庸成为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

    天都要读金庸的社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金庸曾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

    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担任香港基本法草

    委近五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坚决地站在大陆一边,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

    港社会、舆论的攻击,市民游行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1992年笔伐彭定康

    之后,1995年,金庸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度还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

    (他对此坚决否认)。

      有一种看法认为,金庸晚年日趋保守,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失去了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其实,金庸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过:“我的立场,就像

    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1981年7月,他

    应邀访问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以及国宾待遇。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对大陆

    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对邓的“仰慕”也出于真心而不是客

    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林彪、江青的同时,也一再表示

    对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自内心的崇敬,曾多次为邓小平等仗义执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

    了。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书,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

    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潜心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对《明报》的治理

    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精神可言。有多位熟悉金庸的人(如黄霑、林燕妮

    等)都说到他的“独裁”、“不民主”。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金庸有着强烈的忠

    奸观念,身上有着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其对康熙的崇拜完全是

    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金庸的新闻观。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

    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

    岸三地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读物,但他同

    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金庸最信奉一句

    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

    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金庸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

    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

    ’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

    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

    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

    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

    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

    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

      毋庸置疑,金庸早期的新闻观受到了新记《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影响,直到晚年

    他还说过:“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倚,评论事件很公

    正,完全报道。”他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理想、立场,也就是在大时代风云的变

    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

      情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即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争论中

    ,金庸充分利用《明报》这个载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批评,大学生甚至在明报

    大厦前当众烧毁《明报》以示抗议。作为报纸老板,金庸不得不面对报纸到底是社会公器

    还是老板私器的质疑。对此,他本人在多年以后公开提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

    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新闻

    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他坦率直言:“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

    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

    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

    做。”

      这是他在1999年10月杭州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的发

    言,以《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为题刊登在当年12月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上。除了

    提出媒体私器论外,他还在这次讲话中表达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

    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

    ,“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

    。他说:“……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

    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

      此论一出,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他多年的老友、同事、温文尔雅的董

    桥都坐不住了。当年12月也就是读到《新闻记者》杂志上刊登的发言记录之后,董桥写下

    了《金庸在杭州的谈话》一文,表示自己有“天涯咫尺”之感的惊讶。

      事隔很久,人们都忘不了金庸有关新闻的这些观点。2001年他到台湾访问,记者仍在

    追问这事,他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有人以为他言不由

    衷,未必是他真实的想法。其实,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观点。2000年9月,他在湖南岳麓

    书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浙江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问我办报怎么办。中国内地办报是

    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办报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从信奉“独立、公正、客观”到媒体私器论,再到提出媒体“同解放军一样”,如同

    从否定权力到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归依,金庸新闻观的转变同样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许多

    秘密。

      金庸的美国观。1999年10月,在杭州作《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讲话,明白地把他

    的美国观袒露在世人面前:

      美国因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须树立一个假想敌,用以花费庞大的

    军费,维持一个规模巨大、利润极高的军火工业;另一方面,摧毁全世界所有不服从美国

    指挥的政权与势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国霸权。在这些目的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自然

    成为美国目前战略目标的首要对象。1996年,我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出

    几艘航空母舰,驶近台湾海峡,摆出威慑姿态,企图阻挠我国使用武力统一全国。最近美

    国又与日本签订导弹防御体系,想把台湾包括在内。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

    约军事力量,悍然以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然进行挑衅。美国想迫使我国在

    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

    要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

      对于这一类挑衅威胁,邓小平当年提出了英明的决策,那就是“韬光养晦,永不称霸

    ”八个字。韬光养晦是尽量忍让,不与美国人针锋相对地对着干,但并不是一味屈服,认

    输投降,而是不动声色地培养我们的综合国力。全世界重要的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十三

    亿的人口,与美国两亿多人口相比,到2030年,最多是2050年,我国的总生产值就可超过

    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的霸权,维护世

    界的真正和平了。

      2001年5月21日上午,金庸在广州中山大学作《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演讲时

    说:“侠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方面。”“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

    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

    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

    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

      金庸对美国的敌视、仇视几乎可以与前些年风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提并论。

    同年10月,“9·11”之后不久,在接受广州《南风窗》杂志专访时,他又连篇累牍地批评

    了美国出兵阿富汗“不合法”——

      “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者挟持民用客机,撞向世贸大厦,致数千平民死伤,这实

    在是一桩非常大的罪恶。但如何认定是本·拉丹所主使?姑且假定是萨达姆或卡扎菲,或

    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或卡斯特罗或其他任何人主使,又怎么办?美国是否有一个明确的

    证据昭示于世?

      在《普通法》中,对于谋杀罪的判断一定要依赖于肯定的证据。若证据有疑点,则不

    行。此即所谓“一切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告”。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给本·拉丹定罪,依

    照的不是这样的原则。

      这是应以法律对待的问题,不可以狭隘的报复心来行事。美国老说要尊重人权,但在

    轰炸阿富汗一事上,看不到他是否尊重本·拉丹的人权与阿富汗平民的人权。莫要忘了,

    即使本·拉丹是恐怖分子,他也是一个人,也应当有人权的。

      现在美国是因为拉丹训练营在阿富汗的存在,而空袭阿富汗。若是拉丹的组织将来发

    展成几十个,在全世界流动,美国岂能一个个国家都轰炸过去?何况在这种空袭中死亡的

    ,主要还是无辜平民。

      国无论大小,均应当是平等的。美国当年出兵格林纳达,将人家总统抓到美国来,以

    美国法律来审,这就是霸道的作风。

      金庸的美国观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胡政之去世,他在《听不到那些话了》的纪念文

    章中即对美国的“不可一世”有看法。六七十年代,他的《明报》社评也时有对美国的批

    评,或直接,或间接。比如1960年,台湾“雷震案”发生后,金庸在9月6日发表的社评中

    认为“雷震乃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者”,所以他为雷震的被捕公开叫好,尽管其心里并不

    怎么认同蒋介石当时对台湾的专制统治。可以说,金庸对美国的看法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

    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抗日战争时期,金庸曾在杭、嘉、湖七校合并的浙江省立临

    时联合中学读书,所以也算是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一位杭州高级中学的学生患白血病需

    移植骨髓治病,近五十万的手术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经媒体披露后,社会各界也伸出了

    援助之手。全班同学写信给他们的偶像,请求这位富豪校友伸出援手,金庸却只捐了一套

    签名的武侠小说集。为了纪念抗击SARS,杭州要集资建雕塑,金庸也只主动捐了一套大字

    本的《射雕英雄传》。在许多公益捐款中,人们确实很少或者没有见到过金庸捐款的报道

      2003年7月26日,四十多度的高温下,一场推销啤酒和《金庸茶馆》的演讲会在杭州举

    行。有记者现场问金庸在捐款时常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问他对钱怎么看

    ?对这个尖锐的问题,他笑了,一直笑,却几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么看钱,

    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捐了云松书舍,价值一千四百万。”主持人替他补

    充打圆场,说他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不要工资,他出席这场演讲会不要出场费云

    云,可惜都是文不对题。

      另一位记者问:“您都八十岁了,还到处飞来飞去,这么辛苦,是名气不够大呢?还

    是钱不够多?”金庸的回答显得有点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反复强调那些“

    金庸产业”,那些围着自己的活动,都是被动的。这显然与主持人所说的他是股东之一相

    矛盾。

      前几年,金庸以象征性的一元钱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权给了中央电视台。这

    真是富有商业的心计,实际上是免费做了一次大广告,对再次掀起“金庸热”产生了难以

    估量的影响。

      《金庸作品集》现在已从北京三联书店转到广州出版社,其中主要也是钱的因素。当

    三联书店和他原来签定的十年版权到期前夕,金庸提出了续约的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

    都围绕着钱。

      金庸以迟暮之年不辞劳苦,吃力不讨好,修改他早年的作品,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寻

    找新卖点,再创销售高潮的商业动机呢?

      金庸是个天生的商人,精明到了骨髓里。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是想不赚钱都做不到

    ,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在乎。他同意将那些武侠小说改编成动画、游戏、卡通,为“金庸产

    业”推波助澜,甚至有可能要出一种“金庸酒”……

      也许一切都无可厚非,人类对金钱的追求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作为一个凡俗中人,诚

    然可以理解。可是金庸口口声声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在佛教四大皆空的立场与金钱无休止

    的追求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1979年金庸造访台湾时,李敖就当面问他:“佛经

    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

    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

    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

    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1981年,

    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指出,“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

    ,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

    ,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

    庸式伪善’”。

      金庸之所以信佛或许源于他儿子的自杀。他不无痛苦地回忆:“1976年10月,我十九

    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

    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

    ?’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他先是到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中寻找解答,最后才选择了佛教,目的是要在佛经

    中寻求解脱。他说:“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

    、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

    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他说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当然,即使他

    真地读通了佛经,却依然只是一个红尘中人、世俗中人。他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

    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

    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有了这番自白,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

    三、四个精神源头

      我们感到,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大体上有四个主要源头: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读多少外文书都无法改变已深入金庸骨髓的儒家情怀

    ,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佛、道、侠都不过是儒的补充,是寻求一

    种内心的平衡,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伴随了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从早年《明报》的立场,

    直到八十岁,他都向往好皇帝、好政府来为民做主,从来没有想过要人民自主。“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民本思想的主调,金庸在他的武

    侠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主角:从陈家洛到郭靖、乔峰等,无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康熙皇帝

    更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社评不仅阐扬这些理想,而且经常引用孔子的话。19

    6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孔夫子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

    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民党的金圆券政策是无信。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文革”正如火如荼,大破“四旧”,知识分子被打成

    “臭老九”,他的社评在论及国事民瘼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家学说为依据肯定人性

    的常态,孔子的“食、色,性也”即是他反复引用的格言。在1969年的一篇社评中他呼吁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哪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自然会拥护

    他们。”

      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

    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金庸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

    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

    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金庸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

    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

    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

    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

    ,去实现儒家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

    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漩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1972年4月26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金庸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

    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很有思想见地的书

    。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

    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

    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

    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

    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

    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

    ,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

    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

    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就是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

    、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

    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

    从哲学、工具哲学,无非教人做一个恭顺的奴隶。即便是以无为、逍遥、逃避为核心的老

    庄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消极补充罢了。在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

    《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先贤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

    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的,“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

    赐,“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着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

    严,只能随“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

    “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拥有天下的君王的道德期待。这样的“民本

    ”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金庸一辈子热衷于《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评判世事局势的灵感和规律,以

    人性之恶预测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中的。他年轻时虽然读的是外文系,读过大量西方十

    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酷爱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还翻译过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但他

    的阅读本身是有选择的,他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对现代科学基本上是陌生的,对

    西方哲学也几乎没有涉猎,尤其对洛克、孟德斯鸠他们的政治哲学一片空白。金庸的知识

    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很少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他自己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

    自由,那只是一种类似庄子式的逍遥,最终还是走不出民本思想的胡同,以为靠好皇上就

    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他的历史观尽管强调人民性,但也同样是“民为贵”思想

    的另一种说法。包括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以及他的美国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

    马迹。

      迎合市民口味、意识的香港商业文化。金庸曾一而再地表明,他的武侠小说只不过是

    “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他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

    式本身的限制,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二三十年后,他对池田大作也这么说:“我以小说

    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

    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庸开始武侠小说的写作,因为有一定的读者

    市场,就一路写了下来。这一偶然性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武侠小说,金庸是否

    走上办报之路也是个未知数。他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为了娱乐市民而写的,所以在写作过

    程中总是尽可能地迎合市民的口味、意识。吸引人、好读是金庸写作的主要目的。特别是

    《明报》创刊初期,为了报纸的销量,金庸拼命施展武侠小说攻势,更不能不时刻想到读

    者的喜好。所以他要让小龙女坠入深谷后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十六年后与杨过重逢。

      金庸也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可以表现一些

    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停留在低级的娱乐层面。这一点可以说

    他完全做到了。不得不承认,金庸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中国人,但

    是他终究不能摆脱香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框框。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金庸处世当中不时显露出狡黠与机心,如精打细算、斤斤计

    较、讨价还价,其中固然有江浙商业传统中的精明,然而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香港商业文

    化的影响。他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评点本”官司等,都与其精明过人的商人心理有关。

    作为一个文化商人,金庸登上了成功的峰顶。诚如他自己说的:“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

    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

    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当年《明

    报》的员工说金庸是“抠门”的老板,《明报》作者也对其低稿酬不满,站在他自己的立

    场,这一切自然都无可厚非。金庸是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企业成功”,不这样

    行吗?

      金庸的金钱观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连袜子也没得穿的

    困苦记忆,有《明报》创业之初的艰辛足迹……他说自己“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

    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

    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

    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可惜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都看不

    出他真的按自己的“觉悟”去做了。

      金庸自称买股票总是赚,做《明报》更是赚得一塌糊涂,而且武侠小说也使他财源滚

    滚。如今除了《明报》之外,金庸的其他生财之道确也依然顺畅。金庸之所以到处奔波,

    不断制造娱乐新闻的热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其深层动机或者潜意识中恐怕还是

    出于商业目的,虽然他不会承认。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字当

    头,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就

    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金庸走

    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自己记忆犹新,这一切,归根结底无非是殖民地香港商业文化的畸

    形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其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金庸出生在一个世

    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

    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以后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

    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

    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

    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

    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

    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

    ,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

    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他之所以能够

    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

    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中,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

    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

    其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金庸笔下

    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

    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

    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金庸的爷爷因“丹

    阳教案”被罢官,金庸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

    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

    蹄踩过美丽的家园,金庸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便

    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

    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诸如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

    章的。这一切,即使到了香港之后,导致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

    《明报》社评中说:“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乎都勿肯牺牲

    。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

    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我们的立

    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

    ,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

    个自治区。”

      金庸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以后,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

    ,金庸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

    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邓小平,他

    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更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

    。”金庸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

    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

    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

    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希望两岸统一,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上,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

    斥,醉心于古老的中国文化,都源自其大中国主义情结,也因此他才会发出中国哲学救世

    界的梦呓。

      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文人论政”传统。金庸自称:“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

    位了。”从十九世纪后半叶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到金庸二十世纪后半叶办《明报》

    ,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百年。金庸以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

    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他在《大公报

    》工作了十年,虽然大部分时候这份报纸都是左派报纸,但他初入《大公报》之时,有幸

    搭上了“文人论政”的末班车。瞬间就是永恒,那短暂的时光停留在金庸生命的深处,他

    之所以在1959年决定离开左派机构,开创独立办报事业,其中不无《大公报》的影子,虽

    然最初他只是提出了“公正、善良”等办报主张,但新记《大公报》所追求的“四不”理

    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回不去。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

    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

    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

    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

    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却成了《明报

    》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金庸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

    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决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

    们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1964年10月13日,他在《明报》发表《不党不盲,难能可贵》的社评,更是明确重申

    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指出:“……报纸的责任,在于良心,认为对的就说

    对,认为错的就说错,以为是好的就拥护,以为是不好的便反对。……那是新闻学中可贵

    的‘不党、不盲’原则。”

      《明报》在香港的成功,查良镛社评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倾倒了千千万万读者,

    其中就有新记《大公报》的影子。尽管时移势异,在香港论政和当年张季鸾的“三骂”、

    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实在追求文人

    办报的理想。没有这一点,《明报》就不可能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份令

    人瞩目的精英报纸。金庸说“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其中恐怕也有他对自己

    最终未能守护这一理想的感喟。

    四、没有结束的话

      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

    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

    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穆旦失去了

    写诗的可能性,却大量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

    他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在“文革”期间,竟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他

    的命运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穆旦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

    临了。

      穆旦的悲惨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

    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知识分子

    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

    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但在许

    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尽九死一生的人身上

    ,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于金庸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

    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在这些人中,有的重新举起

    启蒙的火炬,有的执著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的倡导“重建文明模式”,有的被誉为“中

    国律师界良心”,有的代表着中国新闻界的良知……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也

    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

    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

    命,曾热血澎湃地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

    了二十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

    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他们都找

    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

    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

    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他越到

    黄昏,越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摆脱不

    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

    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的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

    型上看,中国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

    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

    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

    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

    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金庸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

    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意识

    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

    的同情,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向往太平盛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要在传

    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

    的明君,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金庸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

    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更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

    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金庸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与其对奸臣

    、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庸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

    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

    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

    ”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知,其作品也

    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

    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2004-02-24
  •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朱学勤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座原文

    标 题: [转载]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朱学勤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

    [转载]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朱学勤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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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全文(一)

    2004年02月23日 15:27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

    ,大家好。我们都熟悉两个名词,一个叫文化,一个叫革命,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

    革命,我们其实并不很了解,尤其是当把文化和革命这两个词捏到一起成为一个词组的

    时候,叫做文化革命这个词我们大家就更熟悉了,特别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父兄

    辈的这一代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和一段生活经历。那么从

    文化革命再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思想家

    朱学勤教授,来给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朱学勤教授。

    朱学勤:

    1952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赴河南兰考县插队落户,恢复高考之后相继在陕西师大取

    得历史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和评论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被与誉为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已有著作: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

    》等,其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获1999年中国国家图书荣誉奖。

    主持人:请坐,请坐。朱先生您说你特别服膺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梁漱溟对学者

    做了两种划分。一种是学术中人,一种是问题中人,你说你非常敬佩前一种人,但是您

    好像命中注定只能做后一种人。就说您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的学者,那么我想这种问题

    意识的出现一定和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和文化革命的那一段时期,和文化革命这件事情

    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

    朱学勤:当我说我是问题中人的时候,显然是内心是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二十多年

    的学术生活加上进入学术生活以前作为一个“文革”中毕业中学生,在插队生活中那种

    热烈的业余的思想辩论,这两者贯通聚焦于一点,我一直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

    的一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灾难最后推到顶峰为什么会是文化革命这

    样的产物会出现,如果你要问我,我这一生就是想追求什么,其实我并不追求学术上的

    一些既有的那些比如说称谓呀,比如说地位呀,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

    通过我自己的学术生活,能够解开从青少年时期就酝酿在心里的这个问题,中国怎么了

    ,怎么会走到那样惨烈的一步。这就是我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直到现在还一直缠绕着您的一个大问题。

    朱学勤:不能说到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但是我至少看清了,能够回答这

    个问题的一个思路,思路何在?我的思路就在于我学了法国革命的历史,我的硕士、博

    士论文都是围绕着法国革命来的,当时选择这个法国革命作为我自己的专业方向其实内

    心就有一个问题推动。我在“文革”当中就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经过

    俄国革命这个中转站,上面的源头跟法国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把法国革命解剖

    清楚的话,局限在中国(革命)的范围里面讲这场文化革命的起因的话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根思路呢逐渐清晰,就是我们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看到有两种

    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还有一种类型的革

    命就是英国革命到美国革命,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在文化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截然相

    反的,导致的社会后果,民族命运也是截然相反的。

    主持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学勤教授,讲一讲他终身缠绕的一个大

    问题,文化革命。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文化革命到带引号的“文化革命”》欢迎。

    朱学勤:谢谢鲁湘对我的一个介绍,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

    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呢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

    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

    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

    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

    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

    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

    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

    ”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文化革命打引号的“文

    化革命”和知识界,二十世纪以来世世代代追求的那个文化革命的理想有没有内在的联

    系。

    我们首先看在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类型的革命就是英

    美革命,那么英美的革命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小革命的模式。为什么说小革命呢?英国

    呢有政治革命,杀了一个国王,再迎回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复辟再把它赶走,把这个国

    王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请回来,这就长达四十八年的英国革命的这个内容,最后终结在16

    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光荣妥协了。那么它是革命,杀了国王,它触动了当时的政

    治制度,甚至于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呢它是在1688年以后,马

    上就是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

    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就政府权利是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那么

    它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的第二年,用立法的形式通过了一个《容忍法》,就是

    国王要容忍自己治下臣民保持与他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们的精神

    生活大部分都是什么,宗教生活的时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允许不同的精神

    选择。所以1688年以后经过这场革命他们马上制止革命的野马撞倒拦绳,撞倒栅栏冲向

    文化领域。就是革命迫不得已在政治领域发生波及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进入到第三阶

    段进入到文化领域。

    美国革命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它最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它不是在思想领

    域里发生,它不是在社会财产关系领域里发生,它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变动。政治上的

    变动非常深刻,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共和国,第一个

    以成文宪法建立的宪政秩序。但是美国革命在1787年宪法以后的第一个宪法修正案就规

    定:议会无权制定干预公民精神信仰的法律。那美国革命几乎是0.5场的革命,它比英国

    革命来说它只有政治革命它连社会革命都没有,更无须谈文化革命。英美的革命它们内

    在有不同的地方,但如果找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只能有政治革命不能有文化革命,而

    且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文化不能碰。

    那么法国革命呢,俄国革命就不一样了,法国革命我们知道教科书告诉我们三阶段。17

    89年到1790年第一阶段,所谓大资产阶级执掌革命领导权的阶段,充满妥协,不彻底。

    第二阶段那么比如说就是吉仑特派这个阶段,也是不彻底,也是妥协。最彻底最富有革

    命的不妥协精神的是1793年执政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到1794年嘎然结束,整整一

    年。这一年雅各宾党人称自己比前两个阶段激进、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革

    命的手伸向了人们的灵魂,伸向了人们的精神王国,所以雅各宾党人称自己这一年有一

    个最好的说法,他们称自己执政的这个阶段叫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你看在中国人搞“文化革命”前的二百多年,法国人已经搞过文化革命了。甚至于有些

    文化革命的性质和我们1966年“文化革命”的这个性质非常接近,比如说要强迫人民改

    变宗教信仰,那么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开始改自己的名字。我们这个“文化革命”的时

    候大家改名字,改名字啊,张为东,李为青,毛为彪,他们那边也改成革命性的名字。

    路名改了,把比如说东郊民巷要改成反帝路啊,反修路啊,他们也改路名,改地名啊。

    扑克牌上的四个老人头,我们“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改啊,改成革命的符号。二百年前

    法国人就做过,也改过。那么法国人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为什么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大

    就大在什么,它把革命从政治进入到社会,从社会引进到文化。他们认为没有社会革命

    无以保障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文化领域里的灵魂革命无以保障社会领域里面取得

    的成果,这是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也是啊,俄国革命我们现在只记得的是打东宫政治领域,实际上俄国人到后来

    就是搞得天翻地覆也是文化革命。那么这场“文化革命”留在我们政治文化里面的一个

    残余的符号,我们今天学校里面的老师们习焉不察还是用的,我认为这个符号是最反动

    的一个符号,就是天天年年都要说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

    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把中世纪色彩如此浓厚的一个口号,

    延伸到俄国革命来,这本身就证明俄国革命误入歧途了。

    那么这两场革命它们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两类型的革命,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

    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它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

    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那么法国

    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我后面讲到的中国革命,它一个误区在哪里呢?它是以与传统决裂

    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

    是什么,政教合一。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就是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乃至我们中国从“五四”以后,几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化革命

    理想的核心。

    那么我讲清楚世界近代史上两种类型的革命以后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选择。我

    认为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变法”这个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面,中

    国的知识分子是以英美为师,那么逐渐地朝我们器艺不如人,船坚炮利不如人,逐步地

    认识到,所有的差别关键是制度的差别,这样才有“戊戌变法”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

    情出来。那么“戊戌变法”变的什么,就直指制度本身了。那么这场变法失败,失败并

    不说明什么,此前追求方向的错误。我认为从1840年到1898年这个将近六十年,一个甲

    子,里面知识界的追求是正确的。后来是怎么走向岔路的呢?

    一,梁启超逃亡海外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他不是就是把这一场失败,就是指向比

    如说康、梁集团的,政策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幼稚、操切、失误,而是大而化之这些,

    把它归结为是整个民族国民气质的差别。就把一场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

    是人谋不臧,归结为整个民族都要一起负责任的是什么文化问题。梁启超的作品到今天

    我都非常欣赏,但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戊戌变法”之后,用文化原因

    总结一场具体的制度创新失败的第一人。梁启超之后那么就有胡适,他从美国留学回来

    ,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这个消息捶胸顿足说,这次回去看来,

    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回来以后二十年不

    谈政治,只谈就是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这样才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

    动”当中涌现的就是一个闯将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他一辈子就是信守他在

    “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出的信仰,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

    。那么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周围呢,逐渐的形成了一些左翼的青年,这一辈子都是信仰鲁

    迅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条,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关键就

    是在老百姓的国民性格。所以你看“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

    个急剧的转向,它转向转在哪里呢,结束了此前八十年中国知识分子以英美为师的这种

    制度选择,以俄为师的一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改造呼唤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无

    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此后就是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这一代,乃至于1949年以后,

    五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这一代,这些知识青年当中的非常优秀的成员,之所以参加革命,

    之所以拥护革命,关键的一条,这场革命有改造文化,改造灵魂的这样的一种魅人的美

    学光芒。

    这样一来呢,所以到了1966年毛泽东就是悍然决定发动“文革”,除了当时具体的政治

    原因,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之外,这当然是应该否

    定的,除此之外你不能否定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多年

    的文化理想在发酵,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五四”那代饱吸着从胡适到鲁迅这

    些文化大师灌输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

    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因为背

    叛了“五四”的理想才发动了“文革”,恰恰是他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才发动了

    “文革”。现在我们知识界来否定“文革”是有必要的,但是却在否定当中切断毛泽东

    的这个思想脉络,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妨碍了我们对“文化革命”

    这场惨祸的历史深思的。

    你们想想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他居然就把发动“文革”这一件事情和打倒蒋介石这件

    千难万难的事情并举,而且他明白打倒蒋介石这件事情是拥护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而后

    面的这件事恰好相反,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他为什么这样念兹在兹,看中自己的“

    文革”呢,他认为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最终理想。跟着我爬雪山过草地的这些老干部们

    ,你们只有政治目标,你们要夺江山打天下,你们不知道我带你们爬雪山走草地之前“

    五四”时代已经形成的文化理想。过了这个雪山,爬了这个草地,得了这个天下干什么

    ,要在六亿中国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我的政治权力来发动“文化革命”,要彻底

    改造中国的文化面貌。所以我认为,今天就是知识界否定“文革”还没有到位,没有到

    位到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有历史深度的那个动机挖掘出来。你

    只有挖到这一步才能够有效避免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避免这样的惨祸再次发生,再次发生

    。所以我的看法跟知识界的大部分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打引号的“文化革命”

    之所以发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孽,也不是一个加四个所谓加“四人帮”的罪孽,

    不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罪孽,它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此后几代左翼知识

    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

    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胡适也罢,鲁迅也罢,矛盾也罢,郭

    沫若也罢,巴金也罢,你去看看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面现当代文学的教科书里面,你们

    找到的这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理想核心什么,都是在追求那个文化理想啊,都是

    在追求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引爆文化革命啊。

    等到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这才惊呼你不仅仅是触及我的皮肉,还要触及我的灵魂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大革文化命。这话错了没有?没错,是这样。对了没有,也

    没对。就是今天触及你们灵魂触及你们皮肉的这场革命,恰恰是你们几代人不断呼唤的

    结果。后一场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前面的这个文化革命的联系,对知识分子命运的

    关系是什么呢?是“木匠造枷夹自家”。只是这个木枷,几代人你一锤我一炼的把它锻

    造成功,最后套上脖子,啪嗒一声锁扣上时候你喊了起来了,不对,毛泽东你搞错了。

    殊不知毛泽东是饱读你们的文学作品,你们的文化理想才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毛泽东到

    晚年他感到内心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到1978年“文革”终于在政治上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知识界出现的是什么呢,“文革

    ”结束了,文化热大讨论开始了。你看“文化革命”、文化讨论,那么文化讨论的这个

    命题所向也是在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落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千错万错,错在我们是

    黄河文明,我们错在此前有个孔子,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创造了儒家文化,文化束缚

    了我们。我想文化热的讨论是在“文革”结束的背景底下展开的,但是文化热讨论的这

    个逻辑指向和“文革”的指向在否定之中有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热的讨论是以

    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了“文革”的一个精神内核: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从“五

    四”走到“文革”政治上破产了,那么“文革”结束以后知识界又有一场几乎延续十年

    的文化热大讨论,那么这个文化热大讨论,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继续延续那个文化决

    定论,模糊人们对制度创新,制度选择的这个认识。

    我想当初推出文化热讨论的时候,始作俑者是明白的。因为当时刚刚结束“文革”,整

    个形势还不如现在宽松,现在我们已经把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写进党的决议,甚至于政

    治文明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了。那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忌

    讳,所以文化热讨论的少部分始作俑者心里面是明白的,是没办法正面讨论制度选择,

    只能抚其后背,讨论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软联系。那悲剧就在那里,始作俑者是一个话语

    策略,跟进的人不明白啊,跟进的人慢慢慢慢就弄假成真,真认为可以讨论的是惟一正

    确的内容。真认为我们民族的落后,现代化的障碍是要由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负责的

    。这个文化论讨论就滑稽了,走到后来就出现了一场“荆柯刺秦王”,不是刺秦王,而

    是荆柯刺孔孟的闹剧。没有勇气刺秦王,而有勇气刺孔孟,其孔孟于九泉之下他也要大

    呼冤枉的。三千年前的两个思想家,怎么能够为三千年以后的不孝子孙落后于世界来负

    责任呢?这当中有多少次制度选择的三岔路口你们走错了路。无独有偶,当国内有一部

    分朋友迷恋文化决定论的时候,海外新儒家这个时候他们学术也进来,只是呢他们把这

    次文化决定论的几个论证的方向和国内的文化决定论调了一个个。国内的文化决定论是

    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吗?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否定传统

    的文化,才能够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我们的现代化。那么海外新儒家呢是倒过来说,你

    们要建设现代化吗这个现代化只能够从儒家的文化典籍里面从内向外开“内圣开外王”

    ,从文化里面开出一个现代化。所以两边是以相反的论证,论证同一个谬论。同一个谬

    论是什么,文化是决定的,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以两边吵得一塌

    糊涂,他们共享的逻辑前提确是一致的,同一个文化决定论。而这个文化决定论从“五

    四”到“文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示过它的逻辑后果,只是不明白。“文革”否定了

    ,“文革”的灵魂在文化热讨论当中延续下来,文化热结束了,但是文化热还可以在海

    外新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热的这个方向当中,继续延续下来。所以走到今天我始终认为,

    妨碍中国认识现代化症结所在的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商人,农民、工人、商

    人,他们是有具体的利益选择的。因不同的利益选择,而结出的结结实实的制度性障碍

    最近就是全国人大,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有一个报告,他到农村去做

    了一个报告,发在南方周末整版上。他的这个报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农民是否有民主

    的热情,不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取决于他们是阿Q,还是赵老太爷,而是取决于他

    们什么?他们的利益觉醒。阿Q就要自己明白,他最要命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能被人无情的

    、无偿的圈占,他就自然而然的产生民主要求。用不着去读鲁迅改造国民性写下的这个

    《阿Q正传》,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参政民主的积极分子。那么蔡定剑的这个报告就非常

    重要,他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工

    人也是如此,商人就不用谈了对不对。真正就是让知识分子自己糊涂起来的呢,就是他

    天天在书斋里打交道的这个观念呀、精神呀、符号呀、文化呀,他把自己书桌上的这一

    摊看成是决定自己所参与其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了。历史不是这样

    展开的,历史是在知识分子观念视野的背后展开的。

    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

    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

    不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并不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或者一个

    地区,并不发生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长达六十几年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旧有的传统文化

    跟最新的这种宪政民主,他们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嫁接在一起。我举一个最简单

    的例子说我们中国,两句话。我说上帝就是无心让中国人在一百年里面,饱尝世界上其

    他任何民族没有受过的这些苦难。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也有眼哪,它在同一块无文化

    土壤上,它放了三个制度模式,让中国人就是哪一天明白过来看一看,文化是不是决定

    的。第一个模块在中国大陆,经历过从“五四”以来几次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破坏的就

    是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制度选择,你看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

    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

    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

    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

    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大陆人自叹不如的。正是

    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

    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1997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

    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

    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

    。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

    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

    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

    ,骂得不堪入耳。

    主持人:跟“文革”中间一家分成几派一样的。

    朱学勤: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就是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

    个骂,你个就是,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

    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

    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

    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

    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半个小时以前是

    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

    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

    接作用了。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

    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

    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我

    先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欢迎你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乃至尖锐的反驳,我们在讨论当

    再展开这个话题的纵深好不好?

    主持人:刚才朱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那么现在

    是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我想请这个,把话题交给现场的观众。

    提问: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听了朱教授的讲座之

    后,对于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

    制度的变迁,而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

    导推动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朱教授。

    主持人:谢谢这位同学。

    朱学勤: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学校讲演的时候也多次遭遇,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是这样:我想一个制度的方向正确与否它确实是和千百万人

    的利益推动息息相关,那么在这一意义上说,一个正确的制度它首先确实来自于什么?

    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不

    ,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

    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

    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

    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

    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

    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这种支持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选

    择,我们也是经常看见,时时常常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的第二页就

    是,每当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它就把一时的成功归结为是什么少数人的英明,把长久

    的失败归咎于多数人的愚昧。我想你们是能够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不费劲就能看

    到这样两种不同的说法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民众、少数政治精英和制

    度选择之间,这三个层面,在中间这个层面是会发生种种让人意外的变化的,当发生意

    外的变化的时候,选正确了你也应该承认这就是少数人的英明,选错了你也就应当承担

    少数人的错。比如说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是那五十五个人,在一个叫费城独立厅

    的地方关起窗帘秘密讨论了三个多月,如果这次宪政选择是错误的,没有理由归结为当

    时二百万美国人民,就是你五十五个人的错误。你今天正确了,事后宪法草案出来,经

    过十三州公民的投票同意,投到第九州就成功了,成功了到现在人们还是铭记着那五十

    五个开国英雄的功劳,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反对一个正确的制度选择和千百万

    人们利益之间的正相关,我反对的是什么,做对了说自己的英明,做错了是多数人的愚

    昧,这样的一种教科书的解释。

    主持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插一句,因为使我想起萨特说起的一句话,萨特经常讨论这个

    欧洲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所以萨特有一句话说得是很极端的,作为知识分子,

    应该对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不可挽回的事情负全部责任。

    朱学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一段插话,我作为中华民族知识界的一员

    ,我觉得应该和整个知识界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历史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而不是仅

    仅局限在控诉、咒骂。我是受害者,不,在你被受害以前,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

    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场人间地狱的制作的。你的文化革命不打引号的理想,是参与了打引

    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洪流的来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反对过去的那个历

    史学界的讨论,到底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我认为是奴隶和英雄同时创

    造历史,是英雄的责任不要推到奴隶头上去。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主持人:还有哪一位?好。

    提问:谢谢朱老师,你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一种很不同的观点,然后我想从你的开始从“

    五四”开始讲的是,你说“五四”之后它有个文化决定论,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然后

    朱老师提到是从法国起源,然后俄国中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

    因为太小了而朱老师没提到,中国本身历史上的原因,就说比如说汉武帝时候的那种独

    尊儒术其实已经开始对国民精神方面开始控制了,然后一直到很久,不知道什么原因朱

    老师没有提到,我想问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也说“五四”,我理解“五四”最核心的

    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然后一直以来我也觉得它是对思想一种解放,它引入了一些东西

    ,它是对思想解放而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这两点不是很了解,也希望朱老师给我们一个

    回答,谢谢。

    朱学勤:我尽量简短地来回答这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主持人:有可能造成对你讲演的误解的问题。

    朱学勤:没有,这个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除了从中学教科书一直到大学教科书的说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认为

    董仲舒数提出罢黜百家就是独尊儒术不是来压制民生,压制民权,更多的是用来限制君

    权,限制汉武帝。

    主持人:恐吓皇帝。

    朱学勤:恐吓皇帝,吓唬他,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回答到这里,你可以找到那些资料

    。第二个呢你说“五四”是鼓吹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呀,不错,完全对,正是这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国,俄国式的思想解放恰恰就是什么?观念的个性解放,观

    念的个性解放,而不是什么利益诉求加法制规范,英美这边你去看,在它们早期革命的

    时候,并不是奔腾的个性解放,而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追究,就是制度选择的保

    护。这个差别很大。你去看我们的“五四”型的思想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反对旧式婚姻

    ,追究个性解放然后投身新文化的运动的洪流,他们的民主,更多的是什么?个性解放

    的民主。个性解放的民主下一步就是鲁迅已经说的,鲁迅说的我骨子里,我想深处是个

    人的无治主义,无治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安那基主义,安那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

    。那么从个性解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到不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制束缚的这样一种无

    法无天,你说毛泽东的青年性格,一直到他“文革”发动就是所谓,我是和尚打伞无法

    无天的那种做法,这个之间是能够找到“五四”型思想解放的偏颇以及后果的。

    主持人:我做过一个材料统计就是“五四”的思潮中间,引进的西方各种思潮中间,其

    实是以非理性思潮为主,而不是英国传统的理性思潮为主,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

    是“五四”时期大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朱学勤: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那句话没说错,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之前还应该说,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以前中国的“五四”型,“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走廊。而英美这边你看一看,无论革命前的所谓

    思想家,根本没有提出过无政府主义,如果有基本上就不是主流,还是革命当中的领袖

    人物。无法设想无政府主义底下的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啊,无政府主义从来没

    有成为英美知识界,知识生活的一个主要市场,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成为了我们“五四”

    型解放思潮的一个主干,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

    理解为跟“五四”的正相关关系,能够比目前知识界流行的把它想象成一个负相关关系

    ,能打开更多的精神视野和历史纵深,能够促使我们思索得更多更久远。

    主持人:非常感谢朱学勤教授今天的精彩演讲和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以及电视

    机前的观众,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2004-02-24
  • 乱世里的混世先生--评胡兰成 (转载)

    信息时报

      文/尹丽川

      有人因看了胡兰成的书,更鄙薄他的人;有人因看了他的书,欣赏他的才。但是我现在想,读胡兰成,既要超越人品道德,亦要超越才华。我以为他的好,在于他自成体系,又和周边的一切丝丝相连。他自身便是一个时代———一个乱世。他的乡土朴拙,混杂了城市浮华,他的文人血脉,沾染上江湖匪气,他的文字唠叨琐碎,又独有胸怀和决断,他是个

    多情种子,却一生薄情寡义。

      张、胡的自私各不相同

      我以为张爱玲的自私,仿佛是天性的冷淡,胡兰成的自私却像是“因地制宜”,自私得更分明,简直没有体面,反倒是人性一种。若非要比较二人的才气,那么是青菜豆腐各有所爱;相比之下,我更爱胡兰成,因为他更亲切、更糊涂、更软弱、更市井、更坏。张爱玲是高高在上的,有聪明到极致的冷漠。胡兰成的冷漠里却有一种人世间的自相矛盾,留恋市井温情,而心中大悲。

      《今生今世》有一段写到结发妻子重病,他去义母家借钱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病妻身边,“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

      每每读到这段,我也似有了解脱,好像在芜杂生命中,忽然得了清静。执着于是非恩怨,人生无常,便会有恨。胡兰成没有恨,只有悲。他亦执着,执着于卑微琐事,柴米油盐,爱人的蹙眉浅笑,执着于一切小事而非大局,这与遁入空门放弃执着之心是殊途同归。

      才情里自有泼辣

      一面是心中大悲,另一面则表现为混世魔王。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以为必须有“混世”二字。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自己却是活在这污浊浑水中,是乱世里的混世先生,是文人,是丈夫,是小官,是才子,是无赖,是情人和负心者。乱世中人,往往心藏盛世的大道,又懂得乱世的荒芜,人世的孤凉。而日常生活亘古不变,胡兰成的才情里,又自有民间市井的泼辣和妩媚。

      我喜欢“混世”,远超过喜欢博学和才情。胡兰成的人生实在是灰头土脸的失败———有世俗意义上个人奋斗的失败,亦有整个时代的失败。所以他的文章里,几无才子的傲慢与偏见,而多有小人物的虚荣与惊喜,无奈与悲哀。他的文字带有大街上常人共有的表情,诡计多端,却无计可施,为小事喜笑颜开,感激糊涂,到头来灰飞烟灭。胡兰成的好,在于他自知是芸芸众生中的小人儿一个,为情苦,为衣食忧,为时局困。这般个人的今生今世,亦是大多数人的前生来世。而一个失败的人,才能达到人生体验的高处,一个混世者,才经得起乱世的情爱。

      浪子的狡辩?文人的轻薄?

      另一个说他的文章胜出“才子散文”的原因,是我从未见过哪位旧式才子写女人写得如此之好。他写张爱玲,“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她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她但凡做什么,都好像在承担一件大事……连拈一枚针,或开一个罐头,也一脸理直气壮的正经。”

      在胡兰成笔下,女人不再是才女、闺秀、贵妇、怨妇或小家碧玉,而是一个个鲜明有力的女性,形神兼备,掷地作金石声。《今生今世》将近结尾处,胡兰成道,“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如新,虽仳离决绝了的两人亦彼此敬重,爱惜之心不改。《桃花扇》里的男女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这佛门的觉,在中国民间即是知,这知竟可以解脱人世沧桑与生死离别。”

      自然,人们可以将此看作浪子的狡辩,文人的轻薄,然而于我,却如同见到一个澄明的乱世。以世俗之亲近、人间之相知来解脱爱别离苦,确是个最最中国民间的法子,近乎无赖,却也青天白日,如歌如泣。

    2004-02-19
  • 李慎之--“最后的士大夫”的凋谢(zz)

    □ 王焱/文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龚自珍

      

       在萨斯流行瘟疫肆虐的社会大恐慌里,危城之中,李慎之、吴祖光两位老人谢世

      作为“最后的士大夫”,他们的凋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士大夫”的称谓渊源久远,《周礼》中就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论而行之

    ,谓之士大夫。”由此可知,不仅口能言之,而且身能行之,正是其显著的特色。北宋

    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这是自中古的士族衰落之后,经由科举制的扩大,平民通过

    吏道与文学参与政治形成的一个新的阶层。在中古的士族衰落之后,经由科举制扩大,

    平民通过吏道与文学参政形成了新的阶层。在其后的千年之中,不愿独善其身,具有强

    烈淑世情怀的士大夫,在古代社会中担当了社会政治中坚的角色,从范仲淹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王安石的“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蔚

    成了自身的独特传统,其流风余韵,即使在帝制中国解体之后,还绵延未绝。

       当年宋太祖曾问士大夫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以“道理最大”。后来的

    史家评论道:“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

    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正因为笃信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道理最大。当上世纪40年代万方多难之际,毕业于

    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和出身文化世家的青年吴祖光,带着对理想的美好憧憬,投身于革

    命。如同任何大的政治运动都不免鱼龙混杂一样,革命亦然。记得有人曾经将投身革命

    的人区分为“光棍马克思主义者”和“书斋马克思主义者”,这后一种类型,正是对带

    着士大夫的气质性情投身革命者的传神写照。

      然而当新的社会真正降临的时候,他们却开始经历进退失据的尴尬。1789年法国的

    激进革命者,认为理性的历史从革命成功的1791年才告开始。而文学家胡风则讴歌1949

    年“时间开始了”。无论是胡风,还是为“时间开始了”感动不已的李慎之,士大夫的

    天真,使他们无法认清时势的严峻。不仅仅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是个“草昧

    英雄起”的时代,也是“阳谋”行世,而士大“直节事”人的“方巾气”备受愚弄折辱

    的时代。清人龚自珍当年说,“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

    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

    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当此之际,凡以古之士大夫风范应世者,都不

    能不经历炼狱的磨难。有位历经大难不死的“书斋马克思主义者”事后说,过去说“士

    可杀而不可辱”,现在是“士既可杀,也可辱”。

      可当斗转星移,他们从苦难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却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社会政治关怀

    ,流于和光同尘,依隐玩世。当李慎之晚年悟出“已知诸相皆非相”的时候(语出《金

    刚经》),他的应对却是“欲待无情还有情”。艰难困苦,反而玉成了这一对老人。李

    慎之从官场“循吏”的角色中走出来,呼吁落实宪政民主,保障公民权利;吴祖光论政

    言事,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他们以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的本色,能言在位者不敢言,

    不在位者所不能言。

      在当下这样一个红尘万丈的工商业社会里,他们原本可以以文化名流的身份,面团

    团做富家翁;或者以投身革命的经历作为股本,在化公为私的盛席华宴上分一杯羹。然

    而他们却选择了狷洁自励,安于清贫。吴祖光的座右铭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李慎之说,“中国人的一个永恒的价值标准,就是一个人要在道德上始终站得直,就

    必须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尽管已届耄耋之年,他们却是“黄金华发两飘萧,

    六九童心尚未消”。一个是黄金散尽,华发飘萧,傲兀立世;一个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循循儒雅。

       他们童心不泯,热衷于人权民主,颇像是清末民初的“老新党”。尽管一生为此付

    出高昂的代价,他们依然直道以行,无怨无悔。一个如同渔阳三弄的狂鼓史,一个好比

    “事事关心天地间”的东林先贤。即使面对死生大限,他们都能葆有一份士大夫的从容

    。李慎之说:“对人生,可以用中国古代张载的一句话,‘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生存是掌握做人原则,死时就安宁。”吴祖光则高吟:“行遍天涯人未老,犹堪铁马

    越长桥。”

       他们的精神风骨依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不必刻意标榜什么主义。李慎之

    直言:“中国人所得自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似乎还不如戊戌与五四前后的年

    代。我总以为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传统、或曰中国文化自性(Cultural identity)失

    落的结果。”追溯源流,都可以上溯到清季的“士大夫之学”。与现在满街标榜的“专

    家之学”不同,士大夫之学追求的是“略观大意”。它包含“文学”和“吏道”两个路

    径。李、吴两公,一个是曾经位居卿贰的学官,一个是有“神童”之誉的文学家,这恐

    怕绝非偶然。他们接百年遗绪,成一代风流。两公都有湛深的文史素养,又都是文章家

    。李慎之的旧体诗,韵味绵长;吴祖光的诗书画,堪称三绝;他们以常识论政,固然忽

    略了技术层面,却凸现了大本大原。

      中国文化原本立足于尘世,没有给神留下位置,因此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士

    大夫的存废往往关乎国族的元气。“士不知耻,则为国之大耻;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

    耻矣”。在2000年的社会政治史中,他们的危言谠论、道德践履,多少能够救挽人心世

    道,起到让“贪夫廉,懦夫立,顽钝者汗下”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道德风骨做向上

    提澌,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政治社会秩序瓦解而不可收拾。

      作为传统政治社会中的主角,“最后的士大夫”死了。或许从此不再有居安思危的

    忧患意识,不再有声情激越的危言谠论,不再有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不再有暮鼓晨钟

    的警世之音。不再有暮鼓晨钟发出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音。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感受到寂

    寞与缺失。那就好像莎翁的戏剧中没有了哈姆莱特。有些青年后辈,不能正视时代的肃

    杀面相,俨然以士大夫自命,但在李吴两公那一代人那里,这些士大夫的传统是已经化

    为了一种“默会性知识”。那是后生小子们优孟衣冠,怎么学也学不像的。

      “最后的士大夫”去了。萨斯病毒来了。

       往昔冠盖云集的京华,瞬间变成了一座市面萧疏的危城。满城居民以布遮口,如兜

    鍪深掩其面,人人行踪诡秘,行色匆匆。一夫轻嗽,万众狼奔。往昔以“神州上国”自

    诩的华夏,如今被环球百余国家隔离;首善之区的京人,被国人当成洪水猛兽。萨斯病

    毒之为患,虽曰天命,宁非人事!

      告别了“最后的士大夫”,华夏社会政治生活无疑只有两条出路:或是通过宪政民

    主的实施,走向政治家与技术官僚配合的现代政治;或是既不能开新,又不能复旧,任

    政道衰朽,这后一条路向,身处近代前夜的清人龚自珍,就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那幅衰

    飒的图景:“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2004-02-17
  • 北京学者专家聚会批评吴思案不当判决(会议记录稿)

    标题:北京学者专家聚会批评吴思案不当判决(会议记录稿)

    作者:【阿伦特 】 发帖时间:2004-02-14 13:50:12

    发言内容:■时间:2004年2月10日

    地点:三联书店

    主题:陈永贵名誉权案例:传媒与作者的法律责任

    ■与会者: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莫少平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高峡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泽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浦志强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张耀杰 传记作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焦国标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

    陈敏 史传作家 《中国改革》杂志社编辑

    吴思 史传作家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卢跃刚 《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

    余世存 自由撰稿人

    刘晓春 北京青年报社编辑

    贾桂茹 北京青年报社法律顾问

    陈国华 北京青年报编辑

    王永志 《凤凰周刊》杂志社首席记者

    段宇宏 《新闻周刊》编辑

    郭宇宽 《南风窗》记者

    陈永苗 《新京报》编辑

    陈远 《新京报》记者

    雷颐(主持人):

    今天聚集圆桌会议,主要是想探讨对于吴思先生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这本书的

    官司,他涉及到的名誉权官司,大家发表一下议论,一些看法。

    这本书从我们搞学术的角度来看,它是一本很严谨的学术著作,因为有陈永贵参加什么组

    织,引用了好多人写的回忆录的材料,还有档案材料,从学术标准来看没有问题,是学术

    性著作,但是既然败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探讨一下。

    我个人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我们搞现代史,尤其是搞现代史写到好多现代历史人物,有的

    写很正面人物,但是也写到不足之处,总是引起后代或者是亲戚起来反对,过程是认为这

    样写不妥,诋毁了亲人的名誉。我知道的都是通过有关部门说不能发了,这篇文章怎么怎

    么样。但是这一次,毕竟中国在进步,走上法制了,这是通过法院的形式,通过法律的形

    式到法院起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样判,我觉得这给以后的判决起了一个先例,这个

    判得合适不合适,这样处理合适不合适,大家可以探讨一下,下面咱们就开始。

    我先介绍一下参加本次座谈的嘉宾,这位是北大法律系贺卫方;这位是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律师莫少平,也是被告吴思的代理律师,这位是凤凰周刊王永治,这位是卢跃刚,也碰到

    名誉权的官司;接下来是周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周泽:我是新闻系讲新闻传播法。

    主持人:接下来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焦国标;再往下那位是何兵,中国政法大学;下面是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再接下来是南风窗的郭宇宽;余世存;下面是吴思,还有杨灿

    、王晓东;贾桂茹,北京青年报的代理律师;这位是浦志强,打了很多名誉权的律师;这

    位是陈敏。

    吴思:

    浦志强正在给公民维权网打官司,前一段他给余秋雨和肖夏林的案子当律师,帮肖夏林打

    赢了。

    主持人:

    咱们开始的时候先分别请两位律师把案情和审判的过程大致先介绍一下,先请莫少平把案

    情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莫少平:

    吴思这个案子是作为被告,原告应该是陈永贵的后老伴和儿子。我是二审的时候介入的,

    一审的时候是判定吴思败诉,案由是以侵犯名誉权起诉的,主要的情节就认为是侵犯名誉

    权,主要被一审法院认定涉及到陈永贵这个人曾经参加过兴亚会,又曾经当过伪村代表,

    又被所谓日伪的组织抓过,就是逮捕过,主要就是这三个情节,这三个情节就是说作为一

    审的时候,原告人陈永贵的后老伴和小儿子起诉的时候,认为主要是这方面侵犯名誉权,

    一审是西城法院审理的,认为吴思败诉,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吴思在描述这些情节的时候

    ,也就是《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情节主要是个人的回忆录,比如说山西省委书记,

    新华社高级记者等等,就是说作为西城法院它认定吴思本身描写这些情节的主要的依据,

    是这些人的回忆,都是个人回忆,这些回忆并非权威性的资料记载,这样就判他败诉,说

    你确实构成侵犯名誉权。

    吴思一审实际上就是没有律师,自我辩护。二审的时候,我是代理了。代理了实际上也是

    针对这三个情节,他不是说一审判决认为这不够权威,二审的时候,我们找了一些权威的

    东西,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找了中央文件,80年85号文件,这个文件标题就是《关于陈永

    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就是80年中发第85号文件,二审的时候我们就提交给二审

    法院,二审法院应该说一中院,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说一个插曲,就是一审法院西城法院对这个证据也有线索,根据申请他也确实去调取过

    这些证据,就是向中组部调查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中组部以法院级别不够不让它调取证

    据,二审的时候千方百计把这个文件从律师的角度调取出来,也提交给二审法院。很遗憾

    ,二审法院也作为证据使用,也不需要质证,这太权威了——红头文件,但是维持了原判

    通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才维持原判,认定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就是写了另外一节。比如说陈永贵解放以后又被共产党给拘留审查过,并且五花大绑。

    另外,当时儿子比较小,还说孩子太小,可能抓去没有什么好结果,还向当时共产党的村

    长托孤。二审的时候又提出这么两个情节。这就等于,二审判决尽管用的术语是认定“一

    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程序合法”,但是所认定的事实情节不一样,就是

    把那三个问题,就是一审判定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参加伪村代表,参加日伪外围组织等,

    换成了别的事实,然后又说是维持原判决。大致的案情就是这样。

    主持人:

    下面请贾律师把代理北京青年报的情况介绍一下。

    贾桂茹:

    关于报社这边我补充一点,二审法院认定报社这一块,并没有单独认定,主要是吴思的书

    构成侵权,报社就要负连带责任,详细的资料给各位嘉宾都传过,就不重复了。

    主持人:

    下面开始自由发言,哪一位先讲一讲。

    何兵:

    我是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何兵,吴思的书读了几篇,第一篇是《老百姓是一个冤大头》,第

    二篇是《皇上也是冤大头》,我想谈的题目是《吴思也是一个冤大头》。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依据事实,事实很多都来自回忆性文章,回忆性文章是本人根据当事人

    的回忆未经考证,非权威性文章记载,因此利用回忆性文章进行再创造就应该核实,而无

    证据证实吴思对所有回忆性的文章进行了考证,也就是说吴思对于材料没有证据证明他考

    证,这个问题的理由能不能成立?

    对于历史学家,我是这样想的:历史学家陈述历史,就相当于瓦工在造楼,那么历史学家

    用各种各样的史料奠基,例如回忆录。瓦工需要用砖头水泥,一个瓦工在选材的时候,有

    谨慎的义务,也就是说尽可能将适当的砖头放在适当的位置,问题是如果砖头内在质量有

    问题,比如说砖头内部有气孔,瓦工应当负责吗?这就是本案的核心,我认为当然不应该

    负责。因为法律不可能要求瓦工敲碎每一块砖头检查里面有没有气孔,因为敲碎每一块砖

    头就造就一大堆废料;同样历史学家应该检查史料,但是如果发现瑕疵,历史学家应不应

    该承担责任?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核对问题出现问题,比如说用材料核对材料,这个材料

    出现问题用那个材料,这是无限的问题,始终不知道哪个材料没有问题,这样导致无穷,

    这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历史学家只能坐在枯纸堆里面不敢写,因为不知道哪个历史材料

    成为定时炸弹,不知道。

    法官陈述案件事实和历史学家重述事件都是重构历史。法官引用证据也出现错误,每年数

    据统计,法院有错案10万件,有相当一部分是事实判决错误,就是史料的错误,能不能判

    决法官承担责任?法官受贿或者是哪怕有腐化行为,应当受到刑事法庭的惩处,但是不应

    当有任何经济补偿,这不是说法官有判错案的特权,而应该是不必为了恐惧承担责任而瞻

    前顾后。法律应该保障学者独立完整职责,而无须瞻前顾后,这不是说学者有胡言乱语的

    特权,而是保证学者有足够的学术自由。我们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失误我们暂时不谈

    ,无自由就无学术。

    法官这么判案意味着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经常说历史是人民写的,实际上历史是谁写?主

    要是历史学家写,但是法官这样的判决意味着什么?历史应当由法官写!这是一个核心。

    法理根据:第一,批评政府官员是公民的崇高的义务。为了防止借助隐私权等等阻止对政

    府官员的批评,像陈永贵这样的人,隐私权是非常低的。美国判决中这么说:对公共问题

    无约束,从而有利公开的讨论,这是国家对人民所承诺的一项最基本原则。那个大法官布

    莱克说禁止起诉,这是美国的。美国的判决判完以后,言论自由专家米克尔约翰,92岁,

    他看到判决以后,他说这是一件值得在大街上载歌载舞以示庆祝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判

    决判出来以后,我不知道我们应当在大街上干什么?

    主持人:抱头痛哭。

    何冰:

    第二个问题,从我国宪法来说,我国宪法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或者是工作

    人员有批评的权利,但是不得伪造陷害。工作人员不得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对国家工作

    人员的批评和非国家工作人员不一样,本身就不一样,就是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名誉权应当

    以伪造为标准,无伪造就可以。如果提高了保护程度,性质上是违背宪法,就是宪法上所

    说的压制和打击报复。

    宪法第47条,公民有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一章。宪法为什么讲学术自由?谈到本案也一定要谈到学术自由这一条,一个原因就是

    在探究真理的过程中,学者们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没有谁知道真理在何处,所以学者

    们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代表着我们的人类在黑暗的宇宙中跌跌撞撞,追求一闪即逝的星

    星之火。惩罚错误应该是学者自己的事,对学者的惩罚是什么?对学者的惩罚是学术失败

    。比如说做学者没有学术成就这是最大的惩罚,而不是赔钱,所以各国为了保障学术自由

    ,对于涉及到学术问题的问题,法官不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说法官是无权就本案进行实

    质判决,到底陈永贵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只能进行程序判决,不能是实质判断,

    这不仅涉及到学者的生存之本,还涉及到报刊。判断北青报的责任那个说法都不对的,因

    为北青报只能是程序审查,没有办法进行实质审查,有人搞清史,有人搞商代什么,为了

    编辑对所有问题进行实质审查,那么能够请什么样的编辑,只能请马克思做编辑,百科全

    书吗,只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判决实际上在扼杀新闻自由。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做办不

    到的事。

    没有了,谢谢。

    主持人:

    刚才又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青年报陈国华,一位是新京报的陈永苗。

    陈敏:

    我不是法律专家,我从政治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是政治判决,不是法律判决。我是中国改

    革杂志的陈敏。

    从现有体制来看,从现有话语体系那个角度来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样一个判决

    ,如果说不是肯定的一个反党行为的话,也是有反党嫌疑的。为什么是反党嫌疑?因为我

    认为这个判决实际上是意味着对改革开放初期,在当初拨乱反正的时候,中共中央对于大

    寨的处理,是要翻案的,要否定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处理,要为陈永贵大寨平

    反昭雪,实际上就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一个挑战。它不是一个法律问

    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陈永贵有服从党的决议的义务,作

    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法院也有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的义务,没有权利违抗党的决议,这是我

    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从专业点讲。关于吴思所引用的资料不是权威的资料,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为

    什么是天大的笑话?因为史料权威不权威,任何法官,任何法理是没有权力来裁决的,史

    料权威不权威只能由历史学界自己来裁决,中国第一号历史学家,即使是这样的历史学家

    ,也没有权力判定史料权威不权威,何况一个法官。这就是说,法官的权利他是有边界的

    ,法官的权利不能对专业的问题,不能对一个法律之外的问题,不能对一个学术问题发言

    ,而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法官的权利侵犯了学者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案子根本

    就不应该受理。我回到刚才的话题,为什么不该受理的案子法院受理了,说明这个法院不

    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业务上都是有问题的,这是我讲的两点。

    周泽:

    对这个案子我看到资料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细节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看到材料我做了几

    个方面的点评,一是这个判决是伤痕累累的判决;另外就是对这个案子有一个评价,就是

    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类诉讼;第三方面讲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看似与本案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讲这几个方面。

    从判决来讲,本案是一起名誉侵权诉讼,我们知道名誉侵权诉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

    就是侮辱;另外一个是诽谤;另外就是揭露隐私。那么这几个情形构成要件和行为事实都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里头原告的指控来讲,“大量情节与事实不合,许多情节是作者捏造杜撰的”,从这

    个情况来看这是一起诽谤诉讼。诽谤诉讼主要体现为虚构事实,或者是披露散布虚假的事

    实。那么这里面既然我们说捏造或者是杜撰事实,我们要知道事实是什么,才有比照什么

    是虚假,什么是真实的。这里面我们看到底提供什么事实是真实的事实,但是在判决书里

    面看不到,所以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是不清楚的,事实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陈

    永贵是否参加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知道吴思的作品里面反映了这个情况,还

    有很多人的作品也反映了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公证文书证明了有人对这个问题另有看

    法,那么事实是什么我们仍然不清楚,公证文书反映的事实和吴思的作品反映的事实我认

    为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事实即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事后求证只能是无限接近,但是

    不可能跟事实一样。所以我认为首先事实认定并不清楚。所以事实并没有清楚,到底真实

    的事实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说大量的情节与事实不符,这个问题法院其实也注意到了

    ,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就是法院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另外,判决缺乏依据,判决从实体来讲是错误的。为什么说缺乏依据?比如说这里面说吴

    思所引述的作品这里面的事实是非权威性记载,又没有其他的证据事实予以佐证,所以对

    这种真实性不予认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里头到底什么叫做权威性记载?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依据,权威性记载没有界定,本身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术语,什么叫做权

    威?中央文件够权威了,但是打倒刘少奇等等这些人都上了中央红头文件,这些够权威吗

    ?所以在事实面前只有真相没有权威。必须要界定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里面界定是错误

    的。

    另外二审法院事实上抛开了事实,不管事实,就简单说这吴思作品的部分情节客观上对陈

    永贵造成损害,造成陈永贵社会评价受到损害,就构成侵权。这里面没有说违法的就说成

    侵权,主要就是违背了案由。首先就是诽谤,是不是与事实不符?如果不符就是诽谤,而

    不是侵权的问题,但是恰好相反,这里面是诽谤诉讼,而不是侵权的诉讼。

    另外法院审理在程序上也是有问题,程序上也是违法的。我们知道民事诉讼的原则是不告

    不理,可是二审判决和一审判决里面一对照就发现,一审判决说陈永贵加入兴亚会不予认

    可,但是二审法院提出权威证据证明陈永贵确实参加了兴亚会,但是法庭却转而审理其他

    的问题,不管这个了。陈永贵的家属在二审中并没有提出二审法庭审理的这个问题。我认

    为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审理原则,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讲到法院超越了自己审判的职权,法院直接审理学术性的问题,学

    术性本身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指出指控,直接审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还有法

    院自己捏造了一个学术规范,要求作者对原始资料进行考证。这是没有依据的,应该怎么

    考证?我不知道法院怎么引来的,怎么就捏造出一种学术规范来?这超越了司法权的范畴

    这里面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我认为这个案子是值得警惕的一类诉讼,比如说从起诉书、

    判决书里面看到,这个案子是北青报4月23日刊载,4月27日原告就具状起诉原告和北青报

    。据说很快就找到北青报,要求不要登载,从吴思作品一开始连载就要求停载,这就不好

    理解:作为报社连载大量文章还没有刊登出来,怎么就是大量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怎么知

    道很多情节都是捏造的?而且,原告所陈述的事实,本身不是亲身经历或者是见证的,怎

    么就知道是没有这事实,任意杜撰的,就拿出这个结论来?从这个意义来讲,只有一个解

    释,就是不管真实不真实,两位原告都不希望刊载这样一个内容,也就是原告可能不是认

    为你的作品不真实,可能是真实或者是太真实所以不希望登载这样一个东西。这里面为什

    么不希望登载,毕竟陈永贵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畸形人物,家里人不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

    副总理而骄傲,实际上是当成家庭隐私来看待不希望刊载,从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陈永贵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畸形政治人物,就是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敏感,出

    现在党执政的国家,是不是认为最后会损害我们执政党的形象,出现这样一个怪异的形象

    ,可能从政治上这些当权者或者是某些人物不希望刊载这样的东西。所以当初原告与北青

    报交涉还是要求停止刊载,并且在判决之前就停止刊载了。我向吴思了解,北青报也接到上面的指�

    钔V箍卣飧龆鳎运得饕桓龆鳎褪窃娴背筛鋈艘剑踔恋背梢桓龅彻囊

    嚼纯创饩统晌桓鲅现氐奈侍狻�

    一个国家有什么隐私可言?像陈永贵这样一个人物,官至副总理的人物,都是国家的历史

    ,一个国家的历史,作为他的国民来讲是完全有权利了解的东西。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严重

    性,并不是说阻止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刊载,而是直接掩盖这个历史。这一块法院的判决,

    我们简单批评它,或者是说攻击,我认为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在这里面我不相信法院对

    简单的问题都认识不清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决,我们可以想象根据原告的判决,澳大

    利亚一个公司的董事,还有陈永贵的爱人是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等等,凭借个人完全可以

    阻止这个刊物继续连载的,所以法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决,我认为倒是可以理解的。我

    们不是简单批评这个法院的判决或者是简单理解这个法院的判决就完事了,到今天来讲,

    具体对作品传播的控制中通过某个红头文件,或者是通过某个领导人一句话,一个电话就

    停止作品刊载,一个作品就阻止它传播了,相对这个来讲,现在通过诉讼这种方式达到停

    止刊载的目的也是进步了,也可以看到法的意味了,虽然看到这一点还是不足够的。

    这里面还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掩盖历史,我们国家从民间到官方长期以来一直批判日本侵

    华历史,我们一直批判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对这部历史作品都要阻止传播,出版,我们也

    要反思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在吴思这案子里面,我也看到像吴思他代理上诉和二审代理意见都提出,案件混淆了新闻

    和法律判决的效力。法院是混淆了这个东西。还看到北青报上诉书讲到里面没有任何法律

    依据,报纸审查的责任是什么,法院说报社没有尽到审查职责,是没有依据的。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对这个案子来说,仅仅是看似有关的问题,问题不是

    出在这样一个地方。尽管如此,像新闻作品和历史作品,这里面这些事实,所具有的证据

    的效力和法院判决的证据效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到底有什么规律,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

    有探讨的必要。包括报纸在刊载的时候审查的职责是什么,我觉得有探讨的意义的。

    针对新闻作品的事实和历史作品的事实的认定,特别是针对新闻作品的事实认定,我曾经

    在2001年9月份写出一篇作品就是新闻媒体为何多喊冤,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都转载了这篇

    文章,法院认定是不是属实的时候,要区分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区别。因为

    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一样。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来讲,仅仅是凭着自己的眼睛和

    耳朵对自己所见所闻进行记载、进行复述,从而形成新闻真实。整个运作方式是这样的。

    法庭审判本身也是根据诉讼证据规则,来做出这种是否真实的判断,从这点来讲,新闻作

    品认定的事实和法院判定的事实和真实的情况可能就不一致,只是不断接近这样客观事实

    ,而不能完全等同这样一个事实。在审判的过程中,法院试图查明什么是事实可能是徒劳

    的,能做到只是审查是不是符合新闻的规律,是不是符合做到新闻真实的标准。对法院的

    审判来讲,并不是查明客观事实是什么,只是做到是不是符合客观规则,是不是符合法律

    基本要求,符合法律事实这样一个标准,只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来讲,法院简单就

    认定说吴思作品和新闻作品里面的事实没有佐证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判断新

    闻是不是真实,是不是事实,首先判断这个新闻是不是有依据,是不是有来源就足够了。

    对于历史来讲,我们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换个角度就是说今天的历史就意味着昨天的新

    闻。新闻和历史都是强调真实性的。但是新闻和历史的真实性有差别,虽然都是强调求真

    求实,但是为了时效性只能通过连续报道,不断把事实反映出来,这点跟历史写作有区别

    ,历史写作没有时效性要求,可以多方求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不是意味着历史作品不讲

    究时效,因为任何人都讲究时效的,不可能一人就写一部历史作品,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了

    ,也是要讲究这样一个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对作品的考证也是有限的。我们判决历

    史作品和新闻作品是不是真实的时候,只能判决是不是有自己一个确切的依据,和确切资

    料依据的来源。

    张耀杰:

    你说的话好多都说过了,不能让大家都听你说过的话一直那样说,你冷静一下,再把意思

    概括出来一下,要给别人一个说话的时间。

    浦志强:

    我叫浦志强,是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在这个案子终审判决出来之前我们也谈过这个事情,感觉胜券在握,准备上街游行庆祝。

    但是像何兵所说,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认为吴思是一文人,是编杂志,研究史实的人物,

    但是败诉是好的。他揭示出淹没在历史之下的潜规则,但是面临自己诉讼的时候,面临自

    己的学术将有可能接受历史和现实双重的检验的时候,现实给吴思一个响亮的耳光,却肯

    定了潜规则的存在。他的诉讼失败了,学术上却成功了。

    作为同行,我不能给老莫道喜,但高峡律师做证据的搜集,对案件操作中种种的努力,我

    应该对同行表示一种敬佩。既然大家都在做官司,都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一口饭吃,我不知

    道有谁面临这样一个官司可以比老莫和高峡做得更好,就是这个情况。

    我不同意陈敏说的,共产党员作为党的政策的司法机关有义务执行党的决议,虽然我们的

    公安、法院、检察一直是在为虎作伥。在逼良作娼的时候,他想从良的时候,发现老鸨还

    让你继续做,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操纵法院,操纵司法做出一个不是秉承法律和法

    律的解释,我们知道法官应该有自由心证,我有一个什么想法?不是客观就想判你败判你

    赢,但是自由心证应该符合法律专业高端法官应有的逻辑,我们现在面临很多判决和裁定

    毫不讲道理,你想告?不行。好不容易受理了,又说不可起诉。进入审判程序,判你败诉

    。为什么?不告诉你。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基本的规则。

    现在除了虚的之外,我想说一说实一点的。因为有一些话前几位朋友都说到了,我想从一

    个学术法学操作角度来说一说这个判决的情况。我想说的就是现在的两审判决,即使是按

    照最高法院现行司法解释对于名誉权的审定也是错误的,最高法院有两个司法解释,除了

    宪法和民法通则涉及到的名誉权,还有两个司法解释,一个是13条的民法解答;另外有98

    年关于名誉权案件审理的解释,两个都是司法解释。这里面涉及到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对

    于名誉权侵权案件的审理,怎么样去认定是否构成名誉权需要有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要有损害事实,名誉受到损害事实的发生,才够成侵权的问题。如果吴思写的文章没

    有造成陈永贵名誉上的损害,或者是名誉上的损害没有在举证、质证过程中证明损害的事

    实,所有的事实都谈不上——我们看不到原告怎么证明文章刊载5天,刊载7天大家都骂陈

    永贵当过汉奸——麻烦的是法院不要求原告举这个事实,比如说我打周泽,我说周泽打过

    我,公安局就把周泽抓了,这对吗?不对。首先要有损害事实发生,这是基本的原则。

    第二要证明行为有违法性,吴思写陈永贵,毛泽东有什么违法性?陈永贵不能写吗?陈永

    贵的祖坟不能刨吗?刚才周泽说陈永贵是畸形人物,我说他也是悲剧人物,是一个小丑。

    以他的才学和影响力都没有理由在社会中爬到副总理的地位上,但是他居然就做到了,为

    什么?我们在这几十年中国就是一个党的领导,我相信他所有的人脉资源,他的家族,从

    中国的苦难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为什么他不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吴思写这

    篇文章有什么错误?我看不出错误在哪里。

    另外需要证明损害事实和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对方诉讼里面没能证明吴思的文章损

    害陈永贵的名誉,怎么损害,谈不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证明作者有主观过错。有

    回忆录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就足够可以?按说就足够可以,吴思写文章没有要求全国

    人民来学习这本书,把它作为指导对陈永贵评价唯一正确的法宝,可以不同意吴思的意见

    ,不同意北青报的连载,完全可以通过你的途径说我们祖先没有当过汉奸,所谓汉奸和伪

    保长是特定的历史条件抗战的时候,需要有人主持,或者是认为当过伪保长是一个不好的

    事情,认为对他是一个损害,做伪保长和现在做村长有什么区别?这还是应该放在客观评

    价上,如果我是法官,就算当过汉奸影响你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按照现在法律判定

    这个判决同样是荒谬的,主观上没有过错。

    另外还提到公众人物的问题。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是很低的,我关心陈永贵

    ,是想看中国经济、农村经济怎么走向崩溃的,这是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只不过吴思从

    他的角度走得更远一点,写得更真一点,可能也不是真的,面向更真的东西陈永贵的家属

    受不了了,要起诉这个东西,这时候我们的法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为虎作伥,相当于一

    个伥,你要登,实际上北青报停止连载不是因为起诉,而是上面要求,其实你起诉也不应

    该停止。美国当时有一个案件,纽约时报把它发出来了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益,包括这一次

    凯利案,凯利案对布莱尔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公众人物的立案门槛应该加高,不应该是

    起诉就受理,应该确信有意捏造,目的就是损害,才可以受理。不能把司法变成阻止信息

    表达自由的工具,不能允许这样,这是对法院这一块。

    另外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刚才说过损害事实的问题,还有任何一段证据都要公开审

    查质证,可是并没有对老莫和吴思提的证据质证,对方从头否认到尾,就可以把这个事情

    打完。现在民诉规定,你提出主张需要对主张进行举证,如果说不认可就成立或者是不成

    立,凭什么?

    我认为吴思还要继续写下去,还要继续这样写下去,因为史记和资质通鉴都是这样写出来

    的,吴思没有错。还有北青报媒体应该尽什么义务,周泽讲过新闻应该如何如何,这个问

    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不是新闻,吴思的作品,是一个人物传记,是一个报告文学,

    不是史记,比如说这个问题是周旋,北青报应该很好的审查,因为有明确的疑点。吴思是

    一个学者,有很好的口碑,为什么审查?我用我的资格审查吴思的作品,有什么资格审查

    ?所以我主持发稿他没有问题,媒体这一块编辑出版作品应尽的义务是什么?是尊重基本

    真实,拿这个作品确实是这个情况,经过大量的关注,考虑题材的重要度就可以了,这是

    媒体应该尽的义务。

    我们各界和司法界、律师怎么关注这个情况,我吸取老莫的教训,后天名誉权开庭,我要

    把整个庭审过程和举证过程都要公布,在我的网络公布,法官认为不会说出去,我为什么

    不会说?包括李健的案子,法官该不该讲道理?司法道理应不应该讲道理?如果把过程摊

    开来做,只要有公正性,有关注性,要逼着法律往好的地方走,这是我们力所能及做的事

    情。而且我们做法不违法,一点一点指出来你哪点有错,有错就要改,不改不行。

    张耀杰:

    周泽刚才发言我其实是很同意的,周泽刚才说这次判决有捏造学术规范的嫌疑,我觉得确

    实是这样的。周泽说只有真相没有权威,我觉得还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真相就是权威。

    吴思是写传记的,我也是写传记的,有一天吴思的遭遇可能就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要替

    吴思说话。

    判决书的文本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或者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短短几句话就没有说通

    。顾名思义,作者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所写的回忆性的文章,大多数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和

    其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写出来的第一手的材料,本人的回忆录当然他是第一手的,他是最

    权威的东西。我自己写我自己,当然是权威的。你说党里的事,党是权威;我说自己的事

    ,我就是权威。我自己说我自己的事就是权威,所以吴思引用的材料,权威性是不证自明

    的,不需要找本人和当事人之外的非本人和非当事人再进行考证。

    判决书中说吴思评价历史人物引用大量他人所写的回忆性文章。已经“引用了大量回忆性

    的文章”,那就说明吴思在考证,不考证引用这些干吗?所以我们现在只要阅读一下吴思

    写的作品本身,我们就很明显就可以认定莫少平律师所写的那些辩护词中完全是事实。现

    在要说的这个问题,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谈法律,仅仅从常识的角度来考量,

    审判长王农的判决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判决。他是不成立的。

    一个负责任的著作者在处理文史资料时所扮演的,本身就是一个法官和裁判的角色,而不

    是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角色。能够在法庭上审判著作权人的法官,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学

    术修养和写作体验,如果这个法官没有学术修养和写作体验的情况下,找不到这样称职的

    法官,我们也应该要求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一能够组成的评审和咨询团队参与审判

    ,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连判决书都不能自圆其说的人来从事莫须有的法律判决。

    即使非要强调所谓的权威,最高的权威就是中央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审

    查结论的文件,吴思依据的就是中央文件的结论。如果法庭这样的判决,在我看来实际上

    就是颠覆中央文件的权威性,中央的文件在法庭上颠覆了,那么你这个法庭是干什么吃的

    ?我表示怀疑,我的发言就是这样。

    浦志强:

    我始终认为中央和组织部这种认定的文件是可以颠覆的,因为司法是最高环节,我认为中

    央文件不对就可以颠覆。

    张耀杰:

    法庭原来说权威性不够,现在有权威,也有最权威的,他所说的权威又要颠覆,这不是自

    己就打自己嘴巴?

    焦国标:

    总体是对的,但是没有颠覆就是权威的。

    卢跃刚:

    顺便把权威解释一下,因为诉讼当中也涉及到权威的问题。

    法院一般在名誉权审理或者是人物的名誉权审理过程中,往往依据组织结论作为司法认定

    的权威,目前关于人物名誉的权威性问题,现阶段就是这个基本情况。但是我们很多司法

    文件里面有大量通过重新调查,全面推翻已有所谓结论的大量案例,这是我先讲这个问题

    这个案子非常抱歉,我正式宣布会后我找个时间得请吴思吃饭,为什么?一审的时候我们

    打赌。我参加庭审了,我根据数年名誉权官司的经验做一个判断,吴思肯定赢。这不是教

    训,而是经验。第一,从证据来看,证据基本上,就是前期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就是证据

    ;第二就是诉讼的管辖权,因为名誉权核心问题就是管辖权在哪管,在哪审?我说在北京

    审,拿到山西比较麻烦,就是他的儿子可能是在山西,地方的司法和北京司法略有区别,

    北京再烂也不至于烂到胡说八道的地步。于是打了一个赌,我和他打赌,我说吴思,这个

    饭我吃定了。一审感觉下来以后。结果那天告诉我一个结果,就是一审败诉,紧接着我说

    二审有得可打,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左右一审,但是是不是能顺利左右二审?结果二审败诉

    文件传给我看了。因为90年以后的名誉权诉讼,我搜集国内外的名誉权案件,陈永贵等等

    有历史特征。历史上50年代到60年代在中国政治中发生过影响的典型人物和劳动模范的官

    司我都参加了,这个官司,我认为我要纠正陈敏,司法就是司法,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问

    题不能扩张。这是我现在的一个观点,如果扩张以后,容易带来法律的某些基本法理的歧

    意解释,我认为是对社会是不利的。法律问题就是法律问题,跟着法律再来。

    本案我认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审自定证据规则,这是一审的情况。二审我认为是强词夺

    理,自定社会评价标准,就是事后为诉讼,刚才浦志强捉到的第一个要件里面的第二种情

    况,就是名誉侵害它是有后果的,后果是有评价的证据的,起码是,或者是某种程序上的

    方法。但是二审的判决有明显的判决结论,我认为是一个强词夺理和法院自定,而不是通

    过原告或者是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确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这个案件一个明显的特征

    展开事实部分,我觉得就是前面发言的诸位都谈到了。因为我自己也搞报道,也做这种历

    史的调查,就是证据部分,从吴思的表述——因为新闻有表述的问题——从吴思的表述来

    看,他注明了出处;第二所引证的文章都是能够证明陈永贵几个历史情况的直接的当事人

    。这必须搞清楚,比如说当事人谢振华当时是山西省委书记,负责陈永贵的专案的某些情

    况调查,他当时是九大代表资格小组组长,可以把他认为定陈永贵历史责任直接调查人。

    还有一系列的人,还有间接看到当时的证据,证据这一块,无论从刚才所讲到的新闻含义

    上的表述,还是新闻表述的事实主体,我认为都没有问题,这也是我跟他打赌的原因之一

    。但是后来一审用了权威性的问题,前面学者也谈到显然法院在判定是否权威的时候,他

    充当了一个历史权威性的裁判者,显然角色混淆了,就是法院的角色混淆了。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他不得不来自定证据规则,因为法院在判名誉权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征,包括判原

    来王金保等都有这样的特征,就是为了来确认历史过程中事实是否侵权,往往法官自定证

    据规则。当然这个自定证据规则有背景,背景不展开讲,有很复杂社会原则或者是社会政

    治原则,按照司法必须这样做,但是体现在司法程序上的话,就是政治规则。

    第二就是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玩了一个极大的花活,花活玩大了。事实主体里面,二审补

    充针对性证据以后,当然我们也讨论了证据,我说直接讨论的证据或者是当事人按照现在

    再写笔录,但是后来搞了非常权威85号文件,这个结论以后,他在二审的判决书里做出了

    表述,然后他又在后面结论性做的一个描述,他用吴思的叙述造成了陈永贵的社会评价降

    低,我为什么说他自定社会评价标准和诉讼主体,或者是诉讼主体被上诉人所说的内容的

    社会后果,为什么他自定了一个社会后果标准呢?就是这样。

    焦国标:

    即便说降低也没有依据,降低怎么体现的?也许陈永贵就是低的状态。

    卢跃刚:

    我不说高怎么样,低怎么样,但是又混淆了社会角色,就是法官混淆了社会角色,用高和

    低用于叙述自己在法庭做出判断,而没有提出证据,原告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举证,或者

    是没有要求一审的原告举证。这显然二审特征明显想通过这个判决弥补一审在证据判决的

    明显不足,因为一审几乎就是乱定政治规则,因为二审补充以后,85号文件相当管用。原

    来我们中央对劳模问题也有规定,清算劳模半年的时间,全国刹车。

    这里面说到一个问题。我们发现从90年代开始围绕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的名

    誉权诉讼,有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发现在司法的过程中旧的司法政治原理还在延续,还对

    司法的程序、结论还在发生重大影响和权利结合,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目前中国司法上的现

    实,在观察中国司法中特别需要重视和警惕。谢谢大家。

    张耀杰:

    你说的事情我有体会,人家就拿田汉平反的事又来说我的书。

    主持人:

    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发表意见。

    焦国标: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就是法官能不能判定法官有意枉法?那么这些最

    简单的,几乎是白痴都会知道的一个是非,他为什么说是是的,而没有说他是非的?这一

    点要咬住不放,让法官也有恐惧。再就是北京青年报在登载连载的时候,没有最后的法律

    上的依据判决说是吴思的作品有与历史不符的构成名誉侵权的,为什么会停止连载,谁让

    它停止连载的,这一点要追过去,这是一个问题。

    再就是说那么法官为什么凭空会枉法,枉法的最后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权力导致他?当

    然这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最后的手去指示法官去做一个是非上完全颠倒的判断,但是这一

    点我们不能从法律上去找到这个联系,我觉得从舆论上应该追究这种联系。

    再就是吴思用的资料,吴思这篇文章里面的资料已经是二手、三手的,一手资料没有过错

    没有起诉,为什么起诉第三、第四个人用的人,他有权利起诉,但是他起诉和吴思写潜规

    则,或者是写血酬定律,写中国人劣根性,特别是写中国政治的劣根性,有没有关系?对

    作者有没有这样的打击或者是一个迫害?我就说这几点。

    主持人:

    下面哪位发言。

    莫少平:

    作为代理律师,从法律技术角度谈一下我代理这个案子的几点看法,实际上是对二审判决

    的几点看法。

    第一点,关于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刚才我已经谈到了,维持原判按说应该对一审判决的事

    实,一审判决的证据,以及它的程序都做出一个认定,才能说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清楚,程序合法维持原判,但是玩了一个花活全部换了,从法律技术上我认为完全是

    错误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从法律操作技术上来讲,因为法院判决开始说吴思所引述的这些材料不够权

    威——我姑且不说权威的问题,法律是否有权说权威的问题——但是吴思引述的谢振华的

    有关回忆录应该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等于二审的时候我们申请法院追加第三人,就是

    回忆录和新华社记者等作者,因为认定吴思所引述的这些回忆录和文章如果是错误的,构

    成侵犯名誉权,直接关系利害人就是这些人,从法律操作技术上讲,从程序上讲,完全应

    该追加这些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可是法院不置一辞。从法律程序上应该是追加的,这

    是第二个法律操作技术上的问题。

    第三是法院取证的问题。西城法院根据吴思的申请,说确实有文件涉及到陈永贵三个问题

    ,参加兴亚会,当过伪村村长,参加活动,也有正式文件,后来因为法院不够级别不予给

    看。这怎么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陈永贵的材料不能看,而且不是一般人不能看,法

    官也不能看,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浦志强也谈到的,就是关于构成名誉权的要件的问题。姑且不论最高法院的

    司法解释是不是一个良法,但是毕竟有一个解释,就是所谓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

    特定的人进行侮辱、诽谤、披露其隐私的,应当认定是侵犯名誉权。侮辱是用暴力或者是

    其他的情况贬损他人人格的行为,这叫侮辱;诽谤是指捏造事实,造谣诬蔑,并向受害人

    以外第三人散布。吴思写的根本不符合这个,既没有侮辱又没有诽谤,依据一个真实的事

    实。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下面一个问题,是不是揭露隐私的问题,揭露隐私的问题大家也谈

    到了,一个首先是界定什么是隐私?其次界定这个隐私是不是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两个

    概念。

    隐私,按照公认的想法,就是不想告诉别人,或者是不想公开的个人私事。不想告诉别人

    或者是不想公开的个人私事。在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人人都有隐私,当然人人隐私的范围,

    就是隐私所受保护的范围隐私权是不一样的,越是公众人物隐私保护的范围越小,陈永贵

    应该是公众人物,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历史,从一个角度来讲,根本不是隐私所保护的

    范围,甚至说绝对一点根本就不是隐私,个人的历史叫做隐私,公众人物的历史怎么叫做

    隐私?

    所以,无论从侮辱、诽谤、揭露隐私这方面,吴思的作品都不构成所谓名誉权的要件,最

    高法院生效的司法解释也不符合,这是我的观点。

    最后,我们也经过吴思的同意,还准备穷尽最后的法律手段,一方面通过检察机关有没有

    提起抗诉这个渠道,这个程序;另外就是继续申诉,穷尽一切可能法律救济的手段把这个

    官司打到底。

    主持人:

    怎么申诉?

    浦志强:

    刘涌,已经生效的判决不死了,但是后来判决死了。

    贺卫方:

    我觉得,这种层面上的会,特别不容易在最后讲。靠后讲,好话都给前面说完了。我也一

    直非常关注陈永贵的未亡人诉讼,这个案件去年在媒体上就有不少披露,我这些年来也一

    直非常注意搜集涉及到公众人物这样名誉权诉讼,还有国家机关名誉权诉讼,也确实感觉

    到这里面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刚才大家都谈到了。

    我觉得允许我最后从法律层面做一点点归纳的话,可能第一个方面确实是我们如何在一个

    司法的场景下面去尊重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他们从事写作,从事工作他们独特的逻辑,也

    就是历史学家他们如何判断一个证据,在判断一个历史的证据是否损害名誉权,要尊重历

    史界的一个规则。我们处理新闻界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法官意识到新闻写

    作的逻辑,如何证明新闻写作是权威的,事实的,就不是客观事实,因为客观事实是永远

    无止境的。比如说新闻要讲求新,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如果要求新闻界报道的都是事实,

    就封杀了新闻界,就无法生存。本案历史学应该怎么尊重,我想跟法院接触比较多的学者

    ,今后还有更多的时间去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第二就是征引材料本身的权威性或者是事实责任到底是谁的问题,我也非常赞同大家刚才

    谈的观点,这个观点不在征引人。如果征引的对象已经是虚假的事实,明知这个证据要原

    告方证明,明知是虚假的事实,而偏偏要引证,那就等于是故意传播虚假的事实,而在本

    案看不到吴思先生故意征引一些虚构的事实。

    第三方面涉及到法律事实的问题。我觉得本案跟中国许多其他的案件一样,有证人大规模

    不出庭的现象。我们知道证人出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证人不出庭,所谓法庭质证就是对

    空气质证。我们看系统程序的审判,陈希同所有的证人都没有出庭。审判四人帮还有证人

    到庭上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包括成可杰的案件也是证据多多,李平作为最关键的证人她不

    出庭。这样一种证人不出庭,而只是通过书面的方式来传递来传递去,这样的方式对于保

    护人权,保护司法公正是极端可怕的事情。而本案我想需要对吴思所引证的这些人,也许

    不是被告人,说是被告人他们有点难堪,但是他们是证人,他们是最关键的证人,法庭应

    该传讯他们来,必须到庭上证明,如果这些人在庭上出现,告诉法官,告诉法庭上在座的

    人怎么回事。因为都在明面上,就会好一些。

    当然我们也要稍微揭示公开审判的问题。现在法院的审判越来越假公开,有一种假公开审

    判,那就是法庭上看起来有许多人,实际上这些人每一个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要遵

    守法院各种纪律。肖扬做院长做得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倡导司法公开,1998年7月11日中央

    电视台全程公开庭审。但是孙志刚和刘涌案件的公开是不是真正的公开?多少人关注这样

    的案件,让全国人民看是不是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是否有刑讯逼供,但是这个案子最高

    法院如临大敌,媒体只有两家媒体,所谓权威的媒体获准报道。中国的司法明显看到倒退

    ,公开审判这个问题大规模倒退。当然板子不能全打到法院。总有一种力量让司法不公,

    那种力量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书,他们缺乏一种比例的概念。198 年所发布的涉及到名誉权

    问题的解释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比例概念在里面,也就是基本事实真实,局部事实有误

    是可以允许的。这是必须尊重的。这个案件,法院只是笼统说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但是

    是否没有经过考证?是否每一个证据都没有经过考证?没有根据每一个证据仔细回忆,我

    们发现本案恰恰涉及到陈永贵最重要的几个事实,包括参加兴亚会这样的事实,吴思先生

    是经过考证的,经过各种各样的证据相互比照的,而不是没有考证。而如果所有的事实都

    经过比照,其他有一些孤证,不能说侵犯名誉权,这是比例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专家证人。比如说加拿大赖昌星案件就请中国专家到法庭上,既不是原告

    证人也不是被告证人,只是法庭请的这个领域的专家陈述一下,因为法庭不了解这个情况

    。华裔夫妻打架的问题我也参加过,告诉中国人太太态度是什么样的,有助于司法公正。

    如果像雷颐先生出庭,告诉法庭历史学界怎么判断证据,这样有助于司法公正。其实中国

    法庭并不是完全没有用过专家证人,福州市诉陈氏兄弟的案件,法官说事实问题没有争议

    ,争议的是什么?经营IP电话是否违反电信法,就请专家了,于是他们从北京请了电脑专

    家,马伟从福州请了一个专家,法庭开得非常好,可惜这样的案件我们没有办法去从事这

    样一种专家证人的活动,这是我们在证据制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志强已经说过,就是损害的举证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即使在国外的司法过程中,怎么举出来,我确实受到损害,比如说在美国大家都记得哈林

    复林特登上了一篇广告,就是最具声望的神学家的照片,说你的第一次是什么,说起第一

    次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隐含的意思,著名的神父说我的第一次很有趣,第一次是下雪冬天,

    我和我母亲喝葡萄酒,就乱伦了,这个感觉非常好。这个广告发布出来以后,给神父带来

    巨大的损害,于是这个案件起诉,在美国打官司,一审原告方胜诉,二审被告方胜诉。但

    是这涉及到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权利,于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大家最

    后看到的材料,联邦法院当时是八个大法官,那个人退休了,那个人还没有征补上来,一

    致通过本案不构成名誉侵权。理由是什么?一个具有良好常识,健康判断力不会认为这是

    真实的。你知道八位大法官有一个大法官奥康纳大法官去年还到过中国,广告发布那一年

    被杂志评为美国十大蠢猪之一。往往总统都是第一蠢猪。一方面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

    已经是无微不至,另外这个案子让原告方举证事实上受到损害。这个举证,当时余秋雨案

    ,我觉得志强当时辩论很好,也提出这个问题,余秋雨你说你受到侵害,比如说可以请零

    点公司做一个社会调查,调查70%的人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认为这篇文章有事实上的伤害,这是很难

    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从保障新闻的角度,作者自由的角度是可以的。但是法院对于这

    个问题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非常糟糕的,这是第三个方面法院对证据的审查问题。

    第四个问题,大家刚才都谈到中国法院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我们的法院已

    经成为封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这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看

    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新闻界也好,包括像吴思先生这样历史写作也好,在两个方面受

    压,第一个方面是官方,比如说某某部,现在英文叫做(PUBLICITY),现在不叫(PROPE

    RGANDA),那样一种压制很可怕,还有一个是(INFORMATION)。

    主持人:

    我专门注意过,应该是(PUBLICITY INFORNMATION)。

    贺卫方:

    公开信息部。这样的打压非常可怕。但是另外一方面打压,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所规定的名誉权条款,包括宪法规定的名誉权条款。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在民

    法里面规定了公司、企业、法人有名誉权,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某深圳市法院起诉某杂志社

    。人格权应该和自然人联系在一起,自然人会痛苦,你骂我很痛苦,但是机构会痛苦吗?

    机构不会痛苦,但是我们国家法院可以起诉,不只是法院,比如说王宏笔记本案,海淀区

    法院说构成对这个企业名誉权的侵害,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保护一个组织、机构、法人

    名誉权,这是非常可怕的问题。

    现在看来,名誉权的诉讼,跃刚在这儿,你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发表新闻,打官司的人都

    在自己本地打官司,而记者往往都是异地的,现在有异地监督,你看到的都是陌生的法官

    ,陌生的人,十有十个败诉。但是现在法院也出现好的苗头,比如说上海徐汇区判决范志

    毅诉体育馆的案件,还有余秋雨诉肖夏林的案件,我们看到法院在如何保障言论自由方面

    ,非常努力。但是这个案件有了分化。一种类型的案件吴思先生所涉及的案件,一种案件

    是你(浦志强)所涉及的案件。你看余秋雨和陈永贵有什么区别?就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的

    联系。余秋雨就是被打死,跟共产党也没有关系,除非牵涉到石一歌的时候可能顺便揭露

    文化大革命。但是涉及到陈永贵,涉及到王国藩,都属于另一个分类。这样的案件大家都

    说法院是多么低级,我不相信法官这么蠢,这么糟糕,实际上有看不见的东西在那儿。

    莫少平:

    我插句话,西城法院法官,而且是负责任的法官,明显就表态陈永贵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

    人,怎么能成为汉奸呢?这是法官说的。

    贺卫方:

    所以雷颐兄说我们现在是法制国家,我们现在通过法院诉讼来解决,这是一个进步,但是

    我补充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在陈永贵类型的案件中间获得真正的突破,那么法院仍

    然还是一种政府的工具。通用的韦尔奇说,在美国所有的问题几乎最后都转化为法律问题

    解决,而我们是所有的问题最后都转化为政治问题解决。吴思先生就触动了敏感的政治神

    经。

    我们在这讨论,不仅仅涉及到这个案件本身,我们涉及到是这些人的生存权。吴思的败诉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失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判决给我们一种警觉,

    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碰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某种手段争取本案获

    得最终公正的解决,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法律的途径看看能不能各显神通。我担心这种东西

    是否着眼于写几篇文章,中宣部就不允许炒作,尽管没有发,但是每个报纸都先行审查,

    就是先行“避孕”,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我们花工夫努力,但是毕竟陈永贵和当朝的领导人

    还不一样,所以我们应当一块携起手来做。

    卢跃刚:

    我们抗诉、申诉两年做无音讯。这个能不能受理,我持悲观态度。

    贺卫方:

    我相信法院的判决有后面的力量,最高法院不敢惹这样一个烫手山芋。

    陈永苗:

    我是新京报的。

    法院审查到事实,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只能是一个法律上的事实,只能通过这种查

    到的证据来再现或者是展现出来的,绝对不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第二从媒体的监督来说,陈永贵肯定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事实上,公众人物名誉权也比较

    小。如果像西方那样,媒体一方或者是吴思先生这一方,只要没有恶意就应该豁免掉。

    第三就是光从吴思先生考证的情况来看,从史学来讲,他已经尽到史学规范,如果按照尽

    到史学规范来掌握,也不存在侵权的问题。这个判决我看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卢跃刚:

    刚才说到证据就是法院认定。对后果的认定,这还包含一个意思就是司法对社会利益的平

    衡。前年我去过德国查过审理名誉权的个案,比如说诉瓦尔拉夫,这位记者用非法的手段

    去做调查,伪造一个面目非法的角色进行调查,最后就被告伪造证件这么一些罪,就是违

    法了。但是司法结论,法官的判决,就是他的行为相对于保护公众权利而言,是显著轻微

    的。

    贺卫方:

    这是比例原则。

    卢跃刚:

    就是说你吴思谨慎得不能再谨慎,相对于瓦尔拉夫你是再谨慎不过了。这成了一个非常经

    典关于名誉权、诽谤罪的一个案件。

    余世存:

    这个案件的感觉跟大家一样,就是这么一个明显的案件居然一审二审都审成这种样子,我

    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今天大家在这讨论,讨论了这么多,我觉得一个是针对吴思这个案件

    ,我觉得应该怎么推动的问题,怎么继续推动的问题;第二吴思这个案件他说明了哪些问

    题,我觉得刚才大家提到这么多建议,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媒体应该继续讨论这个事,

    同时从法律的角度怎么推进这个事。

    至于吴思这个案件反应了哪些问题,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那样,我觉得感觉我们这个社会

    虽然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但是好象各方面人群处于互相对立或者是处于一种不能沟通的

    一种状态,或者用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很落后,就是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机构很落后,这是

    一个感想。就像有人看了《手机》电影说,你们文学界人怎么这么落后,一部电影反映出

    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么落后,同样的道理,在大家看来应该是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一个

    影射,甚至包括法制化,它在现在应该是一个很新潮的,反应社会转型很标志性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落后。大家对法制话语这么强调,司法审判却开了这么大的玩笑。为什么这么

    落后?就是说我们这种社会知识观念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就是很多东西还是依靠旧的

    权威,旧的日子过日子,可是我们却往前走那么远,我们怎么带动他们一起往前走,这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这么鼓吹法制化,但是我们司法审判却是不合法的,司法公务

    人员却这么不周密,没有独立性。我们这种媒体也无法持守中立,这个东西怎么推进,想

    想也是很难受的东西。我们在这都说的这么好,但是对媒体和司法机构没有半点刺激作用

    ,推动作用,有时候想想是挺难过的。

    贺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个案件是对我们权利的侵犯,我们生存得这么不安全,不定什

    么时候我们说了一句话就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比方说大家都说

    中国的社会的转型已经消解了很多东西,消解了我们的理想,但是过去崇拜的偶像却没有

    消解掉,那么我们怎么消解掉。很多领域,比如说生活娱乐领域,我们已经做得非常自由

    了,我们看待社会的角度已经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我们能戏说现实,但是我们恰恰不能

    细戏说某种还活着偶像和权威,这种偶像和权威怎么给它打掉,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到

    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搞创作还是搞研究,我们谈论当代人的那种方式,没有发生多

    大的变化,像吴思说得那么谨慎,谈的这么谨慎,谈得这么温柔都受到打击,那么我们怎

    么能戏说?为什么不能戏说邓小平,不能戏说江泽民?大家私底下都在戏说,但是从我的

    角度,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可能还是今后写文章还是这么走,比如说我们很平常谈

    论他,甚至开开他们的玩笑,我不相信这种权威或者是这种偶像不能被打掉,我就讲这么

    一点。

    周泽:

    我顺着这个话题讲一点。我们国家1990年和1993年关于国家领导人有一个事前严格审查,

    并且就要向有关部门申报,这就有问题,因为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

    历史应该让国民知道的,对国家可以有国家的机密,但是不可以有国家的隐私,把国家领

    导人的生活作为隐私很可怕,掩盖了历史。

    还有一个侵犯名誉权官司里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多律师包括学者忽略的问题,就是

    没有严格遵循名誉权官司,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是谁主张

    谁举证。现在不是这样,起诉法院只要提供报纸,说有这个报道,就算举证。你说你不是

    事实,这错误了。你应该让对方证明我这个事实,而不是让我证明没有事实。今天看吴思

    提供这么多的证据试图证明我这就是事实,但是人家说你没有考证,就是你不能证明你没

    有事实,这就很成问题。你不能证明你真实就很成问题,这个责任不需要我来证明我是真

    实的,你说我不是事实,是你要举证来证明这些东西。

    贺卫方:

    要陈永贵的家人证明没有参与过兴亚会,拿出确凿的证据。

    周泽:

    一般的诉讼又不是特定的诉讼,为什么要求媒体或者是吴思举证这些问题,如果法院让我

    们提供证据,说对不起,是他们起诉我们,应该由他们提出证据。

    卢跃刚:

    这是没有用的,所有案件都提到过。

    周泽:

    还有报纸审查的问题,一审二审都没有认证北京青年报有什么责任,但是媒体怎么进行审

    查?我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讲到媒体审查职责,它并不可能因为时效进行调查

    ,只能本着常识理性判决,比如说作品来源怎么样,对作者进行了解。还有就是审查本着

    一般上字面上的,刚才何兵也讲到程序性审查,一般看看,就是禁止侮辱、诽谤等等。事

    实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审查,但是侮辱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侮辱的词语,仅仅能够做到这

    一方面。

    法官判案子的时候必须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就是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的职业逻辑,职

    业规律等等,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讲到要实事求是,那么让我做一些做不到的东西

    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

    浦志强:

    刚才贺老师说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损害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司法解释有很多的问题

    。我是想从眼下做针对这种批评,新闻这一块的名誉权,从技术上可以这样去着手,因为

    他有四个要件,这涉及到损害的实际发生,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确有名誉受损害就

    要有证明,就是谁来证明,举证东西不是好事,比如说举证责任分给谁谁倒霉,举证不了

    就承担败诉后果,这像周泽不属于举证倒置,比如说医疗纠纷等等,不属于那种情况。尤

    其我们要提倡在公共人物做原告的时候,和媒体履行监督职责,你起诉名誉受到损害就一

    定要证明,你的名誉确实受到损害,比如说余秋雨可以拿出两封信说受到损害,反过来我

    证明别墅的情况确实有,收了别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收了说明你很光荣,很有本事,干

    吗不送给我?因为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没有遭受到名誉的损失。名誉损失是社会的评价

    ,说我骂了贺老师,贺老师受到损害,但是我说周泽,周泽心里特别难受,这不是名誉权

    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据我所知陈永贵的未亡人已经申请强制

    执行了,我不知道吴思两万块钱凑齐了没有,北青报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感觉,对于这

    样一个判决,我觉得就吴思来讲,你要搞清楚中国就是用潜规则。判决应该必须执行,但

    是判决现实中可以不执行,钱,我感觉暂时不用给,用在别的方面,比如说委托律师。另

    外北青报怎么办,需要登道歉的声明,为了表示对判决司法的权威,可以道歉,但是可以

    加上编者按,说之所以尊重这个判决就是尊重这个判决,而不是对这个判决事实。在学理

    和评价上是不认可的,没有说服力和荒唐的判决是我们看不起的。

    卢跃刚:

    而且我建议可以登判决书,我们就把终审判决书全部刊登,等于把法官置于公众的关注下

    ;第二应该把法官在法理程序上一定程度的公开和认定的事实,我们对形式本身法律文书

    表示尊重,但是判决是恶法判决。

    何兵:

    编者按不用加,因为研讨会在后面呆着,道歉登出来,研讨会登出来,让社会评价。

    余世存:

    我再补充几句,我觉得今天谈的问题有一点大家可以做文章的。比如说大家是经济话语占

    上风,现在是法律话语在占上风。但是经济话语在检讨致富的问题,现在提倡法制话语,

    法制化成了我们社会的重心话语。我们在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们觉得法制的品质也

    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出现这么可笑的结果,那么以后,从后面历史看现在,是不是也会发

    生很多冤假错案?甚至像吴思这样很可笑的案件?从这个角度再推进一下,检讨一下法制

    本身的问题。

    浦志强:

    另外北青报有没有可能,因为说这个烂报纸一百来版根本看不了,有没有可能做专门的版

    面,请学者、律师,甚至包括法官,包括其他的,每星期就一个话题,然后专门登载新闻

    媒体,我北青报败了官司,需要知道义务是哪,大家在上面连篇累牍发关于新闻监督的文

    章,该怎么做,把这个问题争取说清楚,这样还有助于提高北青报的品位。

    周泽:

    公众监督让法院接受起来很困难,还有像陈永贵这样的人物是国家历史的一方面,历史要

    让公众知道的,不能简单认为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范畴就大了,胡老师是公众人物,胡

    老师的经历我们说不合适,但是陈永贵说了,国家领导人是国家的历史,这个历史不容掩

    盖,国家是没有隐私的,不属于国家机密就有权知道,公众就有权知道。

    焦国标:

    公众更应该知道,因为他当的是老百姓的副总理,不是其他的副总理。那是非常荒谬的。

    何兵:

    我补充几句,贺老师发言我非常赞成,有几点看法,关于法人的名誉权,法人实际上是有

    商誉权,实际上如果侵犯商誉权可以起诉。

    贺卫方:

    在不正当竞争法里面规定。

    何兵:

    因为商誉,而不是因为言论自由不考虑商人的商誉。我读了法院的判决理由并没有说吴思

    是对还是错,没有说。

    卢跃刚:

    二审没有,一审有。

    何兵:

    没有证据证明吴思对他人所写回忆性的文章进行考证。吴思写文章肯定是在家里自己写,

    吴思怎么证实他这些引用的文章进行考证?吴思考证可能看看这个书,再看看那个书,如

    果这个判决成立的话,就是吴思写文章的时候请几个证人来坐着,甚至是请法官来坐着,

    否则没有证据证明我吴思在考证,只能这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吴思必须在哪句话都加一个

    注脚,写N句话要写N+1个注脚。

    另外关于国家政治人物的历史不是隐私,如果我们不知道政治人物的历史,就意味着国家

    被莫名其妙的人掌控着,就是不知道其历史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管理着我们。这是非常

    可怕的,这个道理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关于司法的问题,我跟贺老师也呼吁司法独立,我们呼吁得比较多,从维护的角度比较多

    ,当然现在看来对司法恐怕也要两面都要坚实,恐怕要批。就本案来说,法官这么判知道

    自己有没有道理,吴思的说法就是横规矩,就是这么判,对这个“横”怎么办?法官没有

    个人荣誉感,因为判决出来没有个人荣誉感,这是法院的判决,出来问题就一推。在推进

    法制进程中法官尽到什么责任?整天呼吁司法独立,但是你们搞司法独裁。所以我们将来

    应该注意在批评的时候注意把法官的名单把他列出来,就是你不管怎么说,判决书上说的

    是你,载入历史史册就是你。

    浦志强:

    其实这种情况,杨子立那个案子是老莫和我办的,我曾经问子立的情况怎么样,法官说还

    没有消息。你是法官,我问你这个案子有没有进展,过了一年没有长期积压,没有什么情

    况,你的回答是还没有消息呢。这个消息是从哪来的,谁应该对判决的取向给你一个指点

    ?如果说2003年不管是媒体与网络,文人学者的呼吁,实实在在增加了中国政治公开性之

    外,今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是一些知名的学者,和公众对这份判决毫不留情加以

    鞭挞,加以评说。

    贺卫方:

    我给焦国标提个建议,如果写文章的话,最后一句话就是:审判员王农、某某、某某。

    浦志强:

    比如说北青报自己是当事人,可以做专栏。兄弟媒体,像有发稿权的应该做什么样的帮助

    。唇亡齿寒,大家争取的是自己的一个生存权和发展权,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来讲,就跟

    孙志刚案件一样,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今天剥夺吴思写作权,明天就会剥夺我们。当然

    也剥夺不了,跟美国的判决不一样,否则中国法官就不必通过十杰法官评比张显自己。

    律师干讨饭的行当,应该为委托人提供有偿服务,但是自己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也

    是有原则的。我可以不去说真话,但是我不会去说假话,这是我掌握的原则。我不可能什

    么样事都做,什么样的事都去做。我今天说公众人物需要受监督,明天陈永贵的儿子聘请

    我,就说公众人物不需要受监督。律师需要讲人格,学者应该讲良知。所以我觉得吴思不

    错,2万块钱不用花,但是北青报2千块钱要做特大的声明,把钱送给谁,为什么送,怎么

    判我,或者是怎么荒唐。

    周泽:

    像南方周末,曾经引起争议,广告媒体利用自己的阵地大肆对法庭进行分庭抗礼,这不符

    合职业道德,兄弟媒体大家就应该加大力度做。自己为了正义把这个声张出来也没有问题

    焦国标:

    北青报怎么做都是正当的,不能说有伦理的问题,不能说我因为是当事人就应该声音小一

    点。

    贾桂茹:

    各位专家都在这儿,给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想听法律界专家解答一下,就是描写真人真

    事的报刊,报社应该起什么责任?另外就是如何界定个人隐私,其实已经有概念了,历史

    人物,包括政治人物的个人经历是不是属于个人隐私,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这是比较具

    体的小问题,我想请几位专家从法律层面给我们解答一下,这样有操作性。

    贺卫方:

    首先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媒体是被称为载体,载体就是说它是在承载着别人的东西。媒体作

    为一个机构它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分类,有一些文章是属于本报,比如说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发表的,代表着本报的立场,这时候所谓相关的言论和报纸是扭在一块的,是

    不可分离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像吴思在你们报社连载的东西,我们应该区分写作者和发表者的责任,

    这在法律上可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一个道理。那么另外涉及到审查的问题,像周泽、何

    兵都谈到这样一个媒体的审查义务,应当是怎样一个限度问题。在中国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可以做一些论证。但是,首先我们相关的法律是不清晰的,不明确的。

    宪法35条规定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有许许多多的规则是我们看不见的,也不完

    全是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而是有条文的,是隐规则,是通过中宣部或者是发的一些文

    件,比如说23个不准报道,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搞不清楚,法律上面查不到的,所以中国这

    样新闻体制是非常特殊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沿袭了过去传统制度的新闻制度,不是一个

    载体,不是纽约时报可以印刷所有出版的文字,而是统治的工具。香港新华分社能够成为

    总督府式的机构不是偶然的,因为一直作为统治工具来看待。在这样特殊的场景下,我们

    说法学这方面我们从西方借鉴,研究美国联邦法院怎么判决案件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隔。包

    括周泽刚才补充的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公众人物这个问题,公众人物这个概念,

    咱们现在法律还没有接受,我们并没有区分公众人物、非公众人物,这是美国的概念,被

    英国接受,9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都接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民法典的草案

    第一稿里面人格权公众人物做的一个区分,说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应当受到限制。

    浦志强:

    为了新闻报道的需要,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报道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不构成侵犯隐私权。

    贺卫方:

    后来去掉了,所以民法典条文里面没有这个条文,而且可见的未来看不见在立法层面有收

    获,新闻法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新闻法能够出台,所以第一个问题大致上就是这样,没有

    办法很好去表达。

    第二个方面更是没有法律依据,让法学家说话很难,就是历史人物是否存在隐私的问题。

    各个地方的法律发展都有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一类的案例可能不少朋友知道在台

    湾的案例,韩愈第34代孙生活在台湾,有一个作者在刊物上谈到韩愈得过花柳病,就到法

    院起诉,法院荒唐说的确损害他的名誉权,判决杂志社要赔偿,现在成为众矢之的,成为

    大家的笑柄。比如说鲁迅先生的孩子周海婴到法院起诉说我爸爸的图片被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时候用做封面,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应该赔偿损失,浙江省法院判决成立,民族的符

    号,就像出版物用毛泽东做封面,是否应该和毛新宇商量一下?这是公众人物的概念,探

    讨的这些都是法理,关于人的隐私权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隐私权问题不应该被披露,什

    么人没有所谓的隐私权,都是法律条文的问题。而中国法制建设最大的缺陷并不在于立法

    方面的不周到,其实立法方面不少,在于在司法过程中间,法律没有对法律条文关键的概

    念进行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形成一种为全国法官所认可,所遵循的一种主流的规则,解释

    本身也有解释性的规则,现在困难是在这个地方。

    焦国标:

    我觉得这个问题,既然是空白或者是模糊,就像两来话,这个时候就是从道理上攻破它。

    具体实践中,律师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或者是媒体在去做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这

    样,让法理或者是道理服人,就是超越现在。既然法律没有说,没有说我们一个就是要使

    用这样的权利,就是对公众人物更多的监督权,更多的暴露权;另外从道理上要更多去从

    道理上去说他,就是有一种起码不输理,因为没有法我们就不输理,我想就是这样。

    贺卫方:

    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另外就是法律无明文规定不禁止,法律明文规定都是禁止的,法律疏漏给我们提供很多的

    空间。但是东亚四个地区有不同法制的状况,在香港除非法律禁止的,其他的你都可以做

    ;在新加坡除非法律允许的,其他都不可以做;在台湾即使是法律禁止的也可以做;在大

    陆即使法律允许的你也不允许做。

    贾桂茹:

    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描写真人真事司法解释原定义就是描写真人真事文学作品的概念,

    如果作品已经认定违法或者是告知明确侵权的,报社应该立即停止刊登,如果这个作品没

    有认定为违法或者是告知明显侵权,后来知道就停止刊登,是否是免责的?

    贺卫方:

    这当然是免责的,但是法律规定的有时候也不允许做。

    何兵:

    报纸如何核查文章的问题,法院基本的原则是,任何法律不能施加给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义

    务,这是最基本的。就报纸每天出版量任务来说,如果要求报纸对事实问题进行实质性审

    查,那实际上可以说大家都不要办报了,因为这个任务没有任何人可以完成,大家都知道

    文责自负。也就是如果出现问题,作者本人出现问题,而不是报社出现问题,这就是说报

    社只能做程序上的审查,这个文章是不是这个作者写的。

    贺卫方:

    是不是有确定的消息源,这是新闻界很重要的概念。

    焦国标:

    这和广告一样,广告所有手续都对就没有问题。

    何兵:

    如果说作者消息源不能告诉你,我作为记者还不能告诉你谁跟我做的。

    贾桂茹:

    这是我可以自己承担责任。

    何兵:

    我看英国一个判决,除非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国家重大公害的问题;第二关于历史人物隐

    私的问题,包括政治人物的政治经历,因为目前法律不明确,说政治人物隐私不保护,很

    难被大家接受,本案不应该说这个,我们应当说政治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不受隐私保护,范

    围说窄一点,就是政治人物的人生经历。

    就是说,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他的人生经历不属于个人隐私,国民有知情权。

    就是我需要知道谁统治我们,这个人可靠不可靠。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是选举出来的,重

    要领导人都是选举出来的,选举者需要知道被选举者他的人生经历,这是可以从选举法直

    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就本身法律规范来说,比如说我们法律宪法第

    41条,就是根据任何国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一条是单

    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不要认为我国法律上对公众人员和一般的老百姓的

    名誉保护没有区别,法律是有区别的,本身就有区别,对于批评国家工作人员,除非是捏

    造或者是歪曲事实,就是法律定了一个标准,就是你是捏造或者是歪曲事实侮辱陷害,法

    律是禁止的,法律有一个反对解释,法律可以允许这样,那样就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反对

    解释。这样的话,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不能承担责任,这就是你所提的问题的法律根据。

    贾桂茹:

    你怎么看国家机密这个词?

    浦志强:

    我觉得所谓机密的问题,要看保守秘密的义务人是谁,国家有保密法,比如说陈永贵当伪

    代表是机密的问题,我既然知道了就不再是秘密,因为没有保密的义务,我媒体应该把我

    知道的事,只要从新闻角度判断有新闻价值就有义务告诉大家,我自己乐意告诉他。

    贺卫方:

    那你是违反了保密法刺探国家机密的。

    浦志强:

    我划地为牢,我关起门来做坏事,你看见我做坏事告诉别人我做坏事这不行;还有一个中

    国隐私权我们拿出来做探讨,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隐私权的规定,我们把隐私权的保护

    是放在名誉权隐私保护范畴来讲,所以陈志武调查中国这些年170多个案例,就是媒体背诉

    名誉权,败诉率70%多,其中还有隐私权问题败诉,纯粹因为名誉权败诉高达80%,所以

    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可悲的现象。像贺老师所说媒体空间越来越小,作者空间也越来越小

    ,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就像焦点访谈媒体是统治的手段,中央可能不给你任何的结论,

    但是焦点访谈一报道就完了,有这样的功能,我们要把现在的媒体看作一个资讯的平台,

    给大家提供是了解世界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来讲,在媒体眼里头你的使命就是

    去找任何你想知道的东西,老百姓可能想知道的东西,不管他是不是什么隐私,我觉得不

    管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要从这个角度扩张媒体的知情权,扩张媒体的权利,这样才能扩

    张。

    何兵:

    关于秘密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国家秘密不论是国家秘密还是什么秘密,首先前提是秘密,

    所以公开发生的并已经为一定范围内公众所知晓的事实不能称为秘密。比如说陈永贵当伪

    保长这是公开进行的,而且在那个范围内大家都知道了。

    贾茹:

    但是最后决定这个中央文件是带密级的。

    何兵:

    文件本身带密级,不代表文件本身所载的内容是带密级的,应该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公开

    发生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公众已经知晓的事实不能称为秘密,因为它如果认定为国家秘密,

    就是这样的事实定为国家秘密,所有的人都要封口,那么国家可能就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控

    制,这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奴隶制品。

    贾桂茹:

    可不可以理解国家带密级的文件内容都不能说?

    何兵:

    不能这么说,完全是错误的。一个文件的内容应该是这样,如果文件所载的内容已经是公

    知的事情,那么文件内容本身不是秘密,文件是秘密,如果文件所载的内容不为人所知,

    不为公众所知,本身一定范围内比如说关于神州五号怎么运行,这个东西可能载入内容是

    秘密,所以秘密判断,一个事实是不是国家秘密,不能以秘密是不是以文本所载为标准,

    仍然是以事实本身是否公开为角度,应该是这样的。

    陈敏:

    还有一个国家秘密应该有国家重大公共安全。

    何兵: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国家重大公共安全。

    周泽:

    像我们国家保密法涉及到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些重大事项,

    并且经有关保密部门确认为秘密的这样一些东西才算是国家秘密。刚才说85号文件算不算

    国家秘密,算是国家秘密,加上密级,这个秘密并不是吴思先生写作的依据,即使写了也

    不涉及到国家的秘密,这是根据回忆录和作品。

    另外就是审查与关联的就是报道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引用一个算是依据,或者

    算是一个法律上的依据,或者是一个理论上的依据,引用马克思老人家所说的话,并不是

    说他说的就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依据,我们是信仰这个东西的。我们从法律上来讲

    ,就是我认为媒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工具,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传播信息的

    工具,任何人实际上都可以作为一个传播信息,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道说道,

    这作为一种工具的时候,他这种责任是由提供信息的人提供责任,文责自负,最起码就是

    权利义务相对称的。你行使言论自由就是个人承担责任。实际上我不是破坏你们的关系,

    你们审查负责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选集里面找过一段话,就是对新闻报道的责任讲

    到他主张撰稿人对他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我觉得对历史也是一样的道理,报道人

    对他所报道的准确性负责,编辑部应该负发表的责任。那么对他怎么理解?我认为马克思

    在这里面的主张,主张发表责任对媒体来讲,就指对稿件的审查上存在过错,那么致使稿

    件处理不当的责任,包括政治上的责任,比如说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对于媒体承担这样的

    责任,而不是事实是否准确这样一种责任。否则的话要媒体承担事实的责任,那就谈不上

    作者对报道的准确性负责的问题了。

    焦国标:

    实际上他的问题就是密级文件是否可以做为证据的问题。

    贺卫方:

    还有就是法庭上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官不存在秘密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秘密问题的话,

    法官可以宣布一切其他人员退庭,这时候就剩下法官和两方律师对相关问题进行审查。

    何兵:

    我觉得不要加编者按,从马克思原著里面搞一段话,中国审查制度,从选集里面找马克思

    一段话,或者是列宁,找祖宗,找老祖宗,不要加编者按,就把这段话加进去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说国家秘密,定的是国家秘密,确实是国家秘密,但是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

    了这个东西,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说是不是构成侵犯国家秘密,这显然不构成,因为侵犯国

    家秘密应该是犯罪的,因为国家是有无限的秘密,国家的秘密对于学者来说就是地雷,就

    是研究的过程中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地雷,或者是发现一个事实不知道是秘密这是两码事。

    主持人:

    最后几分钟我们把发言权留给事件的当事人吴思先生。

    吴思:

    我要说的都是细节。一说到法律这方面的事我就害怕了,不敢瞎说八道,因为我已经牛气

    过一次,判我输了。

    这本书原来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北京青年报刚载了七期就截断

    了。那本书里,我对陈永贵充满了同情的理解,我是当年学大寨学得很认真的人,所以在

    我看来,陈永贵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书里提到他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能

    够看出他的性格,当伪代表和参加兴亚会也有敢作敢为的劲。

    说到兴亚会和伪代表,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不等于当汉奸,就好象三青团参加以后并不意

    味着就要定为“历史反革命”,按照政策,必须有血债,或者是在团级以上,才能叫历史

    反革命。一般的群众,三青团群众或者是国民党群众就不这样处理,说得非常清楚,那就

    是普通的群众,不算是汉奸。但是陈永贵参加的那个组织在昔阳县志上定性为日伪特务外

    围组织。陈永贵参加以后没有血债,所以就定义为一般历史问题。这是陈永贵这个事。

    在我看来,陈永贵的家属诉我,他们是没有认真看这本书。一般来说看完这本书对陈永贵

    的评价可能比大家心目中的评价稍高一点,觉得他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是那个问题不是他

    个人的问题,搞出一个大寨来不容易。至于全国学大寨,那是毛主席的决策,不是陈永贵

    能够决定的。

    另外传给大家的材料里没有原告的公证书,没有很完整记下来,就没有传。原告他们提供

    的公证书,一个是证明我那里提到的赵怀恩村长,当时的村长已经去世多年了,赵怀恩的

    夫人说陈永贵没有向我丈夫托孤。我们的反驳是,夫人不一定能够全部知道丈夫的事情。

    另外就是陈永贵接受审查,五花大绑,而且据说挨了打,卢跃刚说我谨慎可能就是这个谨

    慎,因为没有办法考证,只有孤证,我就说“据说”,有双证我就敢直引。在“据说”那

    一点,他用的公证书是当时宋立英,大寨的党支部委员,她说当时没有被扣起来挨打。

    浦志强:

    我插一句,比如说公证书的赵的老婆,宋立英,也属于回忆录。

    陈敏:

    公证书的细节不重要,细节证实了再找别的细节,这个细节证实了再找别的细节,细节不

    重要。

    吴思:

    再就是背后的力量问题。

    我能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但是没有证据。这种力量有几次让我感觉到。先后有几次出现

    一次是当时立即让北京青年报停止连载,当事人陈明亮说北京青年报你们立即停止连载,

    口气蛮横,把北京青年报非常好脾气的编辑激怒了,说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编辑后来打

    电话对我说,北京青年报谁都不怕,除非碰上北京市委宣传部。果然,第二天北京市委宣

    传部把北京青年报的社长招去,命令他们停止连载,据说还是来自市委某个领导的指示。

    能这么迅速这么准确地调动这么高级别的人,可能不是等闲人物,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有

    一个东西存在,但是我没有证据说那是谁。

    第二次让我感觉到这东西存在,就是一审开庭要判的时候,我跟对方的律师聊天,他说我

    在我们律师事务所看到你写的潜规则了。我说那是写历史。他说现实也是这样。对方的律

    师问我,你采访没有采访过焦焕成?我说他是陈永贵的秘书,当然采访过,还不止一次。

    他说他当时是什么职务?我说是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总经理,他说你知道他后来当什么职位

    ,我知道他当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他说他后来又当了局长,在上一届政府

    中,就是朱容基那届政府,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本届政府换届,是现任中办副主任。他说

    你知道他跟陈明亮是什么关系?他是陈明亮的姐夫。这是对方律师跟我说的。

    我认为他在向我暗示一件事情,这是我的感觉。我不能证明真的有人干涉此案,但是那个

    律师确实向我说了这个话,这句话让我感觉到干涉可能来自哪里。

    第三次感觉到这种力量,涉及到段宇宏的一段经历。

    段宇宏:

    我是新京报中国新闻报记者,以前是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我一直跟踪报道这个事情。二

    审的时候,当时好象是南方周末的夏榆也去参加旁听,也到法庭去,后来我们到了法庭以

    后,法庭就说今天不是开庭审判,今天只是一个谈话。但是后来知道就是开庭。我们在外

    边一直等到中午,后来采访了吴思老师。我当时以记者的身份,想客观中立地报道这个事

    情,但是事情发展到最后,肯定有力量干涉这个事情。

    我采访了陈明亮,采访陈明亮以后他要求要审查我的稿子,我没有答应他。我含糊其词说

    你要审查我的稿件,我要汇报领导,如果领导同意可以我会通知你。结果我刚把稿写完他

    就打电话说要审稿,他说怎么没有传阅稿子?他就发火了,对我人身威胁。他发的短信我

    还没有删,短信发的就是:陈明亮,2003年7月20日21点19分,“你要给我开这种玩笑,玩

    阴谋,你就试试看,年轻人你想清楚,我可不想让你后悔。***结束***。”

    吴思:

    当时段宇宏在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稿在下午三点发稿,这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发稿之前的那

    天晚上发来的短信。

    段宇宏:

    我们编辑让我回去看稿子,稿子已经上版,第二天就印刷,下午五点左右,当时的社长他

    就过来,说通知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稿子发不出来,刚才中宣部新闻局打一个电话,说

    把这个稿子撤下来,而且当时叮嘱一定要撤这篇稿。这应该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不是中宣

    部组织行为,如果是中宣部组织行为应该是全部都通知。

    我被威胁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吴老师也说受到威胁,让我学一点应对办法。

    焦国标:

    中宣部好多都是个人行为。

    吴思:

    我觉得这么迅速这么准确调动中宣部的领导找他们社长下令,这不是一个外企董事能够做

    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力量非常强大,非常内行,而且关系无所不在,关系非常好,这就

    是我觉得背后有个东西。

    这种力量几次出现以后,让我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说,如果一个组织,一个党,他为了自

    己的光辉形象,不要让一个好象有污点的人成为自己的政治局委员,成为副总理,以维护

    组织的形象,这也可以理解,好多法律也是如此设计的,可以找到正式法规的支持。但是

    事实上,法律往往在维护某一个个人,就是说,这个法律不是在维护一个组织的利益,他

    经常是在维护这个组织里某个很有权势的个人的利益。说不定这个个人的利益和这个组织

    本身都是有冲突的,就像刚才陈敏说的,他在推翻组织曾经做过的一个决议,就是发出的

    中央文件,通过另外一个东西再推翻它,再否定它。这让我感觉到社会运行又一个深层的

    东西,一个组织继续走下去,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变成零散的个体在随意控制着社会

    公器,使社会公器按照非常个体的意愿去运作,这就是我对这个事的感觉。

    何兵:

    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

    吴思:

    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情结。

    焦国标:

    就应该把这些过程,包括记者朋友能够报道出来就报道出来,能发到网上就网上,这样干

    段宇宏:

    后来南方周末记者打电话问我要陈明亮的电话,我还特意叮嘱星期四发稿星期三采访他,

    让他没有时间干预。

    周泽:

    我补一句,我今天写了很长的时间,分成三个帖子发到网上,听到你们这么一说搞得我有

    点紧张,别把我抓起来,大家开个小会说说这个事。

    浦志强:

    通过这些情况,我感觉通过文人、学者,这个社会应当对自己生存的社会保持高度的关注

    。比如说周泽因为这个文章进去了,大家就有义务不断说周泽怎么了,谁把他怎么了。我

    的感觉就是中宣部也好,等等部门也好,你不是可以跟我有对话

    2004-02-15
  • 唐德刚谈高陶事件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南方周末   2004-02-05 10:59:19

    左图:《“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35.00元

      □唐德刚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

    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

    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

    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政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

    行为,细查五千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

    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

    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

    ,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

    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

      敬瑭、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

    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

    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

    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经过其后六十年不断探

    索,并眼见这段历史之由报章时事的头条新闻,逐渐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变成《国

    策》、《左传》中的古代历史了。今日在学青年,不细为解释,就不知高陶为何人矣,

    岂不可叹?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记得为追踪这一史实真相,我也曾和当事人高陶两先生详谈过。陶先生当时不愿深

    谈,这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尚是蒋氏父子当权,在台湾谈如此敏感的事,确有不便也

    。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华府酒吧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以后更数度两家联欢,

    畅谈往事,高君却永远还在“挤牙膏”不愿“倒竹筒”,吞吞吐吐,神秘兮兮地欲言又

    止。在高君辞世前月,我们更约好为他九秩嵩寿祝嘏,再次恳谈,而高先生却“言明在

    先”,不谈敏感旧事。方期再加劝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悬剑

    空垄,为恨何如?

      其实日本投降之后,过去史料已全部公开,汪伪与日方“密约”,以及高陶叛汪故

    事,正如“西安事变”一样,已不再成为秘史。纵是不学如愚,对这两桩史实的评述,

    亦不下十余万言。自信虽没有为他们全部解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笔者并曾为这些

    敏感故事,直告张学良和高宗武两位先生:这些所谓秘史,虽早已泰半解密,没啥神秘

    ,但此故事如由当事人,作为“口述历史”加以记录,在史学上,则谓之“第一手史料

    ”。同样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经过当事人的亲自认可,而由当代史家径自秉笔书之,

    因其故事太敏感,过去“小道消息”又太多,传闻异辞,良史劣史,鱼目混珠,往往就

    真伪莫辨了。所以有责任心的职业史家,无征不信,就要当事人亲口说出,以传后世,

    如此而已。不是历史家要做阎王判官,或公审干部,非要强迫当事者,去细说真相不可

    也。

      有关陶学的见闻

      当我个人犹为“高陶事件”这一抗战期间的谜案,而作其无可奈何之叹的时候,却

    于无意中获悉,陶氏的三公子恒生,这位有名的机械工程师,忽然下海当起史学家来,

    并写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巨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们陶府家史中,

    最重要的一桩,足以传之后世的故事。今由当事人的哲嗣执笔,现身说法,虽没有标榜

    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余追踪是项史迹数十年,今有幸捧读,能不大喜过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对我来说,原是我的一位未上课的老师。他在北大所开创的“社

    会史学派”,我自己就是这一新行道的学徒之一。笔者青年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学论文

    ,《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一篇社会史学习作。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1930年代

    “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

      加以陶门高足何兹全教授,在哥大时代,就是我最亲近的学长。1950年代回国之后

    ,他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着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

    们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史学,是中国史学一个

    极重要的新方向。为此当时我曾试图说服胡适老师,不要对这一新方向具有成见,适之

    先生也曾笑而颔之。

      后来我到台北参加史学会议,竟然有缘向陶老师亲自领教。并承长者不弃,应约到

    陶府参加宴会。曾看到客厅壁上挂着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的条幅。其时

    陶公虽然不愿多谈“高陶事件”,却谈了许多有关社会史学的学术掌故。他也曾含笑对

    我说,他当年执教北大时,就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云云。这对我当然也

    不算是新闻。只是当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经陶氏一说,就变成第一手史料罢了

      至于陶家后辈的一门数杰,对我也不算陌生。他们的长姐夫妇二人,也是我沙坪坝

    时代很受爱重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和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儿一样,以最朴实生活称著的

    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是对当时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满的一群。较年轻的晋生家麟伉

    俪,我们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们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恒生,也都是一批中国传统

    所谓书香之家的佳子弟,为学各有所成,颇负时誉。

      恒生虽是位有专业成就的工程师、市场经济中出类拔萃的厂长。但是他毕竟有述文

    著史的家学渊源,业余治史,根据家庭传统,对高陶故事这桩家史的检讨,亦颇能为国

    史中的不解之谜,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写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

    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介石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

    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

      本书所最可惜的一点,也就是当事人当年的守口如瓶,连恒生之书,对其尊翁,有

    时也难免于“臆测”之辞(见原稿第六章第一节)。笔者由于侧身于近代中国的口述历

    史有年,手边史料,与高陶事件有关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浅薄,略举数端,以为

    恒生大著作点狗尾续貂的补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导也。

      胡适与汪伪派

      首先要谈的是那位“低调俱乐部”的题名人胡适之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那些“低

    调”人士的异同。在汪派人士看来,第一,中日军力悬殊太甚。中国虽被迫不得已而奋

    起抗战,但是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

    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

    论外援,除苏联的有限军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

    物资,且源源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

    谋和,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顾一切,糊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

    尽失,国民党政府被迫退入新疆,则国民党势将依赖共产党为生,中国就要做苏联的附

    庸,其惨将有甚于作日本的殖民地也。(笔者附注:那时国府曾在重庆浮屠关,后改名

    复兴关,设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正在集训文武干部,以事抗战,汪氏曾讥之为“

    在糊涂关,训练了一批糊涂虫,打一个糊涂仗”,云云)这就是当时汪派失败主义者的

    心态。

      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胡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指汪

    派)是爱国的”。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

    “谋和”与“投降”分开。胡适就棋高一着,知其不能了。高陶两君,还知悬崖勒马,

    于紧要关头,掉头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虽差免于枪毙的下

    场,然以汉奸罪名,遗臭史策,也就够惨的了。

      所以胡适当年虽然也是反战,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难。既能打“就打一下”嘛。

    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强调要“苦撑待变”。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

    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么“最后胜

    利”就“必属于我”了。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

    ,却见不及此也。呜呼。

      自觉清醒,实是愚昧

      还有,汪派低调人士之失,是失在他们的共同“次文化”。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

    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

    英语上叫作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

    ,自以为是。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

    势”,是也。

      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

    ”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

    焦土抗战”一辞,原是李宗仁第一个叫出来的。“抗战到底”,更是全国军民的口号,

    响彻云霄。这正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士气”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为然。某次汪

    精卫曾问冯氏,“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这在汪氏这个秀

    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所以汪副总裁就要向全国广播,呼吁大家要讲老

    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但是像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头脑太“清楚”的士大夫,在当时必是少数中的

    少数。在那个敌人疯狂进攻,我们疯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战之际,大家都有其“拼掉

    算了”之心,哪顾得许多。所以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

    大多数啊。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

    一也。君不见,我们抗战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残疾,但是政府忽然号召“青年从

    军”,一声令下,全国知识青年之踊跃参军,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额爆满,势不可

    遏。当年从军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实如抗战再打八年,

    这种青年爱国之情,也不会随时间消灭的。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

    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

    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他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

    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

    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说,他只

    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

    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适之先生不是曾告我:“他们是爱国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

    ,甚或汪氏本人,也确是惧怕抗战,一旦全盘挫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为

    之计,向敌谋和,使沦陷区人民,少受点敌人的蹂躏。就是这点“舍身饲虎”的“菩萨

    心肠”,才使胡适误认他们也是“爱国者”吧。不幸八年抗战的史实,却证明这点想法

    ,并不正确。因为八年抗战史告诉我们,敌军人数有限,他们只能占领我们百十座大小

    城市,和交通点线。中国无边无际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敌人永远是望山兴叹,无

    法占领的。因此纵使重庆失守,国府退往西康,或其他深山大壑地区,日军也是永远无

    法将其消灭的。话说到底,纵使蒋介石的领导集团,被日军彻底毁灭,敌人对当时分散

    各地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还是无法控制的。例如当时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山区的

    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南岭内外的粤系将领,横断山脉里的川滇等地方军头,青藏高

    原的诸马等等,你可说是王纲解纽,诸侯遍地,但是日军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

    之功了。这是一桩再造朝代的巨大工程。为此,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作霖都丢

    盔卸甲地败下阵去,远道渡海而来的日本军阀,无能力也。这也就是岛国小朝廷与大陆

    宇宙帝国之规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学无术的日本少壮军阀之所知也。

      总之,日本如打垮了蒋介石政权,那就意味着,东亚大陆,另一次王纲解纽,遍地

    诸侯,任谁也统一不了。结果呢?隆中一对,国、共、日伪,天下三分,国共彼此长期

    联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亦未可知也。这一情况,竟是笔者本人于

    抗战末期,安徽地区所亲见亲闻。当时投敌之汪派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的照顾,哪里

    又比老汉奸集团王克敏、梁鸿志,好得多少呢?他们投敌时间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丘

    之貉嘛。但是在这个新的鼎足三分的情况之下,倭人想在关内大陆,制造另一个满洲国

    ,也只是田中义一式的梦想而已。中国被逼永远分裂则有之,但是中国不会亡国灭种,

    则是个铁定的客观事实也。质诸老辈“过来人”,和千万有心的后辈读史者,是耶?非

    耶?

      记得,以前在胡适和雷震两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曾写过一篇论汪伪长文,曰:《恩

    怨尽时论汪精卫》。我检讨汪精卫这个诗人才子,误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错误”。

    但是他毕竟是早年殉国未死,功在民族的国民党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错误,我们国家

    、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他的“第十大错误”,

    犯得太绝了。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

    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

    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那疯狂的抗

    日爱国的情绪鼓舞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

    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

    是如何的难得。他的三公子恒生,这部书不只是为国家留信史,也为他们陶府留下中国

    百年动乱中的不朽家乘,传之后世。多么难得?

    2004-02-13
  • 许纪霖 :如何"亲历历史" -- 我看《往事并不如烟》

    自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种让人满街争说的人物传记书籍似乎已经

    久违了。2004年伊始,章怡和女士的一册《《往事并不如烟》,终于再次点燃了读者们

    阅读的热情。事实上,那6篇现代中国知识名流的回忆文章,早已在网络上流传,赢得了

    极高的点击率和如潮的回应。

      因为我是研究民主党派历史出身,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储安平、聂绀弩、张伯

    驹、康同璧母女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对象。20年前,当我还是一位留校不久的

    小助教的时候,曾经努力从故纸堆里、档案室中,以及对各种当事人的采访,去探索那

    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5年的冷板凳工作,让我一直自认对那段知识分子的历史,自己

    是很有些底气的。不过,读了《往事》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自负原来有点可笑:当年

    的我纵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过是隔靴搔痒,1957年,当章、罗、储那些右派

    们演出可歌可泣一幕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雏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人物与

    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反右对于我不过是"所闻之事

    ",而对于章怡和来说,却是亲身目睹的"所见之事"。作为章伯钧的女儿,她具有一般人

    所不可能有的零距离接触,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说这本回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在我看来,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历史

    。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与那段历史密切融合,所谓"亲历历史"(living His

    tory)她虽然年龄太小,没有参与历史,但是她的情感参与了历史,亲历了反右那一幕

    。这使得章怡和拥有了一种类似人类学意义的"内在视角",既沉浸在内,又有所超越。

    这是一种稀罕,是难得的独特。历史学家的水准再高,理性再强,也是一种"外在视角"

    ,是借后来人的优越审视过去,尽管"外在视角"有它冷静的一面,但缺乏一种温馨,未

    免对当事人少一点"同情性了解"。

      所谓"同情性了解",有点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

    ,你只有处于一定的具体语境中,你才能体会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断什么样的选择是合

    理的、可理解的。比如,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

    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

    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

    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

    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

    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

    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

    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笔触是细腻的,许多细微的场景、人物的对话细腻到了近乎历史小说一

    般。不少史家在惊叹之余,不禁怀疑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为一部信史

    。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

    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我告诉他们,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

    描写的,皆不足信矣! 的确,这可以作为我们分辩史书真伪的最简便的标准。

      从这一形式的标准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质疑《往事》的作者:难道您有现场录音么

    ?您的记忆竟然像录像那般精准么?凭什么为那么多的对话打上引号?如何得知史良在印

    度市场上留恋的是"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这样的质疑有其

    道理,而且有一种历史观在背后作为预设,这种历史观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或中国的乾嘉

    考据传统,相信历史是客观的,回忆、研究历史的人,应该也有可能把历史的真相和细

    节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

      不过,在这里,我很愿意为章怡和作一个辩护,告诉学生们:《往事》是一个难得

    的例外。的确,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

    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

    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

    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

    ,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

    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

    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候,内心决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

    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

    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

    和建构。

      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往事》,我们可以说个中的细节或许未曾有过,或许不那

    么准确,但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历史逻辑,它"应该"有过,"可能"有过,这就

    是另一种"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当然,记忆也好,想象也好,历史文本毕

    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按照行内的规矩,不能凭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陈寅

    恪热",虚构一番他与吴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过滤的历史追忆,也必须经得

    起已有的公认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怡和的专业出身,她应该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应该说,她是以文

    学的叙事,来作历史的追述。是文学,还是史学?这样的问题只会发生在现代的知识体

    制分化的基础上,而不会出现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国。义理、考据、词章,假如一部

    著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那就是经典。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在

    国外有耶鲁历史系名教授史景迁,在中国有史马迁的《史记》传统。为什么《史记》里

    面,有这么多的细节、描写,就没有人怀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

    威风凛凛的出巡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假如用今天考据学家的纯客观标准,我们大可质疑司马他老人家:你一个汉代人,又

    不曾亲眼目睹,如何对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话"呢,还是"戏说"?当然,

    现在我们都承认,《史记》既非"大话",也非"戏说",它就是信史,公认的信史,一部

    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样欣然地承认《往事》也

    是一部《史记》风格的信史呢?

      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

    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病,好人、

    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怡和的笔下,受迫害的章、罗也好,参与迫害的史良也罢,他(

    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

    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

    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

    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

    。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

    人性在一个不人性的时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

    ,又无奈。有些场景,看得我惊心动魄,我不由会去想象,1957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

    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

    是何种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辩?

      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政治

    清算的背后,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一种公共的

    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那个年代里,公与

    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

    。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

      我常常对一个现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历史比较单纯,但他们的小说、电影

    和历史书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这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跌荡起伏,悲喜交织,为什么

    搞出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枯燥无味?或许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中国的文学家、史学家太

    平实了,过于相信白描、考证了。纯粹的历史写实,只能再现历史表层之皮毛,而无法

    度量历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从历史

    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

      文学也好,史学也好,讲到底都是人学,让我们喜悦、愤怒、哀叹和欢乐的,总是

    人性深处的那点幽暗与光明,总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谓"亲历历史

    ",是感受历史中人性全部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无法体验、感受和理解我们的上代人,那

    只能说我们的记忆缺乏历史的想象,我们的心灵还不够丰富,仅此而已。

       2004年1月于丽娃河畔

       原载上海《文汇报》2004年2月9日

    2004-02-10
  • 朱学勤:文人与技术官僚

    我在去年的南洋之行,是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请,参加早报报庆主办的论坛。199

    8年他们邀请的是陈瑞献、杜维明和余秋雨,谈文化。这一次邀请四个人谈亚洲四个城市

    :龙应台谈台北,陶杰谈香港,朱学勤谈上海,刘太格谈新加坡。观众来得很多,1000

    多人的大厅座无虚席,走廊里也站满了人,提问热烈,甚至尖锐。

      四人中最引人注意者首推龙氏。不仅因为她是四人中唯一女性,同时刚从台北市文

    化局长的位置上卸任,还因为她上次来新加坡时,曾发表挑战性的观感,题目就叫“幸

    亏我不是新加坡人”,典型的龙氏风格。

      此次她客气多了,演讲中不断说新加坡好话。即使如此,有一个我认识的当地记者

    还是在演讲次日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她的演讲,不感谢她对新加坡的“感谢”。且不论

    两个女士谁对谁错,敢对著名作家针锋相对,毫无媚态,即令我对当地媒体刮目相看。

      如果是发表在演讲活动前,也许我就会把这一事例放进我的演讲稿,作为典型反照

    ,批评上海文化学术界的西崽像——总是要向境外来人蜂拥而上,低头献媚。

      我和龙应台此前也算认识,这次新加坡见面,闲谈中问她做“局长”最大难处是什

    么?她开玩笑地说,最头疼的是“旧房动迁”,真羡慕上海官员说拆就拆,说迁就迁。

    我也开玩笑地说,那未必是上海的进步,很可能正是上海的短处;市民不知维权,行政

    过于强势,两者没有平衡点。回上海不久,果然发生因拆迁引起的两起惊天大案,立刻

    刷新我的眼界。

    把文人玄论从天上拉到地上

      陶杰是这些年著名的香港才子,在当地同时开有六七个专栏。多年前《信报》老总

    与我见面,就对我说:可以不看董桥,不可不读陶杰。到新加坡后果然领教,真可谓倚

    马千言,立时可待。

      我几次演讲,他总在主席台上作勤勉纪录状,一刻不停。轮到他抬头演讲,先把那

    份龙飞凤舞“纪录稿”撕下,交给台下当地一个记者发传真给香港,然后当众自我调侃

    :“对不起,刚才是假装纪录阁下演讲,其实是赶写今天晚上那边要发排的专栏。你的

    演讲结束,我的文章写完,两不耽误。否则,我在香港的几个专栏怎么应付?”

      四人中,事先最为陌生、事后印象却最为深刻的是刘太格先生。他在我们之间是唯

    一的技术官僚,不是文人。去新加坡前,看到介绍刘先生的文字:著名建筑学家、新加

    坡城市规划局前局长,还很纳闷:为何在三个文人夹一个技术官僚?听完演讲,方恍然

    大悟,这个技术官僚还真不能少。

      我们三个人谈台北、香港、上海,从文化到观念,从观念到趣味,从趣味再到文化

    ,都是大而化之,全是帆,没有一根锚;唯有这位老人家开口,结结实实,仔仔细细,

    把文人玄论从天上拉到了地上。

      他是从数字而不是比喻进入,配以各种表格、设计效果图,历数60年代新加坡独立

    开始有哪几次城市规划,社区功能如何配置,阶级隔阂如何化解,历史遗迹如何保护,

    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老人七十开外,一身英国西装,领带打得中规中矩,清清瘦瘦的个子,清清淡淡的

    语调,用英语来形容,可称“handsome”。他的思维语言乃至家庭用语都是英语,演讲

    用华语。

    不是文人却胜似文人

      当天活动结束,我与刘太格闲谈上海浦江两岸的建筑。我说:“整个世界都浓缩在

    那方寸之地:外滩沿江一溜旧建筑是‘老欧洲’,浦东陆家嘴新楼林立则是21世纪的‘

    曼哈顿’,而把新、旧大陆联系在一起的‘大西洋’就是那黄浦江啊。”

      太格先生闻言,报以礼貌一笑。看得出,他对上海的新建筑有保留。我追问他对陆

    家嘴高楼群的具体看法,他以特有的清淡语调说了五个字:“对人不友善。”

      我内心一震。须知他不是文人却胜似文人,文人说滥了的“人文精神”其实已经成

    为顾影自怜的“文人精神”,只是到了他这里,突然豁显出本意:普通人对普通人的伦

    常尊重。即以我们三人谈香港、论台北、议上海,天上地下,洋洋洒洒,却没有一个说

    到这三个城市的民间生活。他比我们这三个文人更有文化,只是他的文化不是眼中贴金

    ,而是如盐入水,已经溶化在他的技术数据和英国性格里。

      后来回上海,我拿刘氏评语咨询一个老同学,后者任陆家嘴中华第一楼金茂大厦工

    程部总经理。他说圈内很多人都知道刘太格,却第一次知道刘先生这样五字评语。老同

    学回头打量窗下那群曼哈顿大楼的巍巍气势,第一次发现:倘若那底下有一个如蝼蚁般

    市民,不坐车而步行,仅从金茂走到对面的证券大厦,面对滚滚车流,既无横道线,又

    无人行隧道,他如何横渡得过?猛然醒悟什么是见楼不见人,什么是“对人不友善”,

    不得不惊叹那个英国派头的老前辈眼光犀利,看得精准!

      上海从前是有这样的技术官僚的。去年4月,全中国传媒放开讨论沙斯,我曾参加一

    个学者与记者的座谈会,一个专治上海史的学者回忆当初租界工部局施政规则:安全、

    法治、自由、秩序,就是由那些留学英国回来的技术官僚参与制定的。这也是四项原则

    ,仅八字耳,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把一个现代都市的公共底线勾划得清清楚楚,

    环环相扣。这些原生原长的技术官僚到哪里去了呢?

    2004-01-12
  • 沈昌文:我忏悔我的“不美”

    by walkingfish(小龙房间里的鱼)

    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

       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

       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

    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在出版界,他是一个灵魂般的人物;在读书界,他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

    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和文化梦想---

      然而他说,我现在要做的,是要忏悔我这不美的一生。

       学徒生涯

       解放前的上海原来有一种传统的首饰店,叫银楼,专门做纯金纯银的首饰。

    你知道,金子里要加别的金属,才会有硬度,才能镶上宝石或者翡翠,更加精致。

    银楼标榜纯度,做不了太精巧的首饰,所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饰品最终是

    会被淘汰的。

       这个行业在上海基本上是宁波人做的,都是招宁波农村的小孩子帮忙,多

    半是老板自己的亲戚,这样容易控制一些。做贵重金属的,职员一定要诚信,这

    个店的信誉才能保证。

      我是13岁半(1945年3月)进入银楼拜师学艺。

       我的父亲是有钱人家的没落子弟,他29岁就去世了,一辈子不做事。因为

    吸鸦片,他死的时候,家里的财产都败光了。据说抽鸦片是我祖母训练他的。过

    去的家庭认为,只要不嫖不赌,就能够保证家产。

      我祖母相信这样的理论,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抽鸦片的人什么都不

    做,当然也不会去嫖和赌。所以我父亲没有嫖赌的恶习,但是家产还是败光。

       父亲死的时候我才3岁,但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还有些记忆。我妈妈、我祖母

    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妈妈抱着我,连夜出逃。我就跟着母亲到了宁波。

       所谓学徒,实际上什么都做,包括抱孩子、买菜、做饭、手艺活。到1945

    年9月抗战胜利了,美国兵进上海。上海的局面大变,那些美国兵往往带着中国

    妓女来买首饰。这时候我就有点用了。因为我在租界里的所谓"工部局(SMC)"

    学校里上过学,同洋人有过交往。我每次看到那些洋人大兵顾客,就像其他小商

    贩一样叫他们"Hi,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Hi,Mr.Roosevelt(嗨,罗

    斯福先生)"。那些大兵听了高兴,买卖就做成了。

       另外,别人做首饰,刻字都写着"永结同心"、"花好月圆"之类旧词,而我

    就想出许多别出心裁的刻字,比如"妹妹,我爱你"之类。由于上面这类"小动作",

    我成了店里比较受重视的学徒,这使我有时间去读一些夜校而没有受到干预。

       1947年上海的形势大变动,国民党要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黄金不准买卖。

    因此这个店就停业了。老板觉得我有用,只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做了佣人,没

    有薪金,但是有饭吃。这样1948年我就开始念书了。上海有这么一个好处,只要

    付得起学费,可以上很多学校。我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

    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学

    分制,两年修90个学分,可以晚上去上课。我没上过高中,语文不行,第一学期

    的新闻写作课,老师陆诒先生只给了我50分(60分才及格)。

      当时只希望做一个摄像记者。我曾经到影楼给模特们拍照,影楼很讲究模特

    眼睛和头上的光。我想如果没有事情做,到照相馆工作也是可以的。

       我生活相当困难,念大学的学费如何缴纳是一个秘密。后来,在交待历史

    问题的时候,我交待出曾经给资本家做过假账,靠这个来缴纳学费。因为我学过

    会计,让我做假账的是一个玻璃工厂的老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玻璃工厂在哪里,

    他把单子给我,让我做成怎样我就做成怎样。这个职业收入高,而且最让我心动

    的是,老板还有两个照相机,一个是CON?鄄TAX S3,一个是LEICA的,可以自由

    供我使用,我背着它们在上海街头上游荡,就像一个少爷一样,心里充满得意。

       我是很愿意读书的,经常到上海三联书店去买书---1949年我报考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没有录取我,没有想到1986年做了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当时并没

    有想搞创作,而只是要找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小学教师,

    但是这样的工作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学历。

       我周围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引导我。我常常侍候人们打牌,1947、

    1948年以后,店的房子空着,每天都要摆牌局,打麻将,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

    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我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了解到

    了许多事情。那些...人,头天刚从苏北来,穿着很破的衣服,过几天消失了,

    过些时候再见。他们服饰鲜明,态度轩昂。都是从苏北解放区来上海采购东西的,

    常买的是:盘尼西林,三十号真空管,机帆船。

       我都帮不上忙,但是常常帮他们去买书买杂志。很熟的有虞天石、李俍民

    等几位。虞天石似乎地位较高,给我取个外号叫"小聪明",以后他们都这么叫我

    了。我向虞天石提出,要跟他们走,但是他们劝我不要走,说上海很快就要解放

    了。当时对共产党印象特别好,因为他们刻苦、正派。记得有一个苏北来的人,

    总同大老板们打桥牌,可是私下里我看他在拼命研读英文的桥牌手册,提高技巧。

    这真是"为革命工作而赌博",我佩服得不得了。

       北京:命运的转折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了一年多,1951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

    当时报考需要单位的介绍。我的单位,我没有写银楼。那时我们几个同学,自己

    办了一份油印报纸,叫《学习报》。我填的就是《学习报》。大概成绩还可以,

    就考上了。在上海风雨飘摇这么多年,我当然巴不得离开上海,于是来到了北京,

    开始了出版生涯,时年19岁。

       1952、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以后的事情,杨绛写的《洗

    澡》里有过描述。但在我们小知识分子中不叫"洗澡",我们叫"忠诚老实"运动,

    要向党交待自己的历史,要讲自己灵魂深处最坏的事情。

       我这时候交待出来我曾经在银楼工作,而且给资本家造过假账。当时情势

    对我很不利,据说要把我"赶出革命队伍"。但是我运气很好,因为早先学过一些

    俄语,1951、1952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翻译出版了苏联的出版专业的一些书,

    其中一本叫《书刊成本核算》,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于是留了下来,并且不久被

    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不再做校对工作,做领导层的秘书。

       1951年三联书店被并到了人民出版社,成为了它的一个编辑部,这样一来,

    命运又让我和三联书店有关联了,尽管它在刚解放之际没有要我。当时三联书店

    编辑部有许多有名的编辑,其中有国民党时期的北京市市长何思源,太太是法国

    人。我们当时有外语问题,就请教他。还有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刘仁静,专门翻译

    普列汉诺夫著作。最让我受益的是一位朱南铣先生,清华出身,学贯中西,我跟

    他学了不少东西。三联书店的这一段历史,人们颇少言及,为一憾事。

       夭折的爱情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很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俄罗斯的爱情观

    是很奇特的,我当然会比较喜欢屠格涅夫。于是天天看屠格涅夫,比如《初恋》、

    《贵族之家》,不只读中译文,还读原文,很是迷恋啊。

       当了秘书之后,我和社里的一位姓胡的女士谈朋友。她生性倔强,喜欢艺

    术,看重灵魂中的美和不美,她认为一个男孩子,如果参加了政治运动,就是不

    美了。我现在对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是自幼丧母,却又聪明

    敏感,自学画画,身体又不好,总带着些病态,后来调去做了美编。她设计的封

    面好像也带着这些病态美。

       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参加活动不多,但有次是不得不参加的。党支部反

    对我交她这样的女朋友,所以我再三要求她参加。她勉强同意了,但是提出条件,

    她必须保持中立。

       我在会上发表了批判讲话,她事后对我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内心美,而

    我发现你批判别人时候的灵魂是最丑陋的。但她说这样的话,爱情的因素多过批

    评的因素。她是为了"美"的缘故放弃了"政治进步"。

      当时不参加阶级斗争,和单位和革命青年就有矛盾。她的性格越来越阴郁,

    而我却越来越受到重用。1958年她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单位给了她一个通知,

    要求她"退职",就是辞退了她。她没有了生活来源,身体又特别不好。虽然我要

    她放心养病,说无论如何都会保障你的生活,但她性格太倔强,也不让我去看她。

    后来竟然郁郁而终。

       在20世纪60年代的党内运动中,我一直以此事做典型,以为自己问心无愧。

    可她对我这么好,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位女士……我却……

       爱护我的党组织一直警告我,让我和她分手。我的所作所为,在名义上是

    对的、道德的,实际上……在爱情方面,我不懂怎样才讲得很深刻……就不提了

    吧。

       忏悔我的"不美"

       我小时候做过伺候人的营生,每天老板的牌局,我是当中最不起眼的人,

    听他们谈话,我才慢慢知道什么是人生。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观察者,只有拼

    命吸收,我现在年纪大了,去回顾过去,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

       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梦想。太功利太世俗,因此也就是我当年

    的女朋友说的那样,是一个"不美"的人。太现实了---在学习上,我现用现学,

    需要什么语言,我就学什么语言。

       我至今不明白锻炼身体为什么要到健身房去骑那种模拟的车,徒然地耗费

    精力。你直接骑车上街去办事不就行了吗?可以骑车去卖菜,还可以省一些钱。

       我整整干了50年出版。在《读书》做主编,一做就是10年。后来又提倡再

    办《万象》,主要是上海的陆灏、俞晓群的精诚合作,才把这杂志做到了今天这

    地步。

       这些年,许多台湾漫画,如《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

    本》等都是我推荐到内地出版的。又到处帮忙帮闲,把干出版几十年的经验和资

    源再次整合"出卖"。

       我是一个爱"吵闹"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巷到处跑,赴各种饭局,

    探听各种出版情报。我过去总要查工具书后面的INDEX,现在只要上网用GOOGLE

    搜索就行了,我简直高兴死了。我还在各个网站潜水,看到有好的文章就打印出

    来。

      可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老头的忏悔,忏悔自己"不美的一生"。

       老了以后,常读基督教的书,发现七宗罪自己实在一宗都不少。一位长辈

    担心我近来行为嚣张,到处说明我只是辁才小慧之徒,是为评。

      我很想概括出,我如何不美。我刚才讲的爱情故事,那些不能够说出的事情,

    我应该借助小说写出来,我不会写小说,但是还是很想写。

       我很奇怪,20岁以前的生活怎么会影响这么深。那时我不过是上海的一个"

    小瘪三"。这可能和城市有关系。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正好遇到20世纪50年代,

    那时生活非常枯燥,我在北京无非就是写检讨书,那时的歌也很枯燥。北京的城

    市文化并没有真正产生。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真的是十分的浪漫甚至是放荡。那时我不懂柴可夫斯

    基啊,我听的是周璇、白光,那时美丽的女士喜欢穿旗袍,不穿内衣,当时是很

    时髦的。

       我一辈子是在吵闹中度过的,没有安静学习的时候。即使在学习英语时,

    周围都在放着周璇的歌……

      可能因为有这类不堪的阅历,我现在年过七十,依然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

    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 骑一破旧"永久",出入酒吧,口说

    broken English, 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

    不亦乐乎!

    2004-01-10
  • 高华答《凤凰周刊》问毛泽东问题 zz

    《凤凰周刊》记者王永治

    (2003.12.25.)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

    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12月12日,他接受了《凤凰

    周刊》的书面采访。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80年代走下神

    坛,90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

    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

    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

    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

    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

    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

    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

    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

    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

    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

    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

    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

    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

    ,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

    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

    。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1990年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

    "("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

    光辉正确论",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

    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

    ,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

    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

    、"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

    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

    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

    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

    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

    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

    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

    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

    ")。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

    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

    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

    毛泽东。

    (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

    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

    (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

    (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

    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

    "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

    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

    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

    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

    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

    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凤凰周刊》:让毛泽东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执政者对此出于什么考虑?

    高华:执政者对毛的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1979年后的有限度的反思毛,是为改革开放

    寻找合法性,因为不反思毛,不否定文革,不否定大跃进,不去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

    假错案平反,理顺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而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也

    和过去的错误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当时的领导层对百姓怀有某种程度的歉疚

    感有关(那时的领导人时常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真好,允许我们改正错误

    等等);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但是这样,也就

    面临着两难的矛盾:

    (1),当毛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多数遗产已被放弃,继续全面宣传和肯定毛,主流叙述对

    毛时代的拔高宣传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会引致民众对过去的怀念,即过去国家是

    如何好,如何关心工农,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有保障;但今天百姓的具体生活感受则

    是"国家的主人公"成为下岗工人和打工仔,进城务工的农民弟兄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

    ,从而有可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执政者自身。

    (2),毛的体制框架原封不动,又和国内的新发展,新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国内在经

    济社会方面和全球化接轨的趋势与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滞后,两者之间形成的较大的落差

    ,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全方位崇毛,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催生打着"为穷人"旗号的民粹主

    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的社会情绪,此两种社会情绪,最能聚集社会感觉

    和激起民众反映。今天毕竟已不是"闹革命"的年代,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提升

    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发挥主导和调节作用,培育社会的成

    长,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题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在现

    在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社会情绪一旦升温发酵,极易造成社会破坏和使历史倒退,从

    而给国家民族民众带来灾难。

    《凤凰周刊》:毛的哪些执政策略还为后三代领导者所继承?

    高华:民族主义者对毛的崇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对外

    政策的保留,他们推崇毛对苏美的强硬态度,以此表明他们今天的立场。其实历史事实

    更为复杂,在毛的对苏对美的考量中,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和国内统治的需要,以及符合

    他本人领袖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故而毛可以联苏反美:在四十

    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中期,毛禁绝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以"反苏反

    共分子"论处,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古回归问题受到拒绝后不再坚持,在重大事情上都请示

    斯大林("朝鲜战争苏联解密档案"中可清楚反映);而当赫鲁晓夫嘲笑"三面红旗",苏

    联和美国缓和关系后,毛既反美,又反苏,最后走到联美反苏,晚年甚至在和基辛格谈

    话时斥骂苏联是"王八蛋"(1973年2月17日)。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毛为打开中美关系

    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当年改善中美关系

    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

    不对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凤凰周刊》:"毛氏思维"是否还在民间延续?

    高华:"毛氏思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难几句话道明。在民间,"毛氏思维"是被简化

    的,择其要者:(1),别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敌之道是可以不择手段的,(3)

    ,斗争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两极对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动,尚武力,轻言

    辞,以成败论英雄,胜利是唯一价值,成功者、胜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在中国有广阔丰富的土壤,其来

    源:(1)在经验基础上的古代统治术及其民间表达形式,(2),底层造反文化、流民

    文化的积淀。

    《凤凰周刊》:毛泽东热持续不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会有什么影响?

    高华: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肯定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持续性的反思和思考

    ,但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

    息社会、公民社会过渡;从传统帝国专制制度向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向现代民主制

    度过渡),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新形势下

    ,需要新的思维,而解决新问题又需要新的体制框架,已不再需要像毛这样凌驾于一切

    体制之上的"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中国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样的领袖。对毛的反思和思

    考应指向未来,就像韦正通先生说的,"毛时代的牺牲应转化为积极的价值",这就是在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体制,从而从根本上使国家奠定下长

    治久安的基础。

    《凤凰周刊》:怎样才能对毛泽东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价?对其晚年的政治主张进行

    彻底的否定?

    高华:评介毛,有两个方面:一是执政者方面,其考量要复杂一些,要兼顾到各方面的

    因素;另一个方面是学界和民间,这个工作过去有人做,将来还会有人做,如何认识毛

    ,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又被社会普遍关注。对毛的反思,是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

    联系的,中国要前进,无论从哪个角度,毛都是绕不过去的。

    (高华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4-01-09
  • 假如宝马案发生在万历十五年

    这一年的冬天,某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宝马车撞人事故。相对于我国幅员之大,这种事

    情实在不该引人关注。然而,事情的发展远不是想象中那样。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宝马车主的被参是从一句话开始的。“信不信,我敢撞死你”,被

    传现场车主的这句恶毒之语有人亲耳所闻。这样一句无头之语当然不能当作车主故意杀

    人的证据。然而,就是这句话拉开舆论情绪高涨的序幕。现场武警的出现和事后车主怀

    抱中华烟旁若无事的表情都被好事者一一记录在案。更使得这一场控诉慢慢地、有进无

    退地蔓延开去。各种事实和舆论交织,使宝马车主的形象变得十分阴险和恶毒。

    到最后,没有人去关注事实本身,是不是故意撞人也不再重要,“宝马、高官”就足够

    让人激动。这是因为本朝近年来有贫富分化和官民殊途的迹象,民众情绪压抑已久而无

    处释放。

    古人有云,“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以我朝泱泱

    文明大国,这种局势当然不能持久。一考虑到此事可能有损国家安定,年轻的皇上就决

    定不能等闲视之。

    其实,我朝法律简单明了,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

    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故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极少数尚需

    斟酌,这斟酌的标准就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

    刁顽。”

    归纳起来,我朝以道德立国,其法政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

    。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凡刘涌案、宝马案、孙大午案、杨斌案、王怀忠案大抵如此。

    2004-01-08
  • 傅国涌挑战胡鞍钢 国策幕僚们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傅国涌挑战胡鞍钢 国策幕僚们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问计于民”还是“问计于幕僚”?

    新年伊始,《中国青年报》刊出一篇报道《国情咨询专家胡鞍钢谈“问计于

    民”》 (2004年1月2日),在互联网上被冠以《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从

    “领导决策”到 “问计于民”》的题目迅速传开。假如光看标题,你一定以为

    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也是。遗憾的是这只不过是号称“国情专家”胡

    鞍钢一人的自拉自唱、自吹自擂, 他所谓决策机制从“领导决策”向“问计于

    民”的“重大变化”并无实质性的内容,支 持他的这一观点的无非是这样几件

    事:

    一是他本人和其他一些专家受国家发改委委托,正在承担一些国家5年规划研究

    课题。

    二是国务院领导对他们提交的国情报告(建言献策)有数十次批示,他本人曾

    先后四次参加两任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先后两次参加了最高层次的廉政建

    设座谈会,2003年春天他在《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文中提出的9点建议

    陆续被采纳。他由此得出了夸张的结论:“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

    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最新的知识,取

    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让这些知识本土

    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马寅初等老一代学者的

    经历不同,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时代的机

    会。” “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

    明决策向透 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这些决策机制的重

    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益进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舆论的日益开放。”

    这些美好的词汇一串串从他的口中吐出,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仿佛中国

    真的迎来了一个民主化的春天。可惜这些美丽肥皂泡在阳光下转眼就变得无影

    无踪。红极一时的胡鞍钢显然就是他自己口中“建言献策的智者”,他不但有

    “最新的知识”,而且实现了“知识本土化”,所以他为自己赶上了这样千载

    难逢的大好时机喜不自禁,他为领导决策问计于他而心花怒放,只是他还有点

    羞羞答答、扭扭捏捏,所以他要来一句“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作

    为遮掩。实际上,对他而言,所谓“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根本不是什么

    “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而是“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我”。这个“我”当

    然也不一定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如鱼得水的幕僚群体。这样的问

    计自古皆有,不独今天,又谈何“重大变化”?

    如果真的要问计于民,那就应该无条件地允许普通公民(而不是极少数像胡鞍

    钢那样有通天之能的特殊公民)在任何媒体公开表达意见(而不是停留在帝制

    时代的“上书”、“递折子”),不仅允许他们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允许他

    们对政府错误决策的批评,哪怕是对正确决策提出质疑,正确的东西是不怕质

    疑、而且经得起质疑的。由于中国眼下的媒体都是官办的,要真正做到“问计

    于民”,第一步就得开放舆论,以立法形式确立并保障民间创办媒体的自由,

    把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权利还给公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谈得上“问计于

    民”,在朝者才有可能真正听到不同的声音,一个决策在出台前会受到方方面

    面、不同利益阶层的质疑、批评,在出台后更要接受现实的考验、民意的臧

    否。没有民办媒体这个现代文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平台,在朝者的“问计于

    民”充其量只不过是问计于胡鞍钢这样的幕僚罢了。

    幕僚的作用当然并不都是负面的,而且我也不否认幕僚一般都有专门知识,甚

    至可能是“最新的知识”,在某个专业领域占有许多资料,了解许多情况,他

    们饱读专业经典,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洋洋洒洒,出谋划策,无所不能。

    但是由于其角色的特殊性,地位的暧昧性决定了其进退荣辱都将取决于是否能

    取悦在朝者,由此他在进言时便会不言而喻地考虑自身的处境、前程之类,要

    想做到直言无忌本已很难,加上每个人知识、见识、思想、眼光等的局限性,

    他们的建议、意见便有了许多的水份。

    “问计于幕僚”从来都是在朝者的优先选择,历史悠久的中国更是一个幕僚文

    化特别深厚的国家,哪个朝代没有几个谋臣策士,有哪个皇上不问计于幕僚,

    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事。胡鞍钢却以以此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乃至自比马寅

    初,真有点不知廉耻。马寅初以“人口论”闯祸,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

    1959年,他还在《新观察》公开发表他的“挑战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

    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

    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他是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决不是以做幕僚为荣的胡鞍钢之类所能攀附的。

    中国的幕僚不同于文明国度的智囊,因为前者依附于权势,以权势的是非为是

    非,看权势的眼色行事的,一句话,不需要自身的独立人格,更不许有独立人

    格,只是“学得文武艺,卖得帝王家”,只是知识为王者所用而已。其服务对

    象并不是天下苍生、万物黎民,而是视天下为囊中物、视万民为刍狗的一人或

    极少数高居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后者首先要有独立人格,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

    团,其服务对象表面上也是政府,是总统、内阁或议会,因为所有的这些职

    位、机构都将随民意而进退,其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智囊团名为他们服务,

    实际上是为所有民众服务,他们无须向暂时掌握权力的公民卑躬屈膝,而是根

    据自己的独立研究、独立判断作出自己的抉择。

    胡鞍钢的得意让我想到另一位同样得意、同样大红大紫、在许多城市担任着文

    化顾问的余秋雨。如果说前者是经济幕僚、国策幕僚,那么余秋雨就是文化幕

    僚。前几天,余在杭州面对一群富人大肆涂抹了一番经济和文化的口红,他自

    称“独立知识分子”,而且不无得意地说,他这个“独立知识分子”从来不

    “骂”政府,即使“在海外演讲时也说政府的好话”,并且说这是他“独立思

    考”的结果。好一个以“说政府好话”为荣的知识分子。这不止是对“独立”

    一词的玷污,也是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强奸。从余秋雨自封“独立知识分

    子”到胡鞍钢自比马寅初,形形色色的幕僚们在舞台上无所顾忌的表演,最好

    不过地证明了“问计于民”的时代还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下。

    2004-01-07
  • 国外学者看资本论zz

    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

    裴小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写于19世纪后期的《资本论》已经

    完全过时,应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取代《资本论》,作为一种唯一正确的现代经济

    学占领我国的经济学术领域,并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依据。为了论证自己的观

    点,他们还引用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外学者的评论,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公认的。本

    文针对上述情况,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了客观概述,论证了《资本论》研

    究在当代、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毛泽东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

    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

    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

    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

    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

    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

    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

    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

    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

    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

    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

    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

    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

    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

    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

    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

    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 ? 罗

    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

    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

    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

    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

    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

    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

    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

    “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

    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 Joan, An Essay on Marx

    ian Economics, 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

    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

    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

    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 G.,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Economic

    Doctrine, 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

    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

    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

    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

    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 ? 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

    。”(Leontief, W.,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VIII, Mar.1938.)

    苏东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

    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

    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

    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

    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

    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

    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

    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

    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

    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

    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

    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

    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

    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

    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

    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

    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

    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

    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

    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

    ,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

    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

    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

    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

    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 J. M., 1933, Essays in Persuasio

    n, London, 1933, 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

    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

    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

    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

    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

    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

    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

    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

    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

    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 ┄┄ 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

    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

    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

    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 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

    (Samuelson, P. A.,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ed. J. E. Stiglitz, II, Cam

    bridge, Mass., 1966, 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

    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

    》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

    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

    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

    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

    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

    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

    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

    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

    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

    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

    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

    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

    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

    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

    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

    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

    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

    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

    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 M.,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Lo

    ndon, 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

    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

    ”,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

    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

    。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

    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

    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

    。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

    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

    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

    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

    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

    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

    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

    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

    >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

    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

    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

    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

    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

    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

    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

    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

    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

    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

    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

    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

    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

    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

    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 F. (ed.

    ), Sul capitale monopolistico (essays), collezione ‘Dissensi’, no.36, Bari

    , 1971,pp.135, 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

    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

    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

    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

    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

    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

    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

    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

    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

    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

    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

    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

    的。(Kühne, K., Economics and Marxism, English translation, Macmillan Pres

    s Ltd 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

    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

    《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

    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

    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

    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

    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

    。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

    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

    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 J. C., Introduction à

    ?analyse macroèconomique, I , paris, 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

    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

    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

    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

    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

    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

    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

    :《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

    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

    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

    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

    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

    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

    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

    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

    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

    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

    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

    的负面影响。

    2004-01-07
  • 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的《后记》

    高 华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 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 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 年春。记得有一位前

    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 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

    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 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

    。新中国层 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 自己

    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 发展的年代。从1

    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 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

    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 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

    不清楚—应该 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 并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愈来愈注意《参考

    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 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

    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 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

    东、对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批评— 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

    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 洛夫报告中所论

    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 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

    (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 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

    罗斯资料透露, 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

    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保守的苏斯洛

    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 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

    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 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

    派”问题而被 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 审不

    通过而被拒之门外— 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 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

    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 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

    选》中 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 对党八股

    》,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 月初北京召开的欢

    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 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

    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 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

    间的的体操 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 兼支部

    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我的家庭受到冲击,

    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 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

    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 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

    近到处贴满 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 革初期指挥揪斗“

    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 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

    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 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

    就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 亲眼

    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 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

    ”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 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

    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 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

    光,以及 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 我从各种书籍中所

    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 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

    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 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

    我还记得, 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 套杨绛翻

    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 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

    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

    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 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 年初,我在家附近的

    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 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

    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 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

    到这张大字 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 这一

    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 军— 他目前住在美国的

    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 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

    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 一切都凭他一个人

    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 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

    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 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

    是如果毛泽东不 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

    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 和他们的父母,他

    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 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

    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 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

    并呼喊“反动 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 判大

    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 美其名曰“接受教育”

    ,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 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

    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 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

    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 讲,甚

    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 长大的贺军,差不

    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 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

    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 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

    学已被勒令搬至农 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

    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 “解放”战士)

    。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 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

    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 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

    王实味的《野百 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

    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 札》、罗曼·罗兰

    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 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

    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

    去那里读《鲁 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

    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 因愤恨江青的专横

    ,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 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

    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 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年夏天

    的一个晚 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 下火

    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 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

    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 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 的资料,这些资料

    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 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

    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 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

    命历史的愿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 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 十

    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 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

    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 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

    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 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

    什么“×× ×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 名马

    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 了多少表格,从小

    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 “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

    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 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

    说,这是党的审 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

    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 第一选择,考入了南

    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 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

    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 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

    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 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

    风运动是 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 的文章《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 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

    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 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

    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 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

    为某 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 行,为圣人

    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 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

    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 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三 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 具史才、史学、史

    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

    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 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

    对史学后进 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 僵硬

    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 从那时起,我萌生一

    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 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 一直非常有限,这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 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

    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 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

    了便利,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 该说,

    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 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

    ,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 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 整风的轮廓逐渐清

    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 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

    ,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 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 作十分繁重,牵扯了

    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 种资料。   

      1995年夏— 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

    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 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

    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 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

    十分丰富,但 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 开始

    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 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

    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 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

    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 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

    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

    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

    。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

    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

    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 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

    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 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滴水观沧海”,因 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

    这也 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 得到更重要的原始

    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

    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 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

    案馆的讲话, 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 的

    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 和命运。我可以理解

    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 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

    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

    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

    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

    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

    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 莫斯

    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 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

    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 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

    (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 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

    联系不 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

    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

    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

    细读历史, 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 革命抱

    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 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

    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 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 动对于中共革命成

    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 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

    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 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

    治运动直至文 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

    ,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 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

    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 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

    、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 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 书所论及的所有人

    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 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

    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 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

    “若仅缕述某 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 关

    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 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

    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 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

    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

    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

    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

    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

    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

    ,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

    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 南京办公室”主任甘 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

    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 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

    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

    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 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

    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 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

    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

    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

    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作访问研究,在“大

    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

    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 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

    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

    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 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

    究,她 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 能和妻子

    、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 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

    ,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2004-01-05
  •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zz)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谈当代中国史史料之前,需要先简要地解释一下

    什么是当代中国史,也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

    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

    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

    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

    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

    对象方面,更侧重于上层政治层面;"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

    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较多地吸取社会科学多

    种学科的资源,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宽。

    研究当代中国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

    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

    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难

    以逾越的限制。

    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

    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

    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

    的原因是,执政党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

    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

    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

    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

    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

    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

    "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

    发掘、引入到历史研究领域,这就是被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

    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研究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

    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的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

    改革开放,由官方机构在80年代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基本

    条件。

    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中国史

    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随之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

    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当代人

    研究当代历史,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

    便。

    这就进入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将侧重讲具体的史料问题。对有关历史认识问题,也

    会附带提到。

    一、 档案极其重要,但开放限制很多;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

    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

    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

    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

    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

    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

    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

    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国家档案局 1991年第28号文

    件中限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

    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

    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

    "其他延期开放的档案",共20类,最重要的有7类:

    1. 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作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

    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

    2. 涉及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历史评价、工作和生活,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

    声誉的档案;

    3. 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秘密关系的档案;

    4. 涉及领土、边界敏感的档案;

    5. 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档案;

    6. 涉及国内行政区边界划分问题的档案;

    7. 涉及司法、组织部的有关调查资料的档案。

    因此,经济、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上述几个方面的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不可

    能开放。

    尽管《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中央级的档案

    几乎不可查阅。即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纂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

    卷的任务,即建国后十七卷,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也非常困难,有许多琐细的手续和

    限制。

    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

    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毕业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

    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

    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刘、周等

    的相关论述,但有关毛的反智的材料却不发表,由此可见,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

    色彩较为浓厚,对此,他们并不讳言,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比一

    点都不发表好,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A. 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

    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

    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

    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B.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

    至无记录。

    其原因:毛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

    1961年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C.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

    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

    ,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

    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

    研究方法。

    二、 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

    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

    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

    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

    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

    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

    们的高度重视。

    1. 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

    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

    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

    2. 这些档案都是原件。

    3. 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

    系有重要帮助。

    4.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

    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

    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

    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

    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七十年代。这批档案

    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

    ,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

    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

    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

    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

    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

    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 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

    。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

    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

    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

    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

    《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

    《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

    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

    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

    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

    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

    。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

    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

    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

    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

    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

    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

    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

    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

    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

    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

    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

    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

    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

    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 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文革的历史曾经牵动亿万中国人命运,对它的研究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吸引了许多

    中外学者。但是,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极为困难的,大批的资料未得开放,更无从提

    供给学者自由使用。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是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狄金森学

    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历经各种困难

    ,在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支持下,遍访世界各主要图书馆,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

    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校勘,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

    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

    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三千万字的容量。文库共有七个组成部分:第一部

    分,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等;第二部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三部分;

    林彪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四部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

    第五;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社论等;第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第七部分;

    文革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这套文库还配有一本中英文索引,对所收的每一篇文献都

    例有中英文的篇目。除此之外,光盘可按"作者","标题","时间","主题检索","分主

    题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查阅。

    五、 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

    地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

    ,更有差异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结构松散),省、市

    、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

    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

    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类地方志和专业志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

    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

    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的地方卷,

    每省一卷,1949-1985年。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

    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

    特别的注意。

    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1979至今。

    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

    的绝对支配,从而影响了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1962年下半年

    ,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

    事件。 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

    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

    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

    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

    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

    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

    ,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苏京,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在毛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毛和康生:"利用小说反党", 1962年下半年

    ,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

    2. 邓小平、胡耀邦的态度,抢救史料;

    3. 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

    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

    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

    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

    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

    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

    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

    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

    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

    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

    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

    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

    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

    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

    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

    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

    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

    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

    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其

    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

    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

    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

    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

    "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

    》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作家出版

    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

    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

    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

    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

    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

    。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了解、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

    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基本事

    实的了解开始,再来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路向。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

    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

    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

    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

    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

    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

    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

    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

    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

    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

    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

    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国外和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

    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

    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2004-01-05
  • 从三巨头杭州峰会看今后几年中国思想界走势(转载)

    从三巨头杭州峰会看今后几年中国思想界走势(转载)

    200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自由派(右)代表人物秦晖、新左派(

    左)代表人物汪晖与体制内思想界(中)代表人物温铁军聚会杭州,就中国历史、现 状和

    未来,进行了系列对话,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建设性的碰撞、磨合,引人注目。

    关于这次对话的意义,思想界至今还难以达成共识;但在未来思想史上,它很可能被视为

    一个重大转折的标帜。对话的真正意义,并非如当事人所自我标榜的“超越派性之争”。

    事实上,对话表明:不同派别之间有可能实现一定沟通,但派性是超越不了的。对话发人

    深省之处在于,它似乎昭示了未来几年中国思想界的脉络走向:在自由主义以后兴起的新

    左派,之前一直作为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平衡而存在;从今以后,它很可能和中

    间派(以权威主义为代表)一道,走到中国思想潮流的最前端,并占据中心位置;自由主

    义思想则可能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思想史可能翻开新的一页。

    对话很长,内涵丰富,可说是近年来最有意义的思想史资料之一。笔者拟不一一论及, 仅

    就整体上印象深刻的几点,谈谈其背后蕴涵的思想界脉络走势。

    一,    对建国前17年历史的重新认识

    不难看出,对话是在一种相互靠拢、求同存异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在理念目标和经验判

    断的一些方面,三方均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例如在对待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对话基本认可了1950年代放弃新民主主义、以国家

    资本主义方式加快工业积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其中,秦晖先生虽

    质疑“中国原始积累的效率究竟如何?”,但是,1,他认可而并非反对这种积累; 2,他

    承认,“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差的”;3,他承认,判断效率 高低至

    今缺乏公认最佳的“参照系”,“按照哪个标准更好,的确说不清楚”;按不同 标准,可

    得出不同结论。

    这种对经验事实的新颖表述,其意义在于摒弃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中

    共建国前17年历史妖魔化的传统述事方式,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建构在现实主义平台 上

    ?

    二,    西方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并非必然,也非完善

    杭州对话中,关于西方社会的认识,三方也达成了前所未有共识: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

    表)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虽已具备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但也并没能让人 民普

    遍真正享有民主。1960年代西方政治形态的成功转型,得力于多重历史因素。如温铁军先

    生所说:民权运动的成功,“与反战运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的民族民主运动

    以及和世界上另外一套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体系,都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因此,民主制度在西方能走到今天,有其偶然性,并非历史必然。如温先生所言:“西方

    现在这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本身靠的是相

    对充裕的财政支持和警察系统的维持”。在1960年代以前,可能社会各方都没有决 心为实

    践民主支付这么高的维持费用。权势者不愿分割权力;民众不愿或无力为真正的民主制度

    买单──即他们不愿以如此方式来分配自己有限的收入。换言之,民主在此前,既 非必要

    ,也无可能,保守主义在当时占据主流。但1960年代发生的事件及其背景改变了一 切:民

    主获得异乎寻常的动力,社会制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然而,即使在今天,民主制在西方也非完善。如汪晖先生所言:“我们确实应该向西方国

    家和其他国家学习民主经验。但我们不能有一个幻觉,就是觉得西方已经真的解决了 民主

    问题。从来没有,美国民主面临着危机,欧洲的社会体制也面临着困境。在这个意 义上,

    寻求新道路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这样的共识意义重大,它打破了中国思想界主流长期以来对西方民主从理念到实践的盲目

    推崇:既然西方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民主问题,那么中西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 要素

    组合的程度之别,这就为渐进式改革道路提供了充分依据;既然西方民主能走到今天并非

    必然,那就不存在什么西方制度的“普世性”;既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完全令 人满意的

    完善制度形式,那就更不能贸然假设西方模式必然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从 自身的“独

    特性”出发,在参照世界成功经验的同时,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另外一条路”,也是逻

    辑之必然。

    可以说,虽然自由主义的门徒们还在死抱着“西方模式”不放,但是他们具有现实眼光的

    代表人物“已经不再按照过去的那套语言方式来分析问题了”,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颠峰

    对话中。

    杭州对话中,关于西方民主的现有成就及其优越性,秦晖先生似乎本来倾向于给予更多 肯

    定,但后来不再坚持。笔者个人认为,这可能与谈话中温铁军先生提到的“不久前, 有一

    个智者讲过”什么有关(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智者”?实话说,在号称中国思想界

    颠峰对话的三巨头杭州之会上,居然出现了“智者”这一称呼,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思想

    界原创性的一种哀悼;尤其是出之于体制内代表人物温铁军先生之口,更凸显了今日中国

    思想界语境之扭曲和微妙)。相信就在当时,秦先生心中原有的某些对于自由主义观念的

    经验支撑及其因果链条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不知道这种对观念的解构会进 行到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它将导向何方,但这很可能会成为将来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必然要经历的思想阵

    痛,就像苏东解体后马列主义者所经历的思想阵痛一样──在自由主义 原来最坚固的立足

    之处(即经验事实方面),已开始出现深刻裂痕。

    三,    中国未来可能(或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关于中国未来之路,对话最重要的共识来自于秦晖先生的又一个让步:“我想我们所指的

    也不是西方制度,相对缺点比较小、比较少的一种制度。也许细节和西方不同,但是 大致

    还是可以建立的”。

    这可能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第一次承认中国可能和(从现实性出发)必须走上一条不同 于

    西方的社会制度轨道。在秦先生的理解中,新道路当然还必须包含自由主义的各项理 念。

    但是,这可能只是秦先生一厢情愿。如果新的道路设计还停留在自由主义理念上, 不作出

    变通妥协,那又怎么可能会“不是西方制度”、“细节和西方不同”呢?更重要 的是,它

    又怎么满足要求“和西方不同”的各种现实需要呢?

    在这个问题上,秦先生被迫作出了重要让步。秦先生的让步,是在对话讨论中被制度成本

    话题逼出来的。让步后,秦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目标制度形式的表述就变成了“相对缺点比

    较小、比较少的一种制度”,放弃了以西方作为参照。此前,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 义者虽

    然在宏观上也承认中西制度应有细节之别,但在具体分析上,他们从来都是以西方成法作

    为参照体系和判断标准的。秦先生让步的意义就在于,它否定了这种参照体系 和判断标准

    的“天然”合理性。

    四,    民主进程可能引发民族分裂

    由上可见,自由主义理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这一点在民族问

    题的讨论中表现最明显。按秦晖先生的观点,“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并不是

    至关重要的,只要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徵就可以了”。他还提出对待民族问题的“

    两个原则”:“第一,在解决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普世的观 念,不能

    以国家主权为由任意欺负少数民族,民族问题根本是一个人权问题,应该世界化;第二,

    人权问题不该构成民族分立的理由,既然民族国家不能解决人权问题,那么多增加几个民

    族国家照样不能解决。这两者是同时成立的”。

    但是,正如汪晖先生所质疑的:“什么样的政治构架能够让这两者同时成立?”如果二 者

    相互矛盾怎么办?如果自由主义的民族理念与汉民族(注意:是汉民族,而非各民族)的

    实际生存需要发生冲突怎么办?

    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真的存在一种绝对客观、不带任何利益倾向性的理论框架或理论分

    析吗?自由主义理论在观念上无疑是自洽的,但这只说明它在白纸上画图没有问题( 近似

    美国建国时情形)。就像其它许多理论一样,一旦置身于拥有巨大历史包袱和惯性的现实

    社会(这是当今中国与当年美国的最大区别),理论就会暴露出不切实际的一 面。原因很

    简单,任何理论皆有其适用性;自由主义理论既非建基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 ,也非针对中

    国问题所作的解决方案。

    在民族问题上,汉民族长期依赖多民族的资源,发展到今天地步,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

    这是一种既成事实,汉民族已摆脱不了对这种资源的依赖性。如果西藏、新疆等地 独立(

    正如温先生所指出的:“21世纪我们必须靠青藏高原的那条水和塔里木盆地的那碗油才能

    过日子”),汉民族要么任其漫天要价,要么陷入资源困顿、生存受到威胁的险境。

    当民主进程与各民族独立需要、及汉民族的生存威胁纠缠在一起时,自由主义将何以自处

    ?──前车之鉴是:“对于转轨国家(指苏联、东欧)的现实经验来说,民族分裂几乎 是

    一个既成事实。”(温铁军语)

    五,    民主也受资源的“紧约束”

    杭州对话提出的最重要警示是:中国继续按照目前这种粗放式增长、制造业扩张的模式是

    肯定走不长久的,因为各种资源都是“紧约束”的,不管是油资源、矿资源,还是水资源

    ──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秦晖先生的回答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可能导致自由主义的结论,因为自由主

    义恰恰认为不能为了经济发展就牺牲一切,比如人权。自由主义可能认为单纯追求经 济水

    平像美国那样,既不可能,甚至也不可求,但是人权、自由、民主理念是独立并且 高于经

    济价值的”。

    这种割裂现实的说法,把历史当成了观念的演绎史,是秦先生在对话中的一大失误。正象

    温铁军先生所提出的:“经济上不可能(走美国式的高资源消耗的道路──笔者注) ,政

    治上就可能(走美国式民主道路──笔者注)吗?”

    当然,对话最后并未得出结论“中国未来应当怎么走”。或者,仅凭现有现象和资料, 尚

    不足以导出有效结论。但是,杭州之会的三位至少应该厘清:资源意义上的不可持续究竟

    意味着什么?

    似乎出于某种原因,三位大师都有意回避了这种梳理。让我们自己来看看,当资源经济外

    延扩张的路子走不下去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1,    除非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能源或资源利用技术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总

    量的增长将有其上限,最终人均收入水平不可能赶超西方、达到普遍富裕程度。

    2,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整体上既不可能走资金或技术密集型道路,

    又不能走资源密集型道路,只能持续劳动力密集型道路,经济发展必须长期依托劳动力

    成本优势。这同时要求,社会剩余劳动力足够多、劳动力成本足够低。

    3,    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停滞在某一水平区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分

    配格局的相对固化: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将无可避免继续扩 大

    ,外部(政府、民间社会、舆论)介入只能起到救济极端、改变个例的作用,即只能使居

    于贫富两极终端的数量减少。如果改而奉行“可持续”战略,至少短期内经济增长将受到

    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4,    针对这种贫富分化,社会/国家可采取两种态度:一是如秦晖先生所说的通过强有

    力 的“二次分配”来进行事后矫正(当然,秦先生的“矫正”是针对不公正的私有化而言

    ;如果是“公平竞争”下的两极分化,秦先生说“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采取力 度

    很大的二次分配”。但是,难道社会就应该任其分化,无动于衷吗?)。但这种矫正,无

    疑在顾及公平时会损及效率,损及中国经济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缩小经济总量和分配总量

    的蛋糕。因此,必须选择适当时机才能推出。另一种态度是任其分化,不作大的调整,只

    是尽可能控制分化的力度、速度和程度。这 样做对经济损伤较小,符合既得利益集团利益

    ,但对贫困阶层不公。

    5,    无论是“二次分配”还是维持分化,都将遭遇强大反弹。因此,都需要依托一个强

    有力政府,都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经济干预和社会控制能力。

    6,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再来考察自由主义理念(自由、人权、民主)的适用性。自由

    和人权,在国际大环境和文明进步趋势下,会自然呈现一定的自发演进。但是民主呢? 此

    时启动民主,一方面会释放民间力量,尤其是反秩序力量,使形势发展增加不可测变数;

    另一方面,将削弱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使上述两种应对都增加难度。虽然民主政治更

    符合现代人价值理念,但在特定情势下,它有可能使形势陷入困难和危 险之中。局面一旦

    形成,很多时候就是形势比人强,人力难以回天。因此,社会不应该轻易自陷于不利形势

    中;更不能明知危险,还主动将社会推导向这种形势。否则,当困 局已成时,后悔莫及。

    历史上,以纯粹理念直接指导社会实践所导致的灾难,已经太多 太多。具体说,在民主已

    启动的情况下,按第一种方式进行矫正,围绕“二次分配”的利益博弈将更为激烈。在没

    有足够的物质积累以摆平相关各方时,民主式的利益博弈难道有可 能达成有序妥协?颇具

    讽刺意味的是,秦先生提倡的“低调社会民主”事后矫正方案, 或许就只有在非民主条件

    下才行得通。否则,有可能酝酿成社会积聚矛盾的总爆发,引发整体性危机。无疑,上述

    第二种方式(即“任其分化”),更不可能在民主体制下有序维持──除非由既得利益集

    团组成强大的高压政权垄断“民主”,就像拉美诸国那样。

    7,    因此,结论是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紧约束”,同时也造成对社会其它方面发展进步

    的“紧约束”。资源和经济,本来就与社会其它方面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不能相互割裂

    。即便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也是建基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上。如果美国够穷、 人口

    够多,或许就会是又一个印度。因此,秦晖先生所认为的两个问题(西方足以支撑高消费

    的经济和类似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有可能已重叠为一个问题;在低

    经济水平(主要以人均收入指标为参照)下实现高度民主,有可能只是幻想, 至少至今世

    界上还没有成功先例。反之,在国家强力控制下,将分配导向相对平等,倒具有一定现实

    可能;只是这样,中国可能又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了。这么一分析,就不难明白三位大师

    级人物为什么没有就此话题深入下去:如果峰会的结论竟然是“民主暂不可行”,那么不

    但秦晖先生将陷入尴尬;即便汪温二位,也不会全无顾忌,就像秦晖先生无法坦言赞成国

    家分裂一样。可见,所谓思想无禁忌,从来就不曾有过。成就如秦汪温之士,更易受盛名

    之累。笔者不存在这种顾忌,因此从不讳言对民主可行性的怀疑,一早即提出“民主缓行

    ,宪政先行”的主张。笔者与某些主张“自由高于民主”的自由派高论不同的是,他们讲

    的是“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笔者考虑的是“可不可能”的可行性问题。“应不应该”,意�

    蹲拧安挥Ω谩钡氖戮荒茏觯蛔鼍褪谴恚掖竽娌坏溃弧翱刹豢赡堋苯驳氖� :客观

    上存在一种局限性,但主观上还可以努力争取,多走一步是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民主

    首先是一种个人需要,其必要性不证自明。因为纵然科学能够证明某人一旦死去,即可免

    百人之死、使万人得福,此人仍然有权利偏不去死──民主的正当性正与此类似。但是,

    对于“民主可行性”的考量,仍然是必要的。

    六,    是“先民主后发展”,还是“先发展后民主”?

    此次对话中,秦晖先生最难以保持与其一贯理念逻辑贯通的,是他自己颇为得意、近来频

    频谈及的关于国家“通过铁腕手段极大的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的相关论证。 按此

    论述,国家铁腕的存在,不论对于制度变迁、还是经济发展,都效果显着。那么秦先生为

    什么还要强力排斥,还主张“国家退出”呢?

    秦先生的理由是,没有经过民主博弈、缺乏民主监督,国家铁腕下的私有化将导致严重社

    会不公,将来算起账来不得了。因此,他反对“先发展后民主”,认为“民主滞后”是当

    今万恶之源。

    问题是,如果中国民主不滞后,民主过程与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同时展开,那么在制度变

    迁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不复存在。按照秦先生本人的说法,这种低成本正是 中国

    19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样,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将不再,制度变迁更加困难

    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变迁还进行得下去吗?在低经济水平下,人民的处境又

    将如何?难道这样反倒能保障社会公正?秦先生自己所列举的东欧例子,对上 述疑问都明

    确给出了否定答案。

    社会转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道路可走。现行模式虽然制造了社会不公,积累了诸多 矛

    盾,但毕竟制度变迁在顺利进行、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赢得解

    决其它问题的机会和基础。如按苏东那种在制度变迁同时启动民主的转型模式,不但制度

    变迁举步维艰、经济水平一落千丈,而且社会公平也同样受创深重。既无效率、 又不公平

    ,独独赢得一副民主虚壳,这样的游戏规则得之何益?况且,苏东教训已清楚表明,这不

    是今天中国人消费得起的游戏。

    综合中国、苏东各自经验推断,在向私有制转轨(即秦晖先生所说的“制度变迁”)过 程

    中,在中国现有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很可能客观上并不存在完全兼顾公平的可能性。既

    要高速度的资本积累、又要高水平的社会公平,等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古往

    今来,没有成功先例。即便是今天号称成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也并没有多少社会公平可言,最多不过多一块自由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既然发展(包括制度进步)和公平不可能完全兼顾,中国目前的选择实际上是先完成经 济

    转轨、发展经济,然后再顾及公平、再考虑民主。秦晖先生的顾忌是现在造成的不公会构

    成将来启动民主时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此路不通,转轨和 发展必

    须在民主的观照下公平进行。

    这是一种丝毫不顾及可操作性的理想主义思路。首先,中国现在看起来“不可调和”的矛

    盾还少吗?不过是被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强行压制着罢了。现在启动民主,难道不会 引爆

    这些矛盾?经济转轨确实会制造新矛盾,那么是现在就引发矛盾使转轨进行不下去 好,还

    是在转轨完成后、经济发展后,在既成事实和相对较充裕的物质基础、较稳定的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已完成)下再来调节矛盾(即秦晖先生所说的实行“二次分配”矫 正)更好?

    哪一种更具备可行性?答案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并非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问

    题。中国始终处在国际竞争压力之下 ,如果因为民主公平之类今天显然还无法兑现的价值

    原则磨蹭蹉跎,致使经济转轨无法 到位、经济体系无法理顺、经济运转竞争乏力,那么中

    国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不利地 位,并逐渐丧失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资源份额和发展空间

    ,被竞争者挤出原来位置。这 对于国内的影响是,蛋糕将越做越小、可用于支持整体发展

    和支付内部调节的资源将越 来越少、实现公正和民主将越来越难以得到物质支持,社会将

    无力为改革买单。这是一种丝毫不顾及可操作性的理想主义思路。首先,中国现在看起来

    “不可调和”的矛盾还少吗?不过是被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强行压制着罢了。现在启动民

    主,难道不会 引爆这些矛盾?经济转轨确实会制造新矛盾,那么是现在就引发矛盾使转轨

    进行不下去 好,还是在转轨完成后、经济发展后,在既成事实和相对较充裕的物质基础、

    较稳定的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已完成)下再来调节矛盾(即秦晖先生所说的实行“二次分

    配”矫 正)更好?哪一种更具备可行性?答案不言而喻。     

    反之,首先搁置民主、以铁腕完成转轨、促进经济发展,则可以从世界体系中争得更多 份

    额,既有利于整体发展、也有利于内部调节。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

    来的:先不强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残酷过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家全力支持下对外

    扩展,从外部攫取资源提升内部发展的可能性,缓解内部矛盾。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借

    鉴西方成功的历史经验,却听从他们关于理想状态的堂皇说教。

    秦晖先生试图自圆其说,他首先说“即使先发展后民主是有理由的,但先发展后民主和 先

    私有化后民主也是两回事”──秦先生似乎不知道,这么一说,他自己就更加不能自圆其

    说了:难道秦先生竟认为,在公有制下也能很好地发展经济?那还要“制度变迁”干 什么

    ?既利于公平、又利于效率的公有制,那简直已是人间天堂了。

    讨论至此,秦晖先生实际上已陷入两难困境:在明确西方模式相对于中国国情在经济上和

    政治上都难以复制后,对于中国自1979年以来所走的政府主导型渐进改革道路,要么否定

    它,得出“改还不如不改”的结论;要么肯定它──因为在现实境况中,并没有第三条更

    好的路可走。

    继而,秦晖先生承认“非国有化当然应该是国家行为。假如要在非国有化问题上自由放任

    ,就等于是所谓的自发私有化,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这等于已经肯定了国家主导型改

    革路径,那么,秦晖先生还批评什么呢?秦先生的说法是:没有“公众的授权和监督”、

    在“民主滞后”条件下的“非国有化”,导致了管理者的“监守自盗”和分配不公。秦先

    生提出据称是“从逻辑上无非就是两种办法”的解决方案,其实质是主张在国家主导的同

    时实现“公众的授权和监督”,亦即启动民主──于是问题又绕回到前面分析 所得的结论

    :民主在今天并不具备可行性;它不但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反而有可能引爆 潜在危机,使

    问题的解决成为不可能。

    秦先生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既成事实和历史惯性面前,改革的国家主导性是必须的

    (实际上,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国家的竞争主体地位。近年来西欧福利

    水平下降,就是全球竞争加剧下效率方面压力增加使然。西欧的应对方略是增加区域内的

    统一和合作,这是以一种类似于增强国家权力[在这里是欧盟]和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方式来

    应对竞争压力、兼顾福利);但他似乎还没明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一 定程度的社

    会不公也是必然的、是无可避免的。社会只能尽力建立一道保障底线(如 “社会保障体系

    ”),对突出现象及时调节(反腐济贫)。公正问题的全面有效解决,只能寄望于转轨完

    成后的事后调节(如“二次分配”)。

    因此,除非有更好选择,未来“二次分配”不可避免,谁也无法否定其必要性正当性。但

    是,这种“事后矫正”有一点与“制度变迁”相似:在民主条件下进行,交易成本将极大

    增加,并可能引爆其它潜在危机。

    至此,中国改革所应该遵循的路径序列就已经比较清晰了。按由始到终的次序,它可以这

    样排列:1、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经济转轨(向市场化私有化的“制度

    变迁”)──3、社会公正(二次分配)──4、政治改革(民主化为其核心)。

    中国现在正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目前正处在第二即经济转轨阶段。在此阶段上,已可开 始

    尝试“宪政先行”的政治改革。令秦晖先生耿耿于怀的“民主滞后”,正是这种路径 选择

    之逻辑必然,这也是中国至今社会基本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前提。

    但是,效率和公平既难以高标准兼顾,又彼此如影随形。二者之间虽然可以有一定的先后

    之别,但不能倾斜过甚,失去基本平衡。正是因为忽视了此种平衡,中国的转型之路,遭

    致国内外各阶层广泛质疑。除开那些参照西方标准的教条主义者外,批评者主要聚 焦在社

    会不公及贫富分化问题上。确实,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

    至今已十分严重。虽然中国已选择一条“发展为主,公平次之”的转型路径, 虽然许多弊

    端都可视为转型期阵痛;但是,对于痛苦的承受者来说,他们的牺牲既非合 理(为什么承

    担改革成本的偏偏是他们?),亦非自愿,甚且难以忍受。从社会全体角度而言,虽然良

    药苦口利于病,但药剂的副作用必须绝对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不能引发整体性崩溃

    因此,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已明显表现出在既定道路上走得过激、损伤了社会肌体的基本和

    谐、其副作用直逼社会承受底线之时,对既定的操作方案作出调整,更多地关注人 道、倾

    向公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因此即否定“发 展优先”

    战略。关键在于,中国今天已没有更好的路可走;针对眼前弊端的过度调整, 往往只会制

    造出更多弊端、导致更深灾难。

    七,    民主化的死结

    对话三方忧虑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分化和矛盾积累、民族矛盾的难以调和,形成了“从逻辑

    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秦

    晖语)的悲观共识。对于这样的悲惨前景,三位大师似乎都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只能将

    未来寄望于“历史的发展很多环节都还有选择的余地”(秦晖语)这样一种缥缈的或然之

    中。

    其实,这种悲观宿命是与他们共同的理念执着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是与他们共同坚持

    的民主价值、共同设想的民主方向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放下对民主的执着、暂时搁置 民主

    化进程,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跨度内,无论内部矛盾还是民族问题,都不足以酿成“天下

    必将大乱”的危机。

    既然明知民主化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为什么还要死抱住民主制度不放?既然明知前面

    是陷阱,为什么还非得要往里面跳?这或许又是因为三位负清望之重、受盛名之累。回头

    看,历史是无情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有勇于一时付出,才能收获长久成功。

    八,    自由主义的衰落与中、左派的崛起

    此次对话中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秦晖先生花费很大力气论证:“如果把社会主义理 解

    为我可以用某种道德优势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主义

    了”,似乎自以为已完成某种对社会主义的解构;结果汪晖先生轻轻一挡:“我完全同意

    这一点。同样,把自由主义理解为用某种道德优势或历史必然性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

    于我,这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了”──这么一来,被解构的反而成了自由主义自己:谁都

    知道,社会主义的“强制依附”已是几十年前的陈迹,而自由主义的“强制依附”,则近

    在眼前、且日渐浓重──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今天的尴尬。

    综言之,此次对话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在走向衰落。这并非仅仅是

    关于此次杭州对话的特徵描述,同时也是近年思想界左中右不断碰撞和交锋过程中陆续呈

    现出的整体镜象。

    秦晖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较能融通左右的通达之士,但在此次对话中,他也表现 出

    自由主义者思想空洞化、教条化、脱离实际的特徵,与汪温二位相形见绌。当然,很多人

    认为秦晖先生此次表现大失水准;也有人私下嘀咕:自己出马,一定比秦强。其实,这只

    是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秦晖先生的困窘源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换谁都难有例外。

    自由主义走到今天,一些方面已与它的老对手马克思主义颇相一致。它同样成为一种理 论

    高度彻底、同时也高度依赖于这种彻底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理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是

    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足以圆通自洽。但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当它需要根据现实的已 然性作

    出某种变通折衷时,或者在为了与外界沟通而必须在前提上与对方谋求靠近时, 自由主义

    本身几近完美的体表就会绽开缺口和裂痕;在体系内部高度相关自洽下,这种缺口和裂痕

    有可能导致系统内部的大面积崩溃坍塌,从而外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换言之,自由

    主义在今天已过于“成熟和完满”,它的结论和逻辑都过于刚硬,致使它丧失了面对现实

    问题所必须的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晖先生的表现难能可贵、令人敬佩。换一个人来,最大的可能就是 对

    话根本进行不下去;没有对话、只有鸡同鸭讲。

    实际上,当对话得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寻找一条不同道路”的结论时,自由

    主义的地盘和优势就已经丧失大半──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一直津津乐道的理论和经验的

    最重要支撑,自由主义的弱势化就成为必然。如果没有大的、今天无法预见的社会变故或

    外部干预,预计至少在未来3─5年内,思想界自由主义的衰退将无法遏止。3─5年后,中

    国的意识形态地貌将大不一样:自由主义将成为边缘、成为书斋中的摆设和少数人 坚持的

    价值理念;今天的中左两派有可能占据主流,担负起思想资源的本土化原创重任,即面对

    实际问题、探讨现实道路,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精神养料。

    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经验世界的某种变化正相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在 1

    980年代的酝酿、1990年代的勃兴,与冷战后期中国亲美抗苏的战略选择、与中国急于从传

    统模式和困境中脱身而出的改革开放进程有某种契合;那么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开 始衰落

    ,也自然与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扩张对中国形成的不可避免战略挑衅,以及市场化、私有

    化“制度变迁”进程中所呈现的种种局限性和弊端正相呼应。马克思“物质第一、意识第

    二”的唯物主义原理至少在这里还能表现为颠扑不破:不但思想来源于经 验、是对经验世

    界的一种观照;而且,思想的命运也最终取决于经验世界的变化。

    理论的优劣高下,不在于观念圣洁、逻辑自洽,而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被很多 人

    有意无意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只要历史没有终结,经验世界的变化就无有穷时,并且今天

    正呈现节奏越来越快的趋势。因此,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长青不败;意识形态方面的主

    流更替,更只会越来越频繁。

    愿有志于为中国振兴提供思想资源的理论界仁人志士,精神之树长青!

    2004-01-03
  • 朱学勤的一段访谈录

    凤:你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提出自己的问题来,那么,你对思想史提出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这个问题,我想,一开始是想回答从少年时期就萌芽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

    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就把它逐渐扩展成这一百年来中国人遭的罪,这个罪根在哪里?我

    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孔子说:\"有两种读书,一种是读书

    为人,另外一种是读书为己。\"我想,我就是在为自己内心深处产生的问题而读书,而

    写书。前两天刚看了一本书,黄仁宇写的《黄河青山》,《黄河青山》也在回答这个问

    题。

    凤:有人也把你的文笔跟黄仁宇的写作风格进行比较。

    朱:噢,这不敢当,我觉得黄仁宇的文笔比我老辣得多,如果有一点点共鸣的话,

    可能是在经历上有一点相同。黄仁宇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

    ,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

    ,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

    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

    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

    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

    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

    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

    如果说我和他有一点共鸣的话,可能也是在一个比他弱得多的层面上,我也有一点

    点进入大学之前的底层生涯,而且我认为底层生涯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大学知识分

    子所处理的对象,大量的东西进入大学以后挂一漏万。就是大学知识分子处理的观念对

    象无法有效地覆盖我们整个社会的真实图画,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我的写作

    当中,我总想把民间的感受、底层的生涯积累的一种思想触觉带出来,这样,可能和黄

    仁宇有一点点接近,但他比我要走得远,比我做得成绩大得多啦。

    凤:你对历史如何来定义?就是你个人的历史观?

    朱:我的学生也会问这个问题:\"朱老师,你的历史观到底是什么?\"我就说:\"

    一个人应该形成一定程度的历史感。\"什么叫历史感呢?就是你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如今

    自己眼前的日常生活哪些会在时光的过滤器当中被无情地过滤掉,哪些有可能成为将来

    的历史;当你读以往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把它还原成像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具体内

    容,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你的历史感。我认为,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他没有这

    一点点历史感,哪怕他通读了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凤:假如历史是可以虚拟重来的话,朱老师你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

    地方?比如说,是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还是名士时代的东晋?

    朱:首先我想说名士时代的东晋……你说的是东晋建康时期出现竹林七贤等等,我

    不喜欢,我不喜欢文人们比较优越的那些朝代,比如说东晋、宋代、晚明,这几个时代

    恰恰是我在历史课堂上猛烈批判的朝代,而且是作为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批判的三

    个关节在那里批判的,我不喜欢。

    凤:为什么?三个关节是什么?

    朱:这三个关节到今天形成的知识分子性格,从历史性的沉淀来看,积累的消极因

    素多,积极因素少。你从今天文人们写以往的历史,一提到这三个年代就眉飞色舞,你

    就可以大致能体验,他们到今天反省地还不够。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当然能够生活在伯

    利可利的希腊时代也不错,当然,我更喜欢的是1787年左右,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讨论

    宪法,费城会议的那几年里面,我觉得能够和汉密尔顿他们长期地、冷静地对话一个国

    家的宪政制度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那样,它可以在制度设计上避免哪些,我觉得那是

    一个很让我向往的时代,当然这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说不值得向往(笑)。如果在中国这

    一百年里面,就是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面,我觉得我并不羡慕\"五四\"以后

    的时代,也不羡慕50年代的时代,我更喜欢抗战初期的那个年代。

    凤:你为什么会喜欢那时候,烽火硝烟的?

    朱:倒不是喜欢他的烽火硝烟,而是觉得这一百年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各种\"

    主义\"所折磨、所诱惑、所摆布,好像只是到了抗战初期的时候,大家才放下\"主义\"

    之争,完全贴着地面行走了,直面这个民族的苦难,这是一;第二,也正是抗战,中国

    这一百年的知识分子有了短暂的机会离开了沿海孤立的几个现代化口岸城市,往内地行

    走,比如说,西南联大的千里大转移,让大部知识分子知道,除了有个沿岸中国,还有

    一个内陆中国,这个内陆中国和沿岸中国的差别之大几乎不亚于中国和美国、英国、法

    国的差别。那短暂的几年还不错,这是这一百年里面让我有所怀念的几年。

    凤:你刚才也谈到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一直以来,你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也

    是比较严苛的,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你理想当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应该是什么

    样子的?

    朱:我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实际上严格来比喻的话,我还是敬仰顾准这样的

    人,当人们亢奋的时候,他一个破帽遮颜过闹市,在冷静地思考,这场全民狂热的病根

    在哪里;当人们普遍消沉的时候,他在积极地抗争,他在揭露,他在批判造成文革惨祸

    的那一小撮极左势力,也就是说,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别人亢奋的时候,你能比别人

    低两度,别人消沉的时候,你能比别人高两度,这样的沉着应战,一生不改的知识分子

    是我心目当中敬仰的一个对象,很可惜,我们放眼四周,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凤:你研究了这么多的思想史发现真正的知识分子都难以摆脱一种悲剧的命运,在

    你的内心里,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着深刻的悲剧感的人呢?

    朱:我个人……

    凤:很不像,因为在《书斋里的革命》那本书上,我们觉得封面上的你那么开朗,

    我们都能够听得见笑声。

    朱:我个人尽管也有些挫折,有些坎坷造成的阴影到今天也挥之不去,但我自己尽

    量避免这种悲剧感。我觉得,有一些道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多得道义

    化,甚至过多的戏剧化、悲剧化,我觉得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有没有悲剧价值是旁人说

    的,是后人说的,你活着的时候不必整天愁眉苦脸,做出一个悲剧英雄的模样,应该尽

    可能地平静地、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公正,并不把自己设想为悲剧性的人物。

    2003-12-30
  • 从称谓开始的师生恋 (转载)

    从称谓开始的师生恋

    张远山

    旧时文人进退揖让的虚礼,虽在刊刻的名家尺牍中习见,但许广平是新女性,自

    然没兴趣研究那些腐儒的文字太极拳,所以在鲁迅回信称“广平兄”之后,她居

    然在第二封信中认真地谦逊了一番:“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

    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

    ‘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两地书》)

    但许广平的少见多怪却让鲁迅为难了。他是指出许广平的“无知”并承认自己的

    “虚伪”好呢?还是诚恳解释并非“居心不良”好呢?两难之下,索性“六合之

    外,存而不论”,既不做解释,称呼也一仍旧贯。许广平的第一封信(1925年3

    月11日)称“鲁迅先生”,第二封信(3月15日)和第三封信(3月20日)改称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从3月26日到6月12日则一直称“鲁迅师”,落款则从

    “小学生”一变为“你的学生”,二变为“学生”,三变为4月10日到6月30日的

    “小鬼”。鲁迅的落款先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直署“鲁迅”。到了6月13日他终

    于变招,偷懒少写了一个字,成了“迅”。奇妙的是许广平6月17日的回信似乎

    一时不知如何应变,抬头又倒退为“鲁迅先生吾师左右”,落款则仍是“小鬼许

    广平”。鲁迅既已变招,当然不肯再缩回去,于是就“吾道一以贯之”地继续署

    “迅”。

    《鲁迅全集·两地书》(据上海青光书店1932年初版)在1925年6月29日和7月9

    日之间有鲁迅自注:“其间当缺往来信札数封,不知确数。”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确有缺失;二、当时的特殊环境使鲁迅不愿刊出全部通信。许海婴说,“母

    亲多次嘱咐我,她和父亲的全部文字,包括《两地书》的原信,都可以发表。如

    果发表,不必作任何修改。”1996年,许海婴将现存鲁迅与许广平的全部通信交

    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两地书真迹》,此书补足了1925年6月30日到7

    日16日这一关键时段“师生恋”的真实资料。

    6月30日,许广平恢复“鲁迅师”的称呼,自署仍不变,似有静观待变之意。7月

    9日鲁迅再变招,称“广平仁兄大人阁下”,自署“‘老师’”。7月13日,在6

    月13日鲁迅变招一整月之后,许广平终于鼓起勇气变招,而且不变则已,一旦深

    思熟虑做出决定,竟石破天惊地称鲁迅为“嫩弟”,并首次自称“愚兄”。7月

    15日,鲁迅回信也戏称许广平为“‘愚兄’”。这是故意用错的幽默,因为“愚

    兄”只能用于自称,所以加了引号。但鲁迅此信竟无意中犯了两个低级错误,一

    是在信末把7月15日误写为7月16日,更意味深长的是信末除了这个写错的日期,

    竟没有署名,像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休止符。二是把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

    写错,“宣武门内”竟成了“宣武门外”,所幸“石驸马大街”未错。不难想象,

    许广平的呼应虽然迟了一个月,还是令鲁迅“漫卷诗书喜欲狂”,兴奋得有点神

    魂颠倒,以致大出昏招。

    许广平于7月15日当天收到此信,立刻复信。大概她觉得称鲁迅为“弟”毕竟过

    于没大没小,自己也感觉不好,然而因“我爱吾师”之故,当然要仿效“一以贯

    之”的“吾师”故技,也不肯再缩回去,于是改用了同音假借和叠字手法,称鲁

    迅为“嫩棣棣”。同音假借退了半步,叠字则又进了半步,依然狂奴故态。但这

    封信的亲昵语气已大异寻常,对鲁迅难得一见的两大“昏招”当然要抓住不放,

    予以死缠烂打:“嫩棣棣:你的信太令我发笑了,今天是星期三——七·十五—

    —而你的信封上就大书特书‘七·十六’。小孩子盼日子短似的,好快快地过完

    节,又过年,这一天的差误,想是扯错了月份牌罢,好在是寄信给愚兄,若是和

    外国交涉,那可得小心些,这是为兄的应该警告的。还有,石驸马大街在宣内,

    而写作宣外,尤其该打。”

    鲁迅于第二天(7月16日)收到回信,因被称为“嫩棣棣”而受宠若惊,于是文

    章反做,故意用刻板的高头讲章表达难以言表的喜悦,硬凑了十一章来自嘲自己

    的“发昏章第十一”。《第一章、“嫩棣棣”之特征》欣然接受了爱侣的新赐佳

    名,老顽童撒娇之态跃然纸上。《第二章、论“七·一六”之不误》则耍赖得令

    人喷饭:“‘七·一六’就是今天,照‘未来派’写法,丝毫不错。‘愚兄’如

    执迷于俗中通行之月份牌,可以将那封信算作今天收到就是。”《第三章、石驸

    马大街确在“宣外”》更蛮不讲理地转守为攻:“且夫该街,普通皆以为在宣内,

    我平常也从众写下来。但那天……写了宣外。然而,并不错的。……邮差……已

    经送到,就是不错的确证。你怎么这样粗心,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知道?该打者,

    此之谓也欤!”严肃的思想家鲁迅在恋爱中幽默的歪理十九条,真是令人笑倒。

    两个人都说对方该打,实为“打”情骂俏之无上妙谛。

    不难看出,鲁迅一开始是颇为严肃的,只是不想以老师身份自居让许广平过于拘

    束。为了活跃气氛,乃延用旧礼称“广平兄”,不料许广平因不通古礼而误会,

    幸而她不仅受宠不惊,反而恃宠而骄地自称“愚兄”起来。鲁迅于个人生活寂寞

    苦闷之际,笔战生涯紧张激烈之时,遇此小蛮娘一通妙趣横生的胡闹,意外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调剂,索性一再纵容。而勇敢的新女性许广平得寸进尺,竟

    倚小卖老地称起“嫩棣棣”来。师生互生爱意,大抵许广平萌发在前,只是不太

    敢,而鲁迅纵容在后,却又顾虑卑劣论敌和愚昧环境之物议。这一番鱼雁互谑的

    高手过招,真可谓愈出愈奇,妙到毫巅。《两地书》所体现出的至情至性,充分

    证明鲁迅是真人,是伟丈夫,是也休息也性交的“真的猛士”,而非他一向深恶

    痛绝的“正人君子”。如果鲁迅没有这一面的性情之真,即非“完全之人”。道

    学家虚构的“完人”偶像或“圣人”图腾,大抵都是“十不全”之人。如果没有

    许广平,鲁迅情感世界的这一面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表现。得到许广平的爱,是鲁

    迅的幸运,比许广平得到鲁迅的爱重要得多,难能可贵得多。因为像鲁迅这样的

    伟人,得到平等的男女之爱太不容易了。人们很容易仰视地敬他,却很难平视地

    爱他,更难以俯视地“打”他。人们比较能接受被这样的人所爱,而不大有勇气

    主动地爱这样的人。难怪鲁迅一旦得到,就欢天喜地地俯首甘为“嫩棣棣”了。

    就这样,反传统健将鲁迅巧妙借用名教陋习,开创了这一反名教伟业;而鲁迅的

    两个超级昏招,竟帮助他一举赢得了中盘完胜──这一人性解放的爱情胜利,在

    我看来丝毫不逊色于鲁迅对腐朽传统的颠覆性批判。尽管从鲁迅时代直到今天的

    大半个世纪中,针对这段师生恋“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鲁迅《〈两

    地书〉序言》),然而“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同

    上)。在世上原本没有的路上,有越来越多的后继者络绎不绝地走来。正是: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8月19日)

    2003-12-26